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世纪初，俄国人科兹列夫一行跋山涉水，不辞辛苦，来到了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草木不生、人迹罕至的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水城。至此，中国西部大地上列强派遣的探险队、考察队接踵而来，造成中国古代珍贵文物的严重外流，黑水城目睹了这一幕幕屈辱的历史。
公元10世纪，赵匡胤陈桥兵变，创立了绵延数百年的大宋王朝。此时，在我国的万里版图上，北有契丹耶律家族开创的大辽国，西有党项、回鹘、吐蕃各族称雄并立。
公元11世纪，党项族第三代西平王拓跋元昊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起王朝，国号大夏，世称西夏，并不断对外扩大疆土，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
这个神秘王朝先后有10位帝王登基，存在了190年，公元1227年，被蒙古灭亡。虽然仅存不到200年，但是西夏人却创造了异常璀璨的文明。西夏建国前夕，已经创制了民族文字，当时称为“番字”、“番文”或者“番书”，后世称为西夏文。无论是立国以前，还是在立国以后，西夏的统治者都提倡儒学，发展汉学。他们实行了科举制度，在所辖各地兴建学府，并且大力弘扬佛教。地处汉、印度和西方文化等诸多文化中间的西夏，成为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在我国古代史上曾经举足轻重的王朝，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拥有系统的典章制度的政府，元朝史臣在给辽、金、宋三家修纂专史时，却没有给西夏留下一部分量相同的纪传体专史，而只在辽、金、宋三史中用一、二卷的篇幅给西夏作了简略的概说。
西夏无专史，不仅宋、金、元诸史少了一部可供互相参考的珍贵文献，也使当时公私拥有的西夏史料因未被纳入一部专史而从此逐渐湮灭亡佚。相比之下，五代十国中有的王朝地域并不宽广，时间又十分短暂却反而拥有专史记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对西夏的不公正。
也许是感受到了这种遗漏，自清代乾隆、嘉庆以来，不少学者曾就前代文献作过拾遗补阔的工作，想给散佚数百年的西夏历史作些部分的补偿。但发现散布在各种着述中有关西夏的关键史料实在是太少了。1804年，清代考据学家张澍在甘肃武威城内清应寺中，拆封了前人封砌的壁垒，发现了着名的西夏文、汉文合璧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并判定碑阴书体为西夏国书。这是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在元明之际逐渐消亡，西夏文字因不再使用而成无人识读的死文字后，历经数百年首次被发现和判别。至此，中国学界才拉开了获取西夏资料的序幕。
1907年3月17日，俄国人科兹洛夫受沙俄皇家地理学会委派已结束对中国西藏、新疆等地的3次考察，正准备开始他的第4次远征。他得到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太子阿列克塞的召见，接受了沙皇赐给的3万卢布以及步枪、左轮手枪和子弹。
1908年3月，科兹洛夫一行抵达蒙古巴登札萨克王爷驻锡地，即将进入荒漠。科兹洛夫努力与当地老百姓，特别是与代表清政府管辖这一地区的王爷搞好关系，对巴登札萨克王爷和土尔扈特达希贝勒等盛情宴请，代为请封，并赠送了左轮手枪、步枪、留声机等礼品，得到了王爷所遗的向导指引，第一次到了朝思暮想的黑水城。
据民间传说，黑水城的一座佛塔封存有大量的宝藏和文物。贪婪的科兹洛夫就是奔此而来。他们在黑水城逗留了13天（1908年4月1日～4月13日），“探察和发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学要求进行”，“对发掘品未作严格记录”。最后，他们将所获的佛像、法器、书籍、簿册、钱币、首饰等装了10箱，共重约160公斤，通过蒙古邮驿，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往彼得堡。
客观地讲，科兹洛夫的首次盗掘所获并不算丰富，对他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黑水城遗址，虽然当时他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是失望而去的。首次盗掘物运抵彼得堡后，俄国地理学会很快就作出了鉴定反馈，因为其中有以西夏文这种早已消失、无人能识的死文字刊行或抄写的书籍和簿册，引起了敏锐的俄国汉学家鄂登堡、伊凡阁等人的惊讶和重视。
1908年12月，科兹洛夫收到了沙俄皇家地理学会要求他放弃前往四川的计划，立即重返黑水城，“不惜人力、物力和时间从事进一步发掘”的命令。
