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军侵占东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进攻，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拉开序幕。
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2.5公里处，在北宁铁路沈阳站与文官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为爆破地点，一是因为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因为距东北军最大兵营北大营较近，便于诬称中国军队所为，就近攻击北大营。
早在1930年冬，坂垣和石原就准备选择柳条湖为挑起武装侵略的地点。至1931年春，制订了在柳条湖附近爆炸南满铁路，同时袭击北大营和攻占沈阳城的具体方案。随后便从关东军和中央军部物色最可靠的骨干，组成秘密阴谋班子。
1931年6月，坂垣将爆破任务交给了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校和曾担任过张学良顾问的柴山兼四郎的副官今田新太郎上尉。他们商定：9月28日在柳条湖爆炸南满铁路，于一夜之内占领沈阳；要闪电般地行动，在各国还没有来得及干涉之前，占领预定地区。但是，到9月中旬，因柳条湖事件的计划暴露，遂决定提前在9月18日发动。
9月18日，河本末守以巡视铁路为名，带领6名士兵来到柳条湖，将42包小型黄色炸药安放在南满铁路的道轨上，然后点燃了炸药包。爆炸声响起后，今田新太郎指挥埋伏在外文官屯南侧的日军对东北边防军驻地北大营发起攻击。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日23点，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时在东京）的名义向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相南次郎拍发急电，谎称：18日22时半左右，在奉天北大营西侧，暴虐之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赶赴现场的我守备队一部发生了冲突。在沈阳的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用“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代行发布命令：令独立守备队第2营扫荡北大营之敌，第5营从北面进攻北大营，第29团进攻沈阳城，第2师以主力增援之。
19日凌晨零点，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仍谎报北大营中国军队同日本守备队虎石台连正在激战，日军陷于苦战中。接到电报后，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讨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本庄繁当即决定，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实施中心突破，占领东北三省。
19日凌晨1点半左右，本庄繁向关东军下令：第2师主力迅速集中，攻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各部进攻铁路沿线的安东（今丹东）、营口、凤凰城和长春等地。同时，电请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尽速增援关东军。本庄还将各项命令及战况电告日本军部，于19日晨3时30分偕司令部乘火车前往沈阳。
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向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沈阳城，以及南满铁路全线展开了进攻。
由于中国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东北军将士毫无戒备，使日军偷袭得逞。当时，留在东北的尚有近20万人，另外还有公安、警察部队。但“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地方军政官员仅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驻在沈阳。他们对日军的突然袭击毫无戒备。臧通过电话向日本总领事馆交涉，日领事以“军人行动，领事无权限制”为由拒绝。当北大营值班军官以电话请示处置措施时，荣臻却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
在不抵抗主义的约束下，第7旅官兵只有听任数量占绝对少数的日军进攻北大营。18日23时30分，日军守备队第2营攻入北大营西北角。同时，沈阳车站日本兵营内的240毫米重炮，也对准北大营轰击。至次日拂晓5时30分，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
与此同时，驻沈阳的日军兵分三路进攻沈阳。5个多小时后，日军便完全占领了这座东北重镇。9时，事先印好而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署名、反诬中国军队爆炸南满铁路的布告赫然贴遍全城。一夜之间，日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所有军警均被缴械，各种财物被洗劫一空。
在南满铁路沿线，日军控制交通线的行动进展也十分迅速。日本独立守备队第3、第4营于19日凌晨5时30分攻陷安东，然后第3营攻占营口，第4营攻占凤凰城。19日零时15分，驻长春日军第3旅炮击南岭中国炮兵团。3时55分，日军向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的终点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当日22时许，长春陷落。这样，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悉落日军之手。
