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军事斗争生涯中，朱元璋非常注意斗争策略，从不凭一夫之勇蛮冲蛮打，鲁莽行事。有时候，敌人的力量相对强大，朱元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冒险攻击敌人，甚至做出某些让步。从长计议，以免吃眼前之亏。他很清楚，在军事斗争中，只贪一时之功，图一时之快，解一时之恨，危害是非常大的，有时还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前功尽弃。只有具备了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有屈有伸，善于斗争，才有可能得到发展，夺取最后的胜利。至正十三年十月，元朝丞相脱脱率师围高邮，分兵攻六合。六合的农民起义军派人到滁州来向郭子兴求援，郭子兴派朱元璋领兵出救。元兵排出倒海般地攻过来，六合城防御工事全被摧毁，朱元璋等将领指挥守兵拚命抵抗。后来，实在抵敌不住了，朱元璋只好组织全城军民撤退到滁州。元兵跟踪追击到滁州城外，朱元璋于中途设下埋伏，令部将耿再成佯装败阵逃走，引诱元军进入了伏击圈，把元军打得大败。这时，朱元璋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虽然眼下打了个胜仗，但元军势力很强大，而滁州却是孤城无援，若元军再增兵围攻滁州，一定会吃大亏。于是，朱元璋就令城中父老把战场上获得的元军马匹辎重，并带牛、酒奉还元军。还告诉元军将领说：滁州城中全是良民，现在聚集在一起，纯粹是为了防御寇盗。我们愿意供应给大军军需给养。你们怎么分兵来打滁州呢？应当去攻打高邮才对，饶了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吧。元军打了败仗，丢失了一大批马匹和其他军需物资，害怕受到上司怪罪。正万般无奈时，一见来人送回了马匹辎重，还说好话求情，就引兵离去，“滁城得完”（《明太祖实录》卷一）。尽管朱元璋把元军引向高邮是不太道德的，但是，这仍不失为一个保全自己的好计策。至正二十一年，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进军山东，几乎占领山东全境。北边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不但小明王的都城安丰难以保住，就连朱元璋的根据地应天也随之暴露在敌人面前，情势岌岌可危。朱元璋十分清楚，他所占领的地区几年来之所以比较安定，军事力量之所以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凭小明王的红巾军主力在北边掩护。现在局势突变，万一安丰失守，就得直接面对元军的主力进攻。
分析敌我实力，实在相差太远，硬打硬守显然是不行的，必须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避免和元军主力决战，以图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决心向察罕帖木儿求和。他两次派使臣去见察罕帖木儿，送上重礼和亲笔信，请求通好，实质上就是表示投降。察罕帖木儿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于是，朱元璋抓住这个时机，西攻陈友谅。朱元璋在对敌人发动进攻的过程中，有时遇到敌人实力较强，自己消耗太大，得不偿失，他就会主动停止攻击，以等待时机。朱元璋渡江建立江南政权以后，为了安定自己的这个刚建立起来的本大营，就下决心先攻打张士诚。至正十七年（一三五七年）七月，朱元璋在攻下常熟后，觉得张士诚部队的战斗力较强，有的据点动用兵力大，攻击时间长，很不容易对付，再打下去，不太合算。于是，他就主动中止了对张士诚的攻势，而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浙东方向的元朝统治区。朱元璋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抓住有利时机，采取军事行动，以取得理想的战果。至正二十七年（1367）前后，北方的几个元朝将领为争军权、抢地盘，一心一意打内战，拚得你死我活，杀得昏天黑地，谁也顾不上反元的势力。在军事将领之间打内战的同时，元朝统治阶级最上层宫廷的内部矛盾，也日益激化了。宫廷的权利斗争与军队的相互撕杀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相互利用，元朝统治阶级就分裂成为两个相互倾轧、残杀的集团。双方都要争夺政权，都有贵族官僚支持，都有军事力量作后盾，势均力敌，斗得不可开交，逐步形成了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朱元璋就抓住元朝内部打得难解难分、无暇他顾的有利时机，乘机东征南伐，扩大地盘，充实军事力量。当朱元璋北伐大军临近城下时，元朝的军事将领们才如梦初醒，急忙停止内战，但又不愿意和其他元将配合，不愿听其他元将指挥，还是各保一方，各自为战，这又为朱元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提供了良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