1909年5月底，科兹洛夫一行再抵黑水城，在与考察队保持着“愉快的关系”的土尔扈特贝勒的帮助下，雇用当地民工，由俄人指挥，在城内城外各处重新踏勘发掘。
6月12日，他们打开了西城外一座高约10米，底层面积约12平方米的“着名佛塔”，呈现在眼前的竟是层层叠叠的多达2万4千卷古代藏书和大批簿册、经卷、佛画、塑像等等。后来俄国人惊呼，他们简直找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图书馆、博物馆！他们在因此次发掘后名闻遐迩的佛塔内整整工作了9天，取出文献和艺术品运往营地，粗粗分类打包后，以40峰骆驼装载数千卷举世罕见的文献与500多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踏上了西去的归途。令人可气可恨的是，愚昧的持“友好态度”的土尔扈特贝勒还带着自己的儿子及全体属官，骑着高头大马来为他们送行。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2万多卷中国中古时期的珍藏，是继殷墟甲骨、敦煌文书之后，又一次国学资料的重大发现。如果说15万片甲骨卜辞的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到了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敦煌数万卷遗书重现了从西晋到宋初传抄时代卷轴装书籍多姿多彩的风貌，那么黑水城出土文献则在时间上延续了敦煌文献，展示了辽、宋、夏、金、元，特别是西夏时期的文化资源。它们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学、古籍译文以及佛教经典等；其余则为汉文文献，有直接从宋、金传入西夏的书籍，有西夏刻印抄写的书籍，还有不少宋、西夏、元时期关于官府、军队、百姓的档案、文书；此外还有一些藏文、回鹘文、波斯文等其他民族的文字资料。黑水城出土文献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然而从它们再现于世的第一天，便被外国人据为己有。
1909年秋天，科兹洛夫盗掠的黑水城珍宝运抵彼得堡。入藏俄罗斯的黑水城文献被编为5000多号，大体按语种分类。最多的是西夏文本，占总数的90％，其次是汉文本，不足10％，再次是藏、回鹘、波斯等文本。刻本、写本皆备，都是宋夏金元时期的珍贵遗书。
对西夏文本的科学分类、登录、整理和研究，首先受制于释读西夏文字的水平。西夏文是创制于西夏王朝早期元昊时代的表意文字，共计约6000余字，形似汉字，但构造繁复，向有“笔画繁冗，屈曲如符策”之称。在中国中古西北广大地区使用4000多年后，因西夏王朝被蒙古所灭，主体民族党项族消亡后不再使用，逐渐成为无人能识读的死文字，但它毕竟是西夏文化主要载体。对重现于世的黑水城文献中的主体部分进行研究，首当其冲的就是必须释读这种语言文字。最初从事这种探索工作的俄国、中国等前辈学者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往往只能采取同一佛经的汉夏两种文本对读的方法比照考索。自然，猜测的成分多，而科学的依据较少。令人万分庆幸的是在这批卷帙浩繁的遗书中发现了一本西夏王朝后期学者骨勒茂才编着的夏汉对照的双解语词集——《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本书虽然只剩下七十余面，但涉及1000余个常用西夏字，书中每个西夏语词都有对应的汉字音义，同样，每个汉字也有对应的西夏文音义。
《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发现，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起点，但要全面解读西夏文字还要付出更艰苦的努力。俄国、中国的西夏学家又先后对另一部西夏文着作《文海宝韵》进行了研究。这是一本兼有类似《说文解字》和《广韵》特点和功能的西夏文韵书，共有3000多个被注释的西夏字，加上注释字，涉及5000个西夏字，已达西夏文总字数的八成。对这本书的成功解读和融会贯通，使西夏学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对于黑水城的重大考古文献发现，沙俄政府一直秘而不宣，国人更无缘见到原始文献资料，因而我国的学者对这个西夏古国的历史存在有相当多的迷惑，这段研究空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1913年，当寓居在日本的古文献专家罗振玉从伊凤阁手中得见《番汉合时掌中珠》一页时，他立刻意识到有重大学术价值，我国对西夏王朝的深入探讨就此成为转折点。第二年罗振玉又借得该书9页，石印流传。1924年，罗氏之子罗福成抄印了《番汉合时掌中珠》全本。
20世纪30年代，闭门研究的俄国学者在发布专着与论文的同时，开始刊布相关的黑水城文献与部分藏品的专题叙录。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出版了一期《西夏文专号》，其中有一些俄藏西夏文献片断的介绍。1935年，罗福成又抄印了俄藏西夏文字书《音同》。