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部立即于19日7时召开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决心和行动“完全得当”，应关东军“增派3个师”的请求，着手派兵增援。
当日晚些时候，日本首相若礼次郎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讨论关东军的报告。由于若、石原出于侵华策略的需要和对列强以《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为依据进行干预的担心，内阁会谈乃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责成陆相通知关东军。会后陆军省、参谋部分别含糊地训令关东军，在传达内阁“不扩大”方针的同时，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深知军部意图的桥本欣五郎进一步密电坂垣：“参谋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应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其本意并非要你们停止行动。”
关东军对军部和内阁的意图心领神会，在继续调兵遣将的同时，向陆军中央请求增派3个师的兵力。20日上午8时，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决定，当事态进一步扩大时，海军将出动舰艇到山海关配合陆军阻止东北军入关增援。21日，驻扎朝鲜的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命令混成第39旅4000多人侵入中国东北沈阳。这为关东军扩大侵略提供了保证。21日上午，本庄繁作出攻占吉林市的决定，占领长春的日军第2师奉命乘装甲车于当日下午进占吉林，随后又相继占领了通辽、巨流河、洮南等地。
在日本国内，日本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追认了陆军扩大战争的行动。9月22日，内阁会议决定承认驻朝鲜日军越境的既成事实，并通过支付出兵经费。日皇裕仁发布裁可驻朝日军越境进入满洲的敕令。两天后，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声明，宣称日本政府已决定“不扩大事态，并逐渐撤兵”，以继续欺骗世界舆论，为陆军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战争障目。
日军占领东北辽宁、吉林大部分地区后，以此两省为基地，向北、南扩大侵略。
黑龙江省及哈尔滨东三省特别行政区等北部满洲地区是日军首先进攻目标。鉴于该地区与苏联接壤，哈尔滨又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为避免苏联介入，日军曾制订《关于征服北满的方略》，设想以谋略手段夺取北满，因而暂时中止了像攻占辽、吉那样的直接军事进攻，转而首先采取“和平手段”。9月24日，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下令“不得向宽城子以北进军”，明确禁止出兵哈尔滨。日军遂变换策略，采取利用汉奸军队打头阵的手法，避开哈尔滨，沿洮昂铁路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出击，企图不战而取得黑龙江省。
柳条湖事件后，日军收买了原洮辽镇守使张海鹏。10月1日，张海鹏自称“边境保安司令”，宣布脱离张学良。于是，日军便利用张海鹏部伪军充当进窥齐齐哈尔的前锋。当张部伪军临近嫩江时，黑河警备司令、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奉张学良之命统率黑龙江的军队，并代理省主席职务。
1931年10月13日，张海鹏军开始发动进攻，被马占山部在嫩江桥击溃。日军遂决定直接出兵。30日，关东军以第2师主力一部组成“嫩江支队”，集结于泰来附近。11月4日，日军嫩江支队掩护张海鹏伪军向马部进攻。马占山部奋起反击，嫩江支队死伤数百人。但最终由于中国守军装备劣势，并且在日军重新增援下，19日马占山等率中方军政人员退出省城齐齐哈尔。继而再退海伦、克山一带，组织临时政府。19日晚，日军进占齐齐哈尔。
至此，日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继而南下辽西，完成对整个南满的占领。辽、吉两省沦陷后，中国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行署，迁往锦州。9月23日，张学良任命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
锦州地处辽西，是北宁、锦朝两铁路的汇合点和榆关（山海关）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陆军参谋部认为：“只有消灭锦州附近的张学良势力，才能有希望解决满洲事变。”他们将攻占锦州视为巩固其占领东北的最后措施。
10月8日，日军曾派飞机轰炸锦州。20日又派伪军凌印清部进攻锦州，被中国边防军击溃。11月27日，关东军令第2师主力和混成第39旅到沈阳集结；令混成第4旅进到大凌河一线，掩护主力开进。当日，该部越过大凌河，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被阻于大虎山、沟邦子一线。日本当局唯恐引起国际上的反对，于28日命令关东军撤出辽西。
12月上旬，日本成立犬养毅内阁。犬养内阁采取了较其前任更加积极支持军部的政策。12月7日，日本陆军大臣致电关东军，表明了军部关于攻占锦州的意图。
12月13日，关东军制订《锦州攻击方略》，决定由北向南直取锦州。17日，日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批准了关东军进攻锦州作战计划，并向东北增派部队。到27日，至此，日军攻击锦州的总兵力已达4万人以上，摆出了空前未有的大会战态势。由于中国军队受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约束，加之又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因而缺乏抗战守土的决心。1932年1月3日，日军不战而占锦州。
