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同认为他们那一辈人“恐怕永远轻松不下来”，心中承载太多的责任驱使他们不断往前走。这种社会责任感从他插队时就有了。
1974年，19岁的陈大同到北京昌平插队，农村异常艰苦的体力劳动磨炼着他的意志，也为他以后创业承受更大压力打下扎实基础。村里人看到这个文弱书生干活不惜力，为人正直诚恳，还跟大伙打成一片，渐渐喜欢上他，推选他为村团支部书记，让陈大同从中体会到真正的尊重和爱护。
他少年时由于家庭的原因鲜少受到这样的重视。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在那个年代被“另眼相待”。亲人都不在身边，北京家中只剩陈大同一人，年幼时经历家庭变故使爱琢磨的陈大同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酷爱读书的少年想方设法找书去充实自己，“把能找到的书都看了”，希望能解答他头脑中不断出现的各种疑问。社会怎么了？问题出在哪里？插队生活使陈大同领会人与人互动的重要性，劳动学习之余陈大同跟农民交流，深刻体会农村困境，思考的层次已经上升到国家民族的范畴。
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陈大同在清华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经历长久的知识断层，内心蕴藏强烈的求知欲。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陈大同由于成绩优异而好几门功课通过免修考试，很快成为学校“因材施教”的重点，并提前半年毕业。对此他不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只是“从小就培养出自学能力，求知欲旺盛，自己给自己很大压力，学习并不轻松”。
陈大同深知任何成功都是付出艰苦努力得到的，有付出才有收获其实是他信奉的人生哲学。直到今天，他每天仍然工作12个小时。
“这是在硅谷创业养成的习惯。”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在OMNIVISION废寝忘食研发项目。陈大同拿出当年插队干活的劲头投入其中。“在那边加班加惯了，”陈大同说，“人也许不比别人更聪明，但一定要付出比别人多。在硅谷没有哪个创业公司不是靠更多的付出得到更多的成果的。”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陈大同回忆插队劳动，那种“累的程度远远超出你的想象；而人的忍耐能力也远远超出你自己的想象。所以再苦都能受得了。”
以后当然还有更多的苦等着他：巨大的学习压力，初到异国的无依无靠，创办公司的生存危机等等，这些精神上的压力远比肉体劳累更令人难以承受。然而战胜痛苦的过程让陈大同更加坚强自信。
不知道父母给他起名时是否有所期盼，总之好学善思的陈大同并未辜负这个意义深远的名字。日后当他在美国功成名就时，他放弃那里安逸优越的生活，而选择回到祖国为民族工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