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背景”
鲁隐公六年，五月十一日，郑庄公侵入陈国境内，俘获很多奴隶和财物。
从前，郑伯请求和陈国媾和，陈侯不答应。陈国的五父劝谏陈桓公说：“只有睦邻友好，才能保证国家平安无事”，陈桓公说：“宋国和卫国才是陈国的心腹之患，郑国又能奈我何？”终于没有答应。所以导致了隐公六年的祸害。
当时的君子说：“善不可以失去，恶不可以助长，陈桓公不知道悔改自己的错误，祸害就随着来了，即使要弥补，还能来得及吗？《商书》里说：‘恶的蔓延扩张，如烈火燎原，不可靠近，何况是扑灭它呢？’周任（古之良史）说，‘做国君的，见到恶，就应该像农夫务必要铲除杂草一样，断绝它的根脉，使它不再繁殖，只有这样，善才能发展兴旺。’”
东莱先生从反面设问，然后正面阐释、肯定了《左传》对陈侯的严厉批评，指出恶往往由于轻忽造成。
“原文”
盛怒不发于微罪，峻责不加于小疵[1]，此人情之常也。陈侯[2]不许郑伯之请成，遂至于见伐。其失讲信修睦之义，固可责矣，然春秋诸侯一战一和，一通一绝，习以为常。如陈侯之罪，晋楚齐秦以降，莫不有之也。左氏乃深排而力诋之，至以谓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3]。虽大无道之君，责之不过如是。何其远于人情耶？以左氏之言较陈侯之过，犹犯笞杖之罪而加斧钺之刑，逋[4]升斗之租而责仓廪之粟。苟左氏，愚人也，则可。使左氏少知治体[5]，岂容若是之舛[6]耶？辞之严，责之峻，是必有深意存于其间也。
“注释”
[1]疵：缺点、毛病。
[2]陈侯：陈桓公。
[3]乡迩：接近、靠近。乡，通“向”。
[4]逋：拖欠。
[5]治体：治理国家的道理。
[6]舛：错误。
“译文”
对细微的罪过不大发雷霆，对微小的毛病不严厉地责备，这是人之常情。郑庄公向陈桓公要求媾和，陈侯不允许，于是遭到郑国的攻伐。陈侯不守信用，违背和睦相处的原则，固然应当被责备，但是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一时战争，一时和平，一时交通，一时断绝关系，这些事例都多得习以为常了。像陈侯这样的过失，从晋楚齐秦这些大国往下，没有哪个国家没犯过的。左丘明却对陈侯极力诋毁，严加责备，甚至说陈侯的过失如烈火燎原，不可靠近。即使是十分昏庸无道的国君，对他的责备也不过如此了。左氏的议论为何这么不近人情呢？用左丘明的批评和陈侯的过失相比较，就像只犯了笞杖的罪过却对他施以刀斧的重刑；只拖欠了升斗的粮租却责罚他一仓库的粟米。假如左丘明是一个愚蠢的人，他犯下这样的错误，是可能的。假如左丘明稍微懂得一些治国的道理，又怎能容忍有这样的错误呢？言辞严厉，责备严峻，这其中必定存在深刻的含意。
“原文”
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忽[1]。惧者，福之原也；忽者，祸之门也。陈侯以宋卫之强而惧之，以郑之弱而忽之，遂以为郑何能为，而不许其成。及兵连祸结，不发于所惧之宋卫，而发于所忽之郑，则忽者，岂非祸之门耶？虽郑师之所侵，不过毁卢舍，驱老弱，略牛马，然推“郑何能为”之一语，实亡国败家之本，殆[2]古人所谓一言而丧邦者也。
“注释”
[1]忽：疏忽、忽略。
[2]殆：大概是。
“译文”
天下的事情，由于畏惧而成功，由于疏忽而失败。畏惧，是福气的根本；疏忽，是祸患的门径。陈桓公因为宋卫两国强大而惧怕它，因为郑国弱小而轻忽它，以为郑国没有能力做什么，便不答允和他媾和交好。等到兵事已起，祸患已成，不是由他所惧怕的宋卫两国发起的，而是由他所轻忽的郑国发起的，那么轻忽岂不是祸患的门径吗？虽然说郑国军队来侵犯，只不过是毁坏房屋、驱赶年老体弱之人、掠夺牛马牲畜，但推究陈侯所说的“郑国能干什么”这句话，却实在是亡国败家的根源，这大概就是前人所谓的“一句话就可以亡了国家”吧。
“原文”
秦弱百姓而备匈奴[1]，岂非惧匈奴之势强，而谓百姓何能为乎？然亡秦者，非匈奴也，乃“何能为”之百姓也。汉抑宗室而任外戚[2]，岂非惧宗室之势迫，而谓外戚“何能为”乎？然亡汉者，非宗室也，乃“何能为”之外戚也。晋武帝以戎狄何能为而不徙[3]，故卒亡于戎狄[4]；隋炀帝以盗贼何能为而不戒[5]，故卒亡于盗贼。以至项羽之视高帝，王莽之视汉兵，梁武之视侯景，明皇之视禄山，皆始以为“何能为”，而终至于败亡也。是则陈侯“何能为”之一语，实千载乱亡之所自出。左氏安得不深排而力诋之乎？