日军占领锦州后，迅速回师北上，重返北满，进攻哈尔滨。当时哈尔滨附近的中国军队，日军引以为患。日本经过多方试探，在确认苏联将采取“不干涉”政策后，参谋部始于1932年1月28日批准关东军向哈尔滨进军。在哈尔滨郊外，中国守军同装备有飞机、坦克、装甲车的日军展开激烈的保卫战。但由于事先未做御敌准备，缺乏防御工事的中国军队，在日机轮番轰炸和坦克横冲直撞的强大攻势下，伤亡极大。1932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不久，宾县吉林省政府和海伦黑龙江省政府亦不复存在。
至此，在短短的4个月零18天的时间里，整个东北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万同胞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2.日本炮制伪满洲国
日本在密谋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同时，就策划了怎样统治中国东北的具体办法。早在1931年4月，日陆军参谋部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3种形式：（1）建立名义上受中国政府管辖，实际上亲日的政权；（2）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3）将中国东北直接划入日本版图。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关东军达成一致意见，即建立所谓“独立国”。
9月22日，关东军拟定《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在此方案中明确提出：在“满蒙”成立一个由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东北三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元首的新政权”，国防和外交委托日本帝国掌管，交通和通讯的主要部门也由日本管理。
9月23日，本庄繁进一步提出建立满蒙政权的三原则：（1）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2）关东军把“满洲”和蒙古统一起来；（3）在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日本急于建立一个名义上的傀儡政权的目的在于：以华制华，长期占领。同时造成既成事实，混淆国际视听，掩盖侵略行径。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挑战，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苏联和世界舆论的谴责，西方大国也对日本的行为表示不满，使日本在国际上极度孤立。
为了缓和国际压力，1931年9月24日，日本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政府声明》，否认日本出兵是“军事占领”，并声称“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显然，建立“独立”的满洲国有利于欺骗国际舆论，巩固已占领的地区，将中国东北变成它扩大侵略的军事基地。
为了使伪满洲国尽快建立起来，日本策动汉奸宣布“独立”，拼凑东三省伪政权。日本驻中国东北各地领事、特务机关纷纷出动，进行拉拢和策划活动。
1931年9月26日，熙洽声明在吉林成立“吉林省长官公署”，旋又声明同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地方当局脱离关系。
9月22日，张景惠在哈尔滨宣布“自治”，27日，成立“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1932年元旦，最终宣布“独立”。
在辽宁，1931年9月24日，通过土肥原的策动，汉奸袁金铭组织了“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
与此同时，日军又指示汉奸组成“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以恭亲王溥伟为会长。10月20日，关东军以赵欣伯接替土肥原，任伪奉天市长。11月20日，日军将辽宁省改称奉天省，解散“维持会”，任命前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为伪奉天省长。
锦州沦陷后，马占山开始动摇，认为张学良“回不到东北了”，“应该想自存之道，保全实力”。遂于1932年1月6日赴哈尔滨与张景惠会晤，同意合作“建立黑龙江省政府”。当日下午，张景惠去齐齐哈尔，次日宣布就任“黑龙江省长”之职。
东北三省的伪政权拼凑起来后，日军开始有计划地控制中国废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自1924年11月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一直被日本人所庇护，居于天津日本租界。1931年10月29日，土肥原到达天津，诓骗和引诱溥仪到东北。土肥原迎合溥仪期盼复辟“大清帝国”的强烈欲望，谎称帮助溥仪到东北重新登基。为了免除溥仪的怀疑，促使溥仪终下决心，土肥原又使伎俩，指示汉奸于11月8日在天津制造暴乱，土肥原乘机劫持溥仪离开天津，于11月13日到达营口。随后密送旅顺，静观时机。
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组成李顿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为了对付李顿调查团，日本决定利用调查团尚未踏进中国国土的时机，加快策划成立“满洲国”的步伐，企图给占领东北披上“合法”的外衣，蒙骗世界舆论。
1932年1月4日，本庄繁同幕僚拟定出最后具体方案。方案决定成立管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满蒙中央政府”，定都长春，由溥仪担任首脑；中央政府设参议府，由蒙、满各1人，汉人3人，日本人3人组成；日本军队担当新国家的“国防军”。该政府最迟在3月上旬，即国际联盟调查团到达东北之前成立。关东军的方案谎称，“满蒙中央政府”是中国人本身从内部分离出来的，并不违背《九国公约》和国联盟约的精神。这一方案由板垣携往东京，日皇裕仁破格接见了坂垣。
