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理论模式中，理想的统治者是“君”与“师”两种角色的有机融合体。自汉朝“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君主中不乏推行“教化”之道者，其中的朱元璋最为显著。有人根据朱元璋政当严苛的特色断言他采用的是法家的治国之道，此虽有一定道理，然未达其用。从总体上看，朱元璋的治国理想浸透了儒家精神，他一直努力使自己成为符合儒家规范的君主，兼任起有富民之责的“君”与有教民之责的“师”的双重职能，“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终其一生，朱元璋“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做了大量工作，收益也较明显。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像朱元璋这样切实贯彻教化政策、从事社会教育、大力移风易俗的君主，还是比较少见的。朱元璋之所以如此重推“教化”，既有深刻的思想背景，又有急切的现实性根源。
在先秦儒家学说中，“礼治”、“教化”是其治世理想中的重要概念，然其时列国纷争，各国皆讲求富国强兵之术，儒家的治道不受重视。秦朝以法家立国，汉初则仿老是尚。
从汉武帝开始，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然汉朝的治道实际上是兼杂“王道”和“霸道”。汉代以后的九百年中，儒家思想虽未失去主导地位，但受到佛教、道德思想的强烈冲击，儒家的治世理想无从发挥。从唐代后期开始，伴随着门阀世族社会的士大夫社会的过渡，儒学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并最终形成了在此后数百年间主宰着中国人的思想世学的理学。理学家们期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具有极其热烈的以伦理治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被列为“四书”之一，备受理学家们尊崇的经典《大学》，开头一句本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但程颢却将“亲民”校改为“新民”，这一字之别，深刻反映了理学家们试图通过“新民”，赋予社会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希望和新的行为方式。而且，理学家们不仅从事抽像的理论阐述，也热衷于构画切实可行的礼仪规范，并努力付诸实施，发动了一场移风易俗的深层社会运动。如张载规范宗族组织，吕大均兄弟创设乡纳，朱熹整理家礼，皆是其表现。宋朝沦之，蒙古人成为中国的主宰，在中原士人的努力下，理学的影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有提高，并导致了制度层面上的变化，而制度层面上的这些变化，又进一步促进了理学的普及。第一，元朝开科取士，明确规定《四书》、《五经》以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注疏为本，理学取得了官学的地位，这必然促使士人以讲诵理学为务；
第二，元朝曾试图以理学家的礼仪构想礼化社会，如尚书省礼部曾据《朱子家礼》制定婚姻礼制，扩大了理学在基层社会的影响。朱元璋崛起的时代，理学已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他征辟、任用的儒士，大多是当时著名的理学代表人物。这些人遭逢乱世，期望“有王者起”，把他们的治世理想付诸实施。如范祖干初见朱元璋，即持《大学》以进，并据此陈述治国平天下之道。在这些儒士的熏陶下，朱元璋的治国思想打上深深的理学烙印。所以在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便很自然地以理学思想全面规范社会。
朱元璋极力推行教化政策，不只是出于对理学思想的热忱，也出于“以夏变夷”的现实需要。经过金元两朝，特别是元朝近百年的统治、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对汉族社会浸染很深，就是江南饱读诗书的士人也鲜能例外。方孝孺曾描述当时的情况说：“元朝占有江南后，用粗陋怪戾的风气去影响当地优雅文明的习俗，几十年后，江南风习大变，宋朝的遗习消失殆尽。儒士们辫起头发，穿上短衣，模仿蒙古人的语言和打扮，希望能受到重视，进入仕途。不这样做的人，反而被视为庸鄙怯懦，受到讥笑。不是信念特别坚定的人，很少有不随习俗变化的。”对于这种“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的状况，朱元璋深为不满，决心加以改变。北伐前夕，朱元璋在告谕北方民众的檄文中，就明确宣称：“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很显然，朱元璋已把自己当作负有复兴中国文化传统的神圣天命的“圣人”，他要通过“教化”清洗被异族“污染”的风俗，使“先王衣冠礼义之教”重新发扬光大。
朱元璋热衷于“教化”，也怀有建立和维持上下有序的社会秩序的现实目的。朱元璋由乞丐而为天子，这巨大的身份变迁既给他带来惊喜，也给他带来忧惧，他深怕再出现类似自己的人物，危及大明王朝的安全。在朱元璋看来，世道的治与乱，与风俗的美与恶大有关联，而“治道必先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他强调说：“好仁的人，耻于做不仁的事；好义的人，耻于做不义的事。如果大家都崇尚仁义，风俗怎能不淳美？国家怎能不兴旺？如果不明白教化是治道的根本，致使风俗败坏，人民不知道去追求善，却去追求恶，国家要想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所以，朱元璋要力行“教化”，也想通过“教化”塑造一个“家识廉耻，人知礼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安分守己，不敢为非作歹，“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
朱元璋曾对大臣们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都把制定礼仪制度放在首位，用以区别贵贱等级。”于是，他不辞辛苦，亲自过问，为各阶层人民制定了详细的礼仪行为规范，以使他们皆有所守而不逾度。朱元璋还从自己小时候家庭贫穷，无钱读书，“遂致圣人贤人之道一概无知，几丧其身焉”的亲身经历，认识到让人民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重要性，并编写了一些直白简明的读本以供百姓学习之用。为了移风易俗，推行教化，朱元璋的确是不遗余力，煞费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