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封建社会的家天下历史，为维持家族统治设立的“祖宗家法”总是一脉相承。这些“祖宗家法”在建国初期对家天下统治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时代进步的面前，死守“祖宗家法”的弊却端越来越明显，最终导致了家族统治的没落。
宋太祖赵匡胤在南北用兵、统一全国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而创立了一整套为其后代奉若圭臬的“祖宗家法”。
赵匡胤深知，唐末以来政权频繁变更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武关系畸形，武臣独揽朝政导致政局混乱，他不希望这样的局面在自己的朝代延续。他也深知只要地方权力过大，节度使拥兵一方，不受中央调遣，自然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天下统一和社会安定。要解决好权力的分配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于是，他找来赵普商议国家建长治久安之策。宰相赵普计谋很多，他参与策划了“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直接把赵匡胤送上了皇位。后来赵匡胤平定南方，赵普更是立了不少大功。因此，赵匡胤事无巨细都跟赵普商量。赵普认为，唐末以来兵戈不息，苍生涂炭，其症结就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
在赵普的辅佐下，赵匡胤制定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大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地方权力进行收夺，以彻底改变五代以来所形成的地方权力过重、威胁中央的局面。
“削夺其权”，即削弱地方势力。乾德元年（963年）平定荆湖以后，赵匡胤做出了废除荆湖地区“支郡”的规定。他宣布，新征服地区仍保留节度使，但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直属京师”，这样“支郡”就被取消了。随着南方诸国的逐渐被平定，罢除“支郡”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到宋太宗时，已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支郡制度，同时，宋太祖逐渐向这些地方派遣文臣出任“知州”，以取代原来掌管州务的防御使等武将。宋太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选派出上百名文臣，分治原为各大藩所辖的支郡，形成了宋代的“以文臣知州事”的制度。
同年，赵匡胤又订立了两项限制州郡长官权力的措施。一是“三岁一易”，“知州”、“知县”在一地任职以三年为限，不得久任。乾德三年（965年），北海军知军杨廷美任职已满三年，由于其为政清廉，颇得百姓爱戴，当地民众数百人赴京守在宫门口请愿，要求留杨廷美继续在北海任职。赵匡胤先是下诏劝他们散去，无效，于是采取断然措施，“笞其为首者”，使“三岁一易”的措施得以施行。另一项措施，是在州郡设立通判。通判名义上与知州共同判理政务，其地位略低于知州，但事实上由于其负有监督州郡长官的特殊使命，知州往往还要怵其三分，所以，宋朝州郡长官与通判不和的问题一直存在。
“制其钱谷”，即收夺地方财权。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发布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诏令，要求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属于货币的部分应全部辇送到京城，不得无故占留。次年三月，又一次重申了这道诏令。随着钱币的集中，宋朝中央对地方其余财物的控制也逐步加紧了。
自此以后，“粟帛咸聚王畿”，地方藩镇失去了对抗中央王朝的经济后盾。
地方丧失了财权，自然也就无法“屯兵自重”了。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与赵普所讨论的“收其精兵”的措施实施起来就更顺利了。赵匡胤为收地方精兵而创立的兵分禁、厢的制度，为其后代一直沿袭下来，成为两宋兵制中的一大特色。
“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收到了长远的效果，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天下之权悉归朝廷”、“四方万里之遥，奉遵京师”的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以后两宋300多年的统治中，赵匡胤所确立的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为“祖宗之法”的主要内容，一直为赵宋历代君臣所恪守。
在调整和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同时，赵匡胤对君臣关系也进行了调整。在他看来，地方权力虽已集中到朝廷，但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问题，因而，应该进一步削弱文武百官的权力，使已由地方集中到朝廷的权力最后完全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总揽威柄”，“独制天下”。
宰相是封建社会的“百官之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赵匡胤即位后，宰相奏事仍沿旧制，但赵匡胤已开始采取措施降低宰相的地位了。
与削弱相权同步进行的，是在百宫中推行“官、职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宋代官制中，“官”是品级，只有据此享受俸禄的作用；“职”是殿阁、馆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亦没有实际权力；只有由皇帝或中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是实职，即执行实际权力的职务。赵匡胤推行的这种职权分离、名实混淆的任官体制，使任何官员都无法集中权力、荣誉、威望于一身，权大者并不一定职高，望重者并不一定位显，这样，也就很难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了。
皇帝临时“差遣”的实职，也是依照“分权而相互牵制”的原则进行安排的。以兵权为例，枢密院与三衙分握发兵权和管兵权，互相牵制，将帅尽管平时统辖部队，但战时由皇帝临时派遣，率兵出征，事定之后，兵归三衙。
为了扩大统治基础，赵匡胤制定了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政策。他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以劝励教化。针对五代时期文教不兴、学校荒废的情形，赵匡胤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当国子监开学讲书之日，他很高兴地派人送去美酒、蔬果以示祝贺。随着文教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了统治集团。赵匡胤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对这些文臣再也不能像五代时期那样只是当作点缀摆设，而应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其次，赵匡胤改革和推进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宋初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具有一定文化的人，都可以前往应举。同时，严格考试制度，以防权贵豪门请托舞弊。
赵匡胤的重文政策，使统治集团内部畸形的文武关系得到了调整。国子监辟雍外景加图：《二十四史》p440的S1685一方面是调整了中央与地方、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使地方的行政、财政、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力不断向中央集中，最后又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形成了至高无上的君主集权制；另一方面开科取士，重文用武，广罗人才，又极力扩大了这一专制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一政策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加大了中央财政的支出，到宋朝中期出现了积重难返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