1932年1月13日，坂垣携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制订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返回沈阳。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开了“建国幕僚会议”，具体制订了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案。此后，便加快了建立伪满洲国的速度。2月16日，按照关东军的指导和坂垣拟定的方案，张景惠等各地汉奸头目在沈阳召开炮制伪满洲国的“建国会议”。17日，以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告成立，并于次日发表宣言，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
25日，坂垣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东北行政委员会”提出经日本政府和军部批准的方案，指定国名为“满洲国”，元首称“执政”，年号“大同”，版图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及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各盟，以红蓝白黑满地黄五色旗为“国旗”，国都定在长春，改称“新京”。
2月22日，坂垣到旅顺与溥仪会晤。痴心复辟的溥仪不肯出任“执政”，要求恢复帝制。后在坂垣威胁要“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的情况下，溥仪答应暂任执政一年。这样，伪满洲国的筹备工作便告结束。
1932年3月1日，按照日本的旨意，张景惠以“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以溥仪为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3月9日，溥仪在日本文武官员和大小汉奸簇拥下，在长春粉墨登场，就任执政。3月10日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提出的名单，溥仪任命了伪满洲国的主要官吏。
随后，溥仪同本庄繁以“换文”的方式签订了日满密约，规定：“满洲国”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日本；“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线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请日本及日本指定之机关；日本人可任“参议”和“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关东军司令有“保荐”权、“解职”权等。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宣布成立，溥仪举行“就职典礼”。1932年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一天，日“满”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规定伪满尊重和确认“日本国或日本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他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力和利益”；“日本国军队驻扎在满洲国境内”，两国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
《日满议定书》以正式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日本指挥“满洲国”的一切行动，中国东北从此沦为日本的新型殖民地。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在长春郊外的祭坛上，告天即皇帝位，年号康德，郑孝胥改称国务总理大臣，行政体制改为君主立宪制。
1934年10月1日，“满洲帝国”公布新的《省官制》，将热河省在内的原东北四省划为10个省，12月又把原来的兴安省划分为东、南、西、北四省。实际上分为奉天、滨江、吉林、龙江、三江、间岛、安东、锦州、热河、黑河、兴安东、兴安南、兴安西、兴安北14省。此外还有新京、哈尔滨两个特别市和东省特别区。1937年增设通化省和牡丹江省。1939年增设北安省和东安省。1941年增设四平省。这样，伪满洲国最后便为19省、2市所构成。
伪满洲国实际上是日本的傀儡政权，它的成立，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争，并最终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前进基地。
3.国际联盟决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日本的空前进攻，中国政府采取了不抵抗和依赖国际联盟解决问题的误国政策。1931年9月2日，中国代表施肇基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将事变诉诸国联，要求立即采取措施，“阻止危及各国和平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恢复原状，并决定应向中华民国支付的赔款总额及性质”。
9月22日，国联理事会仓促举行会议。而此时，日军已经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辽源等26座大小城市。国联理事会在听取中日两国代表的发言后，按照英国代表塞西尔的主张，授权西班牙代表、国联理事会主席勒乐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要求双方立即停止一切冲突，撤退军队，荒谬地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同等看待。
