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鲁迅文学院，一位作家朋友突然问我：“你们江苏有个丁帆？”
我说：“是的。咋？犯案子啦？”
那位朋友笑了：“别捣！他是搞评论的？”
“嗯！”
“你认识他？”
“当然。哥们！”
我顺口答曰，借了个词。因为在北京常听到这话。卖青菜的称“哥们”，文学圈子里的朋友也称“哥们”。咱客居北京，别坏了人家的规矩。
其实，我和丁帆总共也没见过几面。我常住苏北，不大到南京去。他常住扬州，也不大到南京去。只偶尔开会碰到一起，作过几次深谈。我们很快成为知己。人们常说，看透一个人需要长期观察和接触。可我没那个耐性。那样太累人。我想，一个人可交不可交，接触一二次也就够了。看来，丁帆也是这样交朋友的。他视我为知己，什么话都敢对我说，并不设防。我当然也一样。其实，江苏文坛上的年轻人都这样。这不是毛病。
丁帆。年龄和我相仿。我想他是男性。但有一张白净面孔，一脸善相，还有点儿腼腆。只在争论问题时张牙舞爪，快语如珠，表现出他的机敏和智慧。
丁帆对批评的严肃追求，是令人佩服的。
而一个严肃的批评家，首先是他的独立性。他认为，批评家就是批评家，既不要做政治的工具，也不要当作家的附庸。批评家在批评的过程中，完成对自己的塑造。
应当说，如今“工具批评家”是越来越少了。那种专爱打棍子、扣帽子的批评家已近乎绝迹（偶有个把，倒是应当作为珍禽加以保护）。但某一圈子里庸俗的吹抬现象还是时有所见。比如某一作家，当然是某一名家，发出一篇作品。这篇作品大家有目共睹，也就那个样。并不怎么出色，也不复杂，更不深奥。发了也就发了。谁也不能要求名家的作品篇篇都是名篇。这谁也做不到。但偏偏关于这篇作品的颂扬文章一篇连一篇出现。张三说好，我闻出有花香；李四说不，还有麝香；王五说我又嗅出一味，还有奶香……于是弄得天花乱坠，不着边际。大家看了传为笑谈，以至连那位作家也难为情起来。在这里，严肃的批评不见了。
而丁帆偏安扬州，圈子意识是没有的。据我所知，他是为贾平凹写评较早的一位。那时，他还不认识贾平凹。平凹也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名气。但他看出他的作品好，看出他的才气，于是欣然命笔。这就需要勇气和慧眼。
丁帆和江苏的一群青年作家关系是极好的。可他没有廉价吹捧过任何一个人。倒是常有些不同意见。而且坦率地说出来。老实说，对他那些批评意见，大家也很少接受。于是就发生争执。争执的结果，仍然是你谈你的，我写我的。或者叫你写你的，我谈我的。谁也不可改变谁。正是这种坦诚的交锋，使大家坐在一起感到开心。文学这东西，原本说不清。每一个作家的情况都不一样，都应当而且也只能依照自己的个性进行创作。批评家也是如此，可以是社会学的批评，可以是历史学的批评，也可以是美学的批评。在如此众多的个性选择中，要求作家和评论家“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
对此，江苏的青年评论家丁帆、王干、费振钟，都是清醒的。在一篇题为《建设独立的批评价值观念》的文章中，三人有这样的对话：
费振钟：一切都是平等的，作家和批评家，创作和批评都在对等位置上交流，这正是建设独立的批评价值观念的理想气氛。
王干：我鼓吹创作和批评、作家和批评家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不是感情上和理念上的对立，而是指在审美创造上的对立。
丁帆：事实上，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不可能没有距离，企图消灭距离是愚蠢的。
但作家和批评家之间，也会有视角的交合点，出现共同的审美愉悦。我的一个中篇《涸辙》在《钟山》发表后，丁帆看到了，居然激动得一夜没睡觉，写出一篇评论来。又写来信，他说这篇作品有“精灵般的艺术感觉”，无论从内容到写法上，都有新的突破。我回了他一封信，说你对我的评论，好像从来没有这般慷慨过。犯神经了怎么的？
事实是，丁帆过去对我作品的评论，其实对我的创作是起了“渗透”作用的。而我的创作也在改变着他的批评。正是在这种各自独立的精神活动中，我们互相之间加深了理解，而达到“神交”。我所说的“哥们”，也就是指这个。
丁帆不是所谓的“新潮派”，更不是所谓的“传统派”。他的知识结构，他的研究方法，是融会了古今，贯穿了东西的。我想他是对的。这是一条厚实的路。
但丁帆仍需再多一点锋芒。那种咄咄逼人的锋芒。
眼下，批评界似乎整个儿都有点瘟头瘟脑。岂止丁帆个人？
1988.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