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棠同志逝世了，享年94岁。
荣高棠原名荣谦详。“七七”事变骤起，他带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陈荒煤、张楠、张瑞芳等，到山东、河南宣传抗日。后来，张瑞芳去了重庆，剧团大部分人员到了延安。荣高棠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时，曾经演过一个叫卖梨膏糖的节目，轰动全院，从此大家都喊他“膏糖”，几乎代替了他的原名。
1939年下半年，他跟着林伯渠到重庆红岩村，分配在川东特委工作，兼中共沙磁区区委书记，改用荣高棠这个名字。那时张瑞芳已在重庆电力公司的怒吼剧社演戏，张瑞芳替荣高棠找了个抄电表的职务作掩护，在沙坪坝找了间房子，隐蔽下来。
“皖南事变”发生，正逢要过农历春节，荣高棠在家中还醃了点腊肉。
八路军办事处派祝华开车去找他，一见面就叫他和妻子管平赶紧上车，只能把孩子带走，其他东西都不要了，一车拉到红岩村，见到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说，昨天就派刘光去找他，特务已经知道荣高棠就是北平学生运动中的荣谦祥，荣高棠楼底下住的就是特务，今天算是把荣高棠抢回来了。
现在决定调荣高棠到成都川康特委，去成都走公路危险，只有翻山越岭步行到成都。荣高棠到成都在一个材料库当录事，和钱瑛、廖志高、孙敬文一起，在中共川康特委工作。
同年六月间，苏德战争爆发。荣高棠调回红岩村，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工作（对外为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因为他多才多艺，活跃，很有凝聚力，荣高棠担任了办事处的救亡俱乐部主任。这时，每隔一个期间，办事处要送一批人到延安去，办事处要把这些男男女女装扮成我们的干部和家属，这就需要编造假名册，为他们一个个改名换姓，教他们记清楚自己的履历，经过周恩来亲自检查后，第二天上路，这样才好对付国民党检查人员。荣高棠兼任这个假名制造所的工作。
1945年1月，周恩来为了宣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的成果，《新华日报》成立七周年那天晚上，由办事处和报社的同志，在重庆化龙桥报社的广场上，演出《兄妹开荒》、《一朵大红花》、《牛永贵负伤》三出秧歌剧。邀请重庆文艺界知名人士金山、白杨、张瑞芳、路曦、戴爱莲等以及育才学校的师生前来观看。质朴的演出，散发出陕北泥土的气息，崭新的工农兵形象，获得大家热烈的赞赏。三出秧歌剧中，尤其是《兄妹开荒》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剧中哥哥的扮演者唱的“雄鸡、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长久地萦绕在观众的耳际，扮演这位高大、健壮农民的就是荣高棠。他对用小米养育过他的陕北人民，表达了他无限的深情。
白杨看了荣高棠扮演的哥哥说：“单凭技巧是演不出这个人物的。
从那时起，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成了我坚定的信念。”戴爱莲受到秧歌的鼓舞，采用秧歌剧的形式，编出著名的歌舞剧《朱大嫂送鸡蛋》，“鸡蛋慰劳八路军”的歌声，传遍全国各地。
育才学校师生看了秧歌剧演出后、当天就学会了扭秧歌。从此，育才学校成了重庆和大西南传播陕北秧歌的基地。
荣高棠一曲“雄鸡雄鸡高要么高声叫”，唱得更嘹亮了。他从重庆唱到北京，唱到他以后参与领导的体育界，唱到国内外他足迹所到之处。
1982年，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难之后，他又唱到重庆。
1982年11月2日的晚上，重庆红岩纪念馆的小礼堂里，灯火辉煌，笑语喧天。原南方局的老战士孔原、童小鹏、许滌新、荣高棠、袁朝俊、紫菲、方卓芬、管平等为座谈南方局党史资料，应邀来到重庆。他们离开红岩村已经36年，现在回来，和红岩纪念馆的年轻一代同志举行联欢。
南方局在红岩村的时代，荣高棠是俱乐部的主任，他和王汶在新华日报社首演《兄妹开荒》，招待重庆文艺界，把陕北秧歌的种子撒在抗日大后方，生根发芽。秧歌这种艺术形式，为争民主、反独裁，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要求下，70高龄的荣高棠欣然应命登场。他头扎羊肚毛巾，身穿陕北农民的白布短衫，系上腰带，与纪念馆的年轻女解说员徐慧一起，演出《兄妹开荒》。在群体伴唱声中，荣高棠扛着锄头，扭着秧歌出场了。他红光满面，精神抖擞，那道地的陕北秧歌舞步，一曲高亢的“雄鸡雄鸡高要么高声叫”，引起全场喝彩。我们这些专业文艺工作者也情不自禁地啧啧称羡。表演完锄地之后，荣高棠幽默地对观众说，现在该我这个演哥哥的偷懒睡觉了，随即躺在身旁一张道具椅子上，引得全场哈哈大笑。
演完《兄妹开荒》后，荣高棠也十分激动。他百感交集地在晚会上口占一绝：“红岩何壮哉，久别又重来；回忆往年事，感慨满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