为了应付国联的决议，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将侵略行径说成是“自卫”，并宣称日本在中国东北“无任何领土野心”，日本政府有诚意采取“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方针”，将军队撤退至满铁范围内。声明把冲突的责任推给中国，以争取列强的同情。
日本此举果然奏效，它使国联相信，是中国人“大大夸大了所发生的事情”，只要假以时间，日本会找到体面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日本大受鼓舞，认为国联没有实力干涉日本的行动。随后便趁势侵占了洮南、洮安和敦化等地，并准备继续向北满推进。
9月28日，中国代表再次作出努力，建议国联派一个中立代表团去中国了解事实真相，但遭日本代表断然拒绝。9月30日，国联行政院又通过决议，决议内容空洞无物，它徒然地呼呼中日两国尽力避免形势的恶化，并未重申撤兵要求，派调查团一事也由于日本的反对而作罢，理事会随之休会。
国联的态度大大助长了日本侵略扩张的气焰。1931年10月8日，日本轰炸锦州，国联才感到局势的严重。10月9日，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指示外交大臣雷丁：“我们在理事会必须在认真制订政策方面能起领导作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致电国联，表示愿与国联进行合作，并决定以国联邀请的方式参加国联下次会议。10月13日，应中国代表要求，国联理事会在巴黎召开会议，法国代表白里安充当主席。在会上施肇基控诉日本在9月30日理事会后，不但没有退兵，反而暴行愈演愈烈。日本代表芳泽廉吉竭力为日本侵略辩护，竟称，东三省为日本生存所系，故不能从该地撤军。白里安表示，中日双方均负维持远东和平责任，应各自约束。10月16日，美国代表基尔伯以正式观察员资格参加会议。
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做出第3次决议，要求日本在11月16日以前将军队退到南满铁路区域之内；要求中国切实保护在华日侨；撤军完成后，中日两国开始交涉。这是自事变以来国联对日本提出的最强硬的要求。尽管如此，但决议仍然没有谴责日本侵略者，而且由于日本的反对，大会主席白里安宣布：依照盟约的规定“未获全体通过的决议没有法律效力”。这说明，国联仍未改变对日本姑息迁就的立场。
日本坚决拒绝了国联的撤军要求。1931年10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继续反诬中国“收回国权运动渐趋极端”，企图破坏日本国民“生存权益”，声称日本如果撤军，只会使事态更加恶化。日本不仅拒绝撤军，而且于11月初大举进犯黑龙江，使国联的决议成为一纸空文。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在巴黎举行会议。3天后，日军攻占了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日军没有像西方各国所希望的那样进攻苏联，而是掉头南下进攻锦州。为了欺骗国联，转移其要日本撤军的注意力，11月17日，日本主动提出要求国联派调查团到满洲调查的建议。国联如获至宝，将注意力完全转到派调查团的问题上，在短短20几天的会期中，理事会竟召开21次秘密会议讨论调查团问题。日本则乘机提出要国联承认其在东三省的所谓“剿匪权”。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定派遣国联调查团远东考察，同时也让日本最后以保留发言的形式实际获得了“剿匪权”，给日本以后的军事提供了“合法”的外衣。12月15日，日陆军参谋部在给关东军的电报中要求：“进攻锦州，事前要采取适宜的方法，其实施手段应与剿匪的名义相符。”1932年1月，日军正是以所谓“剿匪为名，增派兵力，攻占锦州和辽西”。
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入侵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既不谴责日本，也不制止日本扩大侵略。日本正是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顺利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占领。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国联活动的中心也转向国联调查团。
根据12月10日的国联决议，调查团由5人组成，其任务是“到当地调查并向理事会报告任何影响一切能危及国际关系，威胁或扰乱中日两国间的和平的一切情况”。中日两国可各派一人参加调查团，并对其活动提供一切方便条件。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团长为英国前驻印度代理总督李顿爵士，团员为美前任菲律宾总督麦考益少将，法国殖民地防御咨询委员会主席、前驻印支法军司令克劳德中将，德国前任东非总督希尼以及意大利外交官马柯迪伯爵。中国派前外长顾维钧、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作为顾问参加调查团。
这个几乎全由殖民主义分子组成的调查团成立后，行动迟缓，2月3日从欧洲出发，直到4月21日才到达沈阳。此时，日本已在调查团到来之前成立了伪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以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现状。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6月5日回到北平。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书。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在国联所在地日内瓦、中国南京与日本东京三地同时公布。
