焦守恕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在那里接受了6年的高等教育。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在首医大工作了整整17年。可以说，首医大留下了他许多的青春回忆。对于首医大，他有怎样的评价和感情呢？
回忆起当年读书的事情，焦先生说虽然其间经历了“文革”那样的大劫难，使得课堂学习不能正常进行，但是，却因此多了很多与医生、教授们“亲密接触”的机会，自己的动手能力和理论水平在老师们“师父带徒弟式”的教学中得到很大的提高。如今回忆起当年在农村医疗实习的时候，自己组织和主刀的第一个手术——“一个小肠疝气修补术，做了3个小时”的事他还深感惭愧，但“这样的亲自实践，使我真正认识到深入学习医学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坚持理论与医疗实践密切结合的自觉性，成为我今后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指南。”
焦先生将自己毕业后在首医大的17年时光总结为“17年的教学生涯”。“教”是在医学院教授人体解剖学课程，“学”是在医院做大夫。这也是焦先生格外赞同首医大培养模式的地方。他说：“学校积极推行基础教育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特别支持我们这些教师的临床实践活动。我平时教书，课后就在病房、门诊、急诊顶班看病。可以说，这17年是又当老师又当医生。当时医院里连许多后勤师傅都认识我，如果因为基础课较忙，几个星期未到医院上班，他们见到我就会问：焦大夫，您这阵子又下乡巡回医疗去了吧？他们以为我是医院的专职医生呢！”说到这里，焦先生开心地笑起来，好像一个躲得很好的小孩在捉迷藏的游戏中获得了胜利一样。
听说首医大在1980年就在全国率先设立英文班，推行了全部课程用英文授课的计划，我有几分“不怀好意”的“揶揄”起焦先生：“那个时候，作为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您也要用英文授课吗？”焦先生笑了：“是啊。不过那时候我的英文，就是Chinglish，呵呵，硬着头皮给学生们讲啊。可是学生们都很好，很理解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取笑我。我们年轻教师是被赶鸭子上架，不过慢慢我也习惯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问焦先生：“您就没有觉得太难了想要退缩吗？”他认真地想了想说：“没有。当时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愿意做。”
作为老师的焦先生勤恳敬业，作为学者的焦先生年纪轻轻就与人合作写出了头部专著。1980年，他和北大医院的王笑中教授一起写成的100多万字的《神经系统疾病症候学》，在学界受到好评。前几年，有出版社希望由焦先生牵头再版这部著作，但他拒绝了。谈到理由时，他说：“第一，这部书年头太久，有些过时了。第二，因为我现在不在临床，已经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了。”对于当年的成就，可以看出焦先生不无骄傲之情：但作为一位科学家，对事实他又格外客观公正。这样的风度，令人赞赏更令人尊敬。
焦守恕总是感谢学校给了他机会，感谢别人对他的帮助。我忍不住问：“焦先生，我相信您过去一定也遇到过很多困难和挫折，可您还是一直说要感谢。好像那些困难和不公正您都不记得啦！”焦先生听完温和地笑了，想了想他说：“困难总是遇到过的，可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感谢，觉得自己得到的帮助是主要的。我始终相信，一个人能够取得些成绩，那是很多人很多事造就的。我觉得自己非常lucky（幸运）。在学习工作阶段正赶上教育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大潮，时代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学习和实践舞台，当时真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觉。我本人也在母校和师长的教育、爱护和帮助下，从一个幼稚的学生成长为一个教授。我在国内所学的一切，使得我出国以后能够应对工作上的一切困难。我始终相信，成绩不是任何一个人单独就可以取得的，成绩不属于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