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原名以文，后称李寿成，又改为李秀成。1823年（道光三年）出生在广西梧州府藤县长恭里新旺村，父亲李世高，母亲陆氏，只生李秀成、李明成两人。
他的家贫寒、困苦。他们没有自己的田地，也租不到半点田地，只得给地主做雇工和开垦山地种植一些吃的过日子，虽然年年从头到尾牛马一般地辛勤劳动，却还是食不裹腹，时常受饥寒交迫的威胁。
李秀成便是在这样一个穷苦家庭里成长的。作为一个贫雇农的儿子，在当时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然而，命运也给他带来希望之神，使他有机会学到一点文化，在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一直使他受益匪浅。这是因为他的舅父是个村塾教师，在李秀成8岁那年，他舅父把他带过去读了两年书。在他10岁时，尽管跟着他舅父读书不交学费等，但他家实在太苦了，不但供不起他念书，而且家里人口太少，缺乏劳动力，只好把他叫回来帮助父母解决家里的困难，他就这样中途辍了学，这真是贫穷的孩子早当家啊！
后来，还是靠他舅父的力，把他保荐到当地各个村塾去做帮工，使他能得到一些工钱回来分担家里的 负担。他在村塾里一边做帮工，一边乘休息时间，看些历史典故。那时候，村里的学童，都是地主、富农的儿子，秀成在那里做帮工，就必须还得侍候他们。虽说都是儿童，但人家是人上人，自己是人下人。而他要保持这份工作，还要低三下四地去取得他们的欢喜，除了侍候这些少爷，整理桌椅和书本、扫地等事外，还得陪着他们玩，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故地动他一下，打他一把，有时逗他哭，甚至，把他当马骑，或叫他做狗爬过他们的胯下。对这一切，他都逆来顺受。生活的经历给他划下了一条阶级鸿沟，深深地刺痛了他的自尊心，在他心里埋下了深刻的阶级仇恨。
在李秀成的一生里，有一个突出的性格，就是“外柔内刚”。“外柔”即他在外表、行动上表现得委婉、顺从；“内刚”就是做事坚强、果断。李秀成这种性格，早早形成于童年时在各村塾做帮工的时代，在那痛苦的、无时无刻不受人欺压的日子，尽管他尽量地忍耐，在外表上装得如何的软弱，但在他内心，时时表示出反抗与愤恨。他的性格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磨炼而成。
在秀成的时代，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除私塾读的经书外，常常有外地人背着书到各个私塾门前来向学童出售，大多是各种各样的应用书，其中以古典小说最受学童的欢迎。李秀成由于在村塾做帮工，有机会从教师或学生和他舅父那里借些书来看，再加上他已有两年学习的功底，又长期在村塾的特定环境下，耳濡目染，逐渐学会了写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文章，所以，他后来写得一手《明顺》的本章。后在太平军中，他还随他的家庭教师学习了七天的天文知识，这对他影响比较大，在每次出征前，总是要看一下天象，选择吉利的日子出征。
少年时，对李秀成影响最大的还是《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这两部演义小说。他把《东周列国志》读得很熟，他在自述里用的“不忿”等词汇，都是从《东周列国志》中学习过来的。还有在《东周列国志》里叙述的越王勾践灭吴的故事，也一直影响到他被捕在狱中的行动。还有其中的“刚柔相济，相机而动”也一直影响他在村塾的少年时代，以及他在日后的所作所为。他还常常用《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为榜样教导将士和士兵。在李秀成一生军事生涯中，他用兵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专以智取”，“兵不厌诈”，这正是他从《三国演义》中运用过来的，还有他从童年开始形成的“外柔内刚”的性格在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发挥，其原因也是跟《三国演义》的影响分不开的。
几年后，李秀成已经长成“小大人”了，因此，他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活，而且在村塾的头一年里，他的父亲因为过度劳累而病死，所以，家中的一大堆活儿都由他干，他不得已每天天未亮就起来，煮饭、劈柴、扫地，然后又匆匆吃过早饭，急忙赶到村塾做帮工，下午回来，又得上山锄地，种些粮食。后来，年龄太大了，就再没去村塾当帮工，而是承担起家中的生活重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整天上山干活，开荒种粮，砍树烧炭。尽管一年到头，一家人都累散了骨头，但日子还是非常艰难，稍稍碰到天灾、人祸，就会被寒冷与饥饿所折磨。但他没有向面临的重重困难低头，而是挺起胸脯向生活的恶魔搏斗，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苦黑暗的岁月。正当他挣扎在无穷的黑夜的时候，前方终于来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