报告书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方的预谋，但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没有认定日本军事行动的侵略性，却诬蔑中国的革命运动，为日本的侵略行为遮目；报告书承认，东北三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揭露了伪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但又“承认满洲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极大重要性”，说什么“日本在满洲的权利和利益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为日本侵略制造合法依据。
在解决方法上，报告书既不同意中国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状况的要求，也反对承认日本维持“满洲国”，主张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限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以国际共管维护英美等国在东北的权益。
4.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与展开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逐步把侵略范围向华北地区扩张。到1937年上半年，日军已对平津地区形成了半包围的战略态势。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已达8000余人，加上日军豢养的伪军，对华北安全构成威胁。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辖4个师、4个旅和5个独立守备队，成为进攻华北的二线部队。
中国军队拥有庞大的陆军，并从1933年起对陆军的装备、编制进行整顿，中央部队的力量有所加强。但是当时，中国在平津地区的军队仅有第29军。该军辖步兵师4个（每师4个旅）、骑兵师1个、独立骑兵旅和独立旅各1个、冀北保安队1个，总兵力约10万人，军长宋哲元。第29军分散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及平绥、北宁铁路沿线。
驻平津前线的中国第29军，面对日军的包围和挑衅，进行了一些战备工作。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宛平卢沟桥地区的防御部署。守卫接防后，即以得到加强的第3营（共1400人，营长金振中）部署于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以第1、第2营和团部集结于长辛店地区。该团官兵发誓：“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抗日斗志高昂。
1937年7月24日，日本军队进入北平前门大街。日军在威胁利诱宋哲元和第29军失败后，即从军事上步步进逼，蓄谋重演“九一八”事变的故伎。为此，日军从1937年5月起，频繁地在宛平卢沟桥附近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7月6日，驻丰台日军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一带演习，遭到驻军拒绝，但日军坚持不退，至晚始返丰台。
1937年7月7日夜间，驻丰台日军1个连未经中方允许，即以军事演习为名，到卢沟桥之回龙庙—大瓦窑中国驻军防区附近耀武扬威。深夜零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告知中国冀察当局，诡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落士兵一名，要求进宛平城搜查。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方拒绝后，仍坚持要派兵入城，否则“将以武力保卫前进”。
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量，双方先派人进城调查，再寻处理办法。正当双方交涉之际，中国驻屯旅已令丰台日军第3营赶赴卢沟桥待命。不久，日方虽得知失踪的士兵已归队，但仍提出让日军进至东门城内数十米处，再行谈判的要求，又遭中方拒绝。7月8日晨5时，正值双方商讨调查办法之际，日军突然向宛平中国守军发起攻击，中国第29军金振中营被迫奋起还击，由此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和中国全国性抗战的战幕，同时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的爆发。
7月8日，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同一天，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家卫国之目的”。
7月8日，日军三次炮击和进攻宛平驻军，并攻占了永定河东岸的回龙庙附近和铁路桥以南部分地区。随后，又调集兵力，调整部署，准备9日进攻宛平城。
7月8日夜，中国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举行会谈，至次晨2时达成3项口头协议：（1）双方停止射击；（2）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到永定河西岸；（3）宛平由冀北保安队接防。但是日方意在缓兵，拒绝执行停火撤军协议。
