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品石、赏石、雕石、藏石的“石文化”。不少中国人爱石成癖，喜求石上之趣。这是与中国人偏爱和追求自然美这一心理特征有密切关联的，而中国印章就是石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印章、镌刻，还有精辟的印章艺术理论都是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源远流长的中国印文化
中国古代印章多采用篆书入印，所以有篆刻之名。篆刻艺术是由古代的印章艺术发展而来的。所以谈到篆刻艺术，可以先从古代印章艺术说起。中国印章艺术源远流长。本世纪30年代中期，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3颗商代的铜质印章，此即商代的“三玺”，距今有3000年，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印章。春秋战国时期，玺印的用途逐渐广泛，玺印的制作也增多，玺印的印形、文字安排都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性，反映了当时思想的生动活跃的局面。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玺印的名称作了规定，皇帝用的印章称“玺”，一般人的印章称“印”。为了制造玺印的方便，还定出了一种叫做“摹印篆”的专门文字。
到了汉代及魏晋南北朝时代，印章艺术进入了一个繁荣时代。汉代印章按使用者和功能的不同，分类进一步细化，印章制作趋于精致，印章文字在摹印的基础上，笔画加以屈曲延伸，叫做“缪篆”。在文字上更方整、工致，表现出一种端正庄严的气象，反映了汉代强大昌盛的威仪。后来的魏晋、南北朝的印章都基本上承袭了汉印风格。但由于文字演变发展，隶书、楷书相继出现，人们对篆书的书写疏远了，所以印章中篆书的书法水平不及汉印。唐、宋时期是印章艺术向篆刻艺术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由于官方的铸造限制，私印流传很少。但这时的文人已经开始在工人铸造之外亲自试刻印章，制印的目的在实用的基础上逐渐趋向于欣赏，这就使印章艺术发生质的改变，演化为篆刻艺术。在元代，汉印传统表面上已经衰竭，但是文人、士大夫，却仍在收集古印，珍藏印谱。元代著名的书画家，赵孟对篆学研究也很深，他的篆刻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可以说在中国篆刻艺术的理论方面奠定了基础。在他之后，王冕在浙江发现了可用于刻印的花乳石，在实践上对篆刻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
篆刻艺术的春天
中国真正的篆刻艺术是从明代兴起的，有功之臣便是文彭。文彭（1498～1573），字寿承，号三桥，苏州人。他是文徵明的长子，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擅长诗文书画，对于篆刻境界的开拓有极大的贡献。元代的王冕虽然发现用花乳石能刻印章，但经验没有及时推广。直到160年后，文彭在南京意外得到四筐用来制作妇女首饰的青田冻石，试着自刻印章，效果很好，从此就在文人中兴起了篆刻艺术。文彭是中国第一个篆刻艺术流派—“吴门派”的祖师。他力倡复古，以汉印为法，矫正当时惯用而嫌板滞的九迭文和过于纤弱的元朱文，因此他的作品秀润典雅、清而有神，成为后世的典范。他又以大量的诗词入印，使印文的范围扩大。印章在实用之外，使得文人在方寸之间可以寄寓情志、涵咏性情。他还注重印章的边款，将印侧边款诗文和印面上的印文直接融为一体，不仅深具书法之美，同时印人的名字也流传下来，足令后人仰慕。
文彭用石刻印，带来了篆刻艺术的春天。他的开创之功不可没，使得有明一代篆刻名家如云。与他同时期的篆刻大家何震（约1541～1607），是文彭的学生和朋友。何震初学文彭，后来文人界兴起一股“汉印热”，他就力攻汉印。他从多方面探索，所治之印能自具风格，受到众人称赏，成为印坛上的一面新旗帜。何震的篆刻于是声价百倍，印名大震。后来经朋友推荐，他到北方游历，许多官吏以拥有他的刻印为荣，在文人中学习何震蔚然成风，全国的篆刻艺术中心也像旋风一样从吴门席卷到黄山一带，形成“黄山派”，也称“徽派”。何震就是“徽派”的祖师。当时与“吴门派”、“黄山派”鼎足而立的还有“泗水派”，是由苏宣（1553～1626以后）创立的。苏宣原在文彭家设馆教书，在文彭的影响下学习篆刻。开始既学文彭又学何震，到后来他纵览秦汉印章，眼界大开。他觉得历代印章各不相同，由此而领悟到篆刻要有变化。他的作品风格爽朗、韵味深厚，自成一派。泗水派著名的治印者有何通、程远、徐东彦等人。明代文人篆刻自文彭、何震、苏宣开创后蔚然兴起。文、何、苏三足鼎立的局面在万历中后期已为印坛所公认。
明代的文人篆刻虽然流派纷呈，风格各异，但都有“文人化”这一共同的特点：首先，一批有金石癖的文人成为篆刻界的领袖和主体力量，一般文人、书画家几乎无不喜欢用印、藏印；其次，中国书画所谓的“四绝”，即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模式在明代日益兴盛起来，四者相互渗透，相互滋养，印章常常成为文人写意画和书法作品中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最后，印章内容不再局限于官印和姓名印，更有大量的印文或摘自经史典故、诗词佳句，或反映他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人生态度、艺术主张，充分反映了古代文人某种特定的情趣。这些特征为后人所发扬和继承。
成熟的印章艺术理论
艺术的繁荣须有相应的理论作为指导，印章艺术也有其理论，即所谓“印论”。明代文人篆刻家不仅仅停留在实践上，而且特别注重发扬传统、总结经验，从而推动着这门艺术向纵深拓展。元代时印章艺术作为一门理论已经初具雏形，而明代是印论史的成熟期，篆刻理论得到空前的发展。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印学思想的著作——周应愿的《印说》就诞生于这个时代，其他印章理论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种热潮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数量上，堪称空前绝后。
周应愿在他的《印说》中第一次围绕着印章最重要的创作手段—刀法，并以篆法、章法、刀法三位一体研究了创作的各个阶段。他推重感物起兴的形象思维，重视主体的能动作用。第一次在印章鉴赏方面设立了批评标准，突出了高扬个性的创新审美观，并在对印章美的表述中凸显人格精神，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杨士修、朱简、徐上达等人的印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启迪。
万历中期的甘是有明一代为数不多的在摹古、创作、理论三方面都有杰出贡献的篆刻艺术家。他的《印章集说》对明代印学理论进行了归纳、规范和深化，为当时有志于印学的人提供了方便。如果说甘的《印章集说》是一部总纲，徐上达的《印法参同》则可以说是一部完成篆刻技法理论化的著作。甘在印学中作的具体分类在徐书中都有详细分析。对于章法、字法、笔法、刀法、乃至治印工具，徐上达都有所论及，把研究向纵深推进。经过周应愿、甘、徐上达等为代表的印人的努力，印学日益完善。
万历年间，印章艺术不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在高速发展。文人篆刻家大量刻印，篆刻家的印谱也广泛流传，印论在此时也日益成熟。明代有价值的印论几乎都出现在万历年间，不同旨趣和形式的印学、印章美学蔚为大观，充分反映出文人的个性解放与高扬。追求个性情感的印论所开启的必然是个性更为强烈的印章艺术流派的到来。如果说明代文人篆刻的兴起是篆刻艺术春天的到来，那么清代篆刻的艺术便是万紫千红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