“注释”
[1]备匈奴句：秦始皇担忧匈奴会成为秦朝统治的祸患，因此使将军蒙恬伐匈奴，并修筑长城一万余里。
[2]汉抑宗室句：抑，压制；宗室，皇族；外戚，帝王的母亲和妻子方面的亲戚。王莽是外戚而后来乱政，太后做宗主。
[3]晋武帝句：晋武帝，即司马炎，篡魏践位二十五年；戎狄，对西部和北部少数民族的统称。晋武帝太康十年四月，鲜卑族慕容廆降成为都督，冬天十一月，又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晋朝太子上书警告朝廷，朝廷不听。
[4]亡于戎狄：即五胡乱华，西晋遂亡。
[5]隋炀帝句：隋炀帝，即杨广，在位十三年，后为宇文化及所弑杀。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内史郎虞世基因为帝厌恶盗贼，就匿藏反叛的情况不上报，于是盗贼遍布全国，世基说小的祸乱虽然多，但不足为患。
“译文”
秦朝削减百姓的势力，却去防备匈奴，这难道不是怕匈奴势力强大，却说百姓们不能做什么吗？但是灭秦朝天下的，并不是匈奴，而是“不能做什么”的百姓；汉朝压制同宗亲属，却重用外戚，这难道不是惧怕同宗亲属的势力逼近，而认为外戚不能做什么吗？但是灭汉朝天下的，并不是同宗亲属，而是“不能做什么”的外戚；晋武帝以为戎狄外邦人不能做什么，便不把他们移到别处去，所以终于灭亡在外邦人手里；隋炀帝以为匪徒奈何我不得，便不对他们警戒预防，所以终于灭亡在匪徒手里。至于项羽看待汉高祖，王莽看待汉末起义军，梁武帝看待侯景，唐明皇看待安禄山，都是起初以为他不能做什么，而最终至于失败亡国。照这样看来，那么陈侯所说的“不能做什么”一句话，实在是千百年来动乱灭亡的根源所在，左丘明怎能不对他深切地责备批评呢？
“原文”
呜呼！君子之论，常得其本；众人之论，常得其末。凡人臣之深戒人君者，必曰暴虐也，淫侈也，拒谏也，黩武也，皆人君之大禁也。至于论桀纣幽厉[1]之恶，亦必以前数者归之。殊不知是数者，皆末也。其本，果安在哉？
“注释”
[1]桀，指夏桀；纣，指商纣；幽，指周幽王；厉，指周厉王。都是历史上的暴君。
“译文”
唉！君子的言论，常常探究到事理的根源；普通人的言论，常常只涉及到事理的表面。一般臣下让君王深以为戒的，一定说是暴虐、淫侈、不采纳谏议、滥用武力，这都是君主的大禁忌。至于评论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的罪恶，也必定把以上几条归附到他们身上。却不知道这几条只是枝端末节，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原文”
人君必谓民怨何能为，故敢暴虐；必谓财匮何能为，故敢淫侈；必谓争臣[1]何能为，故敢拒谏；必谓穷兵何能为，故敢黩武。是则何能为者，万恶之所从生也。苟不探其本，则“何能为”之言，虽有致乱之端，而未有致乱之形；虽有可畏之实，而未有可畏之迹。非知几[2]之君子，孰能遏滔天之浪于涓涓之始乎？深矣哉，左氏之论也！
“注释”
[1]争臣：能谏诤之臣。《孝经谏诤章》记载，昔日天子有诤臣七人，诸侯有五人，大夫有三人。争，同“诤”。
[2]知几：根据事物的细微迹象预知事态的动向。
“译文”
做国君的一定说百姓的怨恨成不了什么，所以才敢去做暴虐的事情；一定是说国家虽然财用空虚却奈何我不得，所以才敢去做浪费奢侈的事情；一定是说劝阻我的臣子奈何我不得，所以才敢拒绝听取建议。这样看来，“不能做什么”这句话，正是万般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根源啊。假使不推究这个根源，那么“不能做什么”这句话虽有造成祸乱的原因，却没有造成祸乱的迹象；虽有可怕的实质，却没有可怕的行迹。若不是识机的君子，谁能够把那滔天大浪阻挡在那小小流水刚开始流淌的时候呢？左丘明的话，也实在是深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