7月9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前往庐山会见蒋介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在9日、10日两天之内，丧信弃义的日军四次违约两次进攻宛平驻军，并复占铁路桥和回龙庙地区。10日夜，第29军展开猛烈反击，终将失地夺回。日军退至大枣山及其以东地域待援。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7月11日上午，日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杉山陆相提出的派兵案，即：从关东军抽2个旅，从朝鲜军调1个师，从国内派3个师和18个飞行中队，到华北参战。同时，会议还将“七·七”事变改称“华北事变”。接着，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首脑分别上奏天皇，均获批准。
11日下午，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中国第29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措施，立即增兵华北。”随后，近卫首相连夜召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人士开会，介绍内阁决定出兵的决心，争取各界支持。同日晚，日陆军参谋部分别向关东军和朝鲜军发布命令，迅速动员指派的部队向华北开进。这一天，陆海军还就在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日本天皇钦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接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7月12日，香月赶赴天津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援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29军，并于7月20日前“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7月15日，日陆军参谋部下令组编临时航空兵团，并将其所辖之18个飞行中队调往中国东北待机。
7月15日至17日，日陆军参谋部又相继作出《形势判断》，制订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大纲》，认为，“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规定作战方针是，“尽量限定于华北作战”，“根据情况，预计可能转向全面对华战争”。接着，增派的日军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
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会议上，号召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内部指示，针对事变发展可能出现的对日积极抗战或者对日妥协的两种前途，提出的总任务是：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出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
7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号召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紧密的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
与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抗日立场相比，国民政府迟迟未下决心，痛失战机。“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以便早日和平解决；同时，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涉上。为此，蒋介石采取了诸多谋和行动。
但是，所有的措施最终均成泡影。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应战谈话。谈话提出了解决事变的4项原则：（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谈话还阐述了“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抗战方针，指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蒋介石的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全国同胞的欢迎。但是，蒋介石依赖外援、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并未打消。
1937年7月3日日本军队进入天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促进了全民族抗战，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首先开始。
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面压迫宋哲元接受种种苛刻条件，一面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到7月20日，第一批增援之第20师已抵达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独立混成第1旅和第11旅，分别集结于怀柔和高丽营地区。日军进攻平津的条件已经成熟，只待时机和借口了。
7月25日，日军第20师一部以修理军用电话为名，闯入廊坊车站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制造了廊坊事件。7月26日，驻天津日军一部由丰台分乘26辆卡车冒充日本领事馆卫队演习返回北平城，被广安门中国守军以武力阻止，制造了广安门事件。
廊坊和广安门事件发生后，对正在寻找进攻借口和时机的日本当局来说，如获至宝。经天皇批准，日陆军参谋部立即命令中国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并下令国内进行第二次动员，增调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此时，日本中国驻屯军也下达了进攻第29军的命令，决心集中1个师和3个旅在临时航空兵团配合下，首先攻占北平。