罗氏父子的努力在中国掀起了一个不小的西夏学热潮，它对中国西夏学早期发展史的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此后，前辈学界泰斗也纷纷投入或多或少的精力和热忱开始研究这个古老王朝。陈寅恪、罗福苌、王静如、向达等对文书进行考证、释译，学界眼界大开。加之民国时期宁夏灵武等地发现成批的西夏佛经，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开始殚精竭虑地识读西夏文，研究和整理西夏文资料。他们在对西夏文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通过对同一佛经汉文、西夏文本的对读，进行比较观察，不仅能初步解读已“死去”数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而且逐步摸索到其语法和造字规律。这一切无疑为开启西夏文这一深奥的地下宝库找到了一把钥匙。
多少年来，唯有俄国西夏学者得天独厚，可以足不出户，对西夏文文献从容研究，然而尽管他们代有人出，在发表研究专着的同时也刊布了文献原文，但毕竟只占全部文献中极小的部分。世界上其他各国绝大多数的学者只能以俄人的研究为起点，无法见到更多的未刊文献，徒有欲睹元由之叹，全面的更深入地综合分析更无从谈起。
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流传科兹洛夫所获中有宋版（实际是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讯息。毕生致力于中国珍稀古籍保存与传布的郑振铎先生便辗转托人打听，终无结果。1930年，他见到了此书的抄本与照片。其后的20余年里，他一直牵挂着这部中国最古的刻本诸宫调。直到1957年，郑振铎以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访问苏联时，在列宁格勒冬宫博物馆与亚洲民族研究所（现东方研究所）得见俄藏敦煌、黑水城、新疆的出土文物，不禁“大为惊讶”，魂牵梦绕几十年的古本《刘知远诸宫调》终于见到了，仿如故友重逢，颇生相见如故之感。
郑振铎在这里还看见了“维摩法经变文”、“四美人图”等诸多珍稀古卷画，似乎突然落入了浩瀚的文物海洋！由于当时苏联与中国关系正处于十分亲密期，因而次年苏联政府便将《刘知远清宫调》和另外20部盖有苏联藏印鉴的西夏文佛经送还我国北京图书馆，文物出版社立即影印，广为流传。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西夏学研究重又升温。经过长期锲而不舍的努力和积累，中国已形成了新一代足以使全世界同行刮目相看的最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他们自然更为迫切地希望推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全面刊布。50年代后期，苏联对汉学研究的管理体制出现了松动迹象，中苏两国学者开始了交流、互访。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宁夏社会科学院李范文作为中方学者访问了苏联，短短三个星期，他们冒着列宁格勒50年来从未有过的严寒，在东方研究所特藏部阅览室阅览了全部西夏文献。这是我国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亲眼目睹黑水城出土文献之全貌。12个高大宽厚的书柜储藏着中国中古时期的珍籍。令人庆幸和欣慰的是，这些文献都保存较好，一些重要文献虽已残破，但可修复和褥糊。
中国学界和出版界人士敏锐地抓住这一大好时机，抓紧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探讨共同出版黑水城文献的可能性。谈判几经曲折，但最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1993年4月，北京、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国三方的代表就全面影印编纂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达成共识，并签订协议。同年10月与次年7月，中方联合工作小组两次赴俄，对文献进行现场整理编撰，取得了圆满成功。中方专家们回国后，在俄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携返的文献摄片认真分析、考究源流，辨章学术，缀合切拼，定题断代，并精心印制。全书以汉文文献、西夏文世俗文献、西夏佛教文献以及其他民族文字分编出版，计划编纂20余册，每册特精装8开本，约400页。现已出版的第一、二、三卷（汉文部分）与第七卷（西夏文世俗部分）是第一阶段的成果。
蒙尘近一个世纪的黑水文献终于重现于世，使人频生感慨，“弱国无外交”，落后受人欺，国家只有强大起来，才能抵御外侮，保住国宝，永享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