廊坊、广安门事件发生后，宋哲元深感日军大举进攻迫在眉睫。26日，他连续两次致电蒋介石，报告平津形势，并请求援助。蒋介石复电说：增援平津，可直令孙连仲部加入。并令宋哲元：北平城要立即准备开战，宛平应死守勿失，决心大战，从速部署。27日，宋哲元下令设城防司令部，以张维藩为城防司令；任命正接防的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面司令官。同时，将军部由南苑移到北平城内怀仁堂；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孙连仲、万福麟等部迅速北上，协同第29军作战。同日，宋哲元还向全国发出了“自卫守土”通电。
7月28日，在香月清司指挥下，日本中国驻屯军开始向北平附近的第29军发起总攻。日军从东、南、北三面突然向南苑兵营发起攻击。由于中国驻军仓促应战，再加上战前营区周围没有构筑坚固工事，守军只能凭借营区围墙，进行顽强抵抗。日军在飞机和火炮大力支援下，反复向营区发动猛攻。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日军攻占南苑。
7月28日，与主攻南苑相配合，日军也分别向西苑、北苑和黄寺等地的第29军展开进攻。28日23时，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自己离平去保定。北平城内及其附近的第29军主力亦开始向涿县方向撤退，另一部则向南口方向突围。29日，北平遂告沦陷。
日军集中主力进攻北平时，天津兵力空虚。中国第29军驻天津之第38师一部，在副师长李文田指挥下，于7月29日晨乘隙向天津日军发起进攻，并袭入东局子飞机场，攻占了天津火车总站和东站。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闻讯后，立即抽调北平第20师一部和关东军堤支队增援天津，并以临时航空兵团对天津守军及和平居民进行狂轰滥炸。在日军猛烈反击下，中国军队伤亡不断增加，遂于30日撤至马场方向，天津终陷敌手。
“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平津后，日本陆军准备把战争扩展到全华北之际，日本海军抢先一步，点燃了上海的战火，把战争由华北扩展到了华中。
其实，早在7月12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就制订了对华作战的秘密计划，确定第一阶段配合陆军进行华北作战，第二阶段在陆军配合下进行上海作战，并进而把战争扩展到华中和华南。7月16日，驻上海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发现军部的上述意图后，立即上书东京陈述《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
7月28日，日本当局下令撤退长江沿岸的日侨。8月8日，又要求第3舰队做好开战准备。
8月9日18时30分前后，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和水兵斋藤要藏，驱车冲进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挑衅，中国保安队阻止无效，将他们当场击毙，史称“虹桥事件”。
日本当局立即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要求中国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队，拆除一切防御工事。8月10日，日本陆海军紧急磋商，向上海派兵，并得到内阁的同意。
8月13日9时，日本内阁会议正式确认了派兵上海的方针，并批准了陆军省的派兵案。当天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北站和北四川路之间同中国驻军发生武装冲突。日军以虹口日租界为依托，先向天通庵、横浜路一带发起进攻，接着以主力向宝山路、八字桥、天通庵进攻，均被中国军队击溃。于是，“八一三”上海事变爆发。
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并调集陆军和空军投入自卫战斗。同一天，日本海军还派海军航空兵轰炸了华中地区的杭州、南京和南昌等城市。
8月14日晚，日本内阁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内阁成员要求进行全面对华战争，迅速建立战时体制，正式对华宣战。8月15日，日本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声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如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还称：此举是为了“消灭类如此次事变所由发生之根源，并达到日、满、华三国融合和提携”之目的。这个声明，“把处理事变的目的，从解决局部事件扩大到全面地、根本地处理调整日华关系”。它表明日本政府即使进行“全面战争也在所不辞”。
8月15日，日陆军参谋部还下令实行第三次动员，并下令组建了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要求其迅速开赴上海作战。8月18日，天皇裕仁召见陆海军两总长，提出了重点用兵，迅速结束战争的方针。陆海军省、部之间经过协商，决定陆军以华北为主战场，海军以华中为主战场，并对沿海实行封锁，切断中国的对外经济联系。8月下旬，日本从国内抽调的增援部队相继运抵华北和上海前线，并开始投入当地的作战。
8月24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以天皇在第72届临时议会开幕式上的敕语代替宣战诏书。9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在讨论施政方针时，鉴于战争已由华北扩展到了华中，遂决定将“华北事变”正式改称“中国事变”，并于同日宣布。至此，中日战争已在华北和华中战场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