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猎户后来发现妻子不贞，孩子也不是他的，便假作进山狩猎，暗藏在房后的树丛中，等到那个恶少又去跟他妻子同床时，他用猎刀杀死了他们两人，把张荣新丢在地上踢了一脚，进了山就没有回来。
张荣新是被邻居养大的，乳名叫丢儿，参加红军后才有了现在的名字。
“反正我不知道，”张荣新气鼓鼓地说，“我是个孤儿！”
“为什么姓张呢？”
“那是养父家的姓。”
“那么写你养父的家吧。”
“不。”张荣新摇摇头。他不愿意有朝一日把他的身世再翻出来，他本想说他们也不在了，似乎在诅咒养育他的恩人，便改口说，“在我参加红军那一年，他们到外乡讨米去了。”
“你的愿望呢？”
有人猜他要找到自己的生身父母。张荣新却回答说：
“我脾气坏，不能团结人，也没有入党，我没有什么愿望。”
“你打仗很勇敢，”潘义山鼓励说，“总有什么要求吧？”
“……”张荣新摇摇头，然后看着炕上的两具尸首。这是一排长和副连长，他忽然提出了一个使所有人都震骇的愿望：
“我的愿望是跟他们一起死在倪家营子！”
这个平时对人对事都显得冷漠的人，说出这个愿望后，泪如涌泉，这是一种伟大的哀伤。
是的，在倪家营子这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牺牲了多少西路军的指战员？
潘义山不可能得出准确的数字，他只能有个大略的估算，经过古浪、高台、临泽等地的酷烈战斗之后，两万一千八百人的西路军大约减员八千人；第二次重返倪家营子时大约还有一万三千多人。这次突围出去多少呢？潘义山不清楚，五连的惨重伤亡当然不能作为全军伤亡的依据，但可以作为参照，如果突出去五千人的话，第二次返回倪家营子的七个昼夜的血战，就伤亡八千人！
潘义山不知道总部的比较精确的数字，不管上浮还是下降，增几个或是减几个，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
如果敌人的伤亡略高于我，是一万人，那么，倪家营子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浸入了六百人的鲜血。
潘义山忍不住从废墟的缝隙中向外望了一眼，那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一瞥啊！但他来不及从人生的角度对这场悲剧进行深入的思考。
思考的角度不同，答案也就各异。
大家为此沉默了足有两分钟。
太阳继续升高，明亮的光线照亮了阴暗的角落。有一个女护士偎倚在墙角里。她是这里的唯一的女同志，所以她很少说话，端庄地倚坐在那里，对所有人的讲话，她都显出兴味盎然的样子。她的神态有几分忧凄，她的面容算不上漂亮，却很文静，流露出一种心敛意宁的丰采，给人以爽心悦目之感。她似乎从深思中醒转过来，她轻声曼语地说：“我叫罗芳，一九一六年生，家是大别山麻城县牛家畈。爸爸是个木匠，有钱供我上了四年学。在山村里，我算是有文化的了。现在是护士，从前也是护士。一九三○年，学校的老师参加了红军，我也跟着参加了红军。那年我十四岁，在红军医院里当小护士。后来随军到了川陕，在万源保卫战后期，大概是一九三四年春天，我跟医院刘医生去安插伤员，回医院的路被敌人卡断了，刘医生的脚受了伤，虽是轻伤，可也不能爬山；那年我十八岁，身体很弱，背不动他……”
罗芳蓦然打住了，她仿佛说漏了嘴，不想再说下去了。所有战友都期待地望着她，等她说下去。罗芳似乎自我鼓励了一番，吞吞吐吐地说：
“我们就隐藏在一个烧木炭人住的草棚子里，那棚子很小，里面有一个小锅灶，一袋子米，还有一小包盐。那盐，我们舍不得吃，留着给他洗伤口……我们就在这个草棚子里住了九天……”
罗芳又打住了，她实在不该在这里停住，这就给听众有时间产生浪漫性的联想。九天，一个男医生和一个女护士住在山野无人的草棚子里，供人想象的空间太大了。
这是一种奇妙的人生现象，罗芳的不动声色不动感情的平静如流水的叙述，竟把大家从死亡线上拉到一个新的天地中。
这些踏遍千山万水的战斗者，什么人间美景、大自然的风光没有见过？各自想象是不同的，但又是大同小异的。在这座面临毁灭的充满硝烟和血腥气的废墟里，涌进了多么辽阔丰美的大自然的壮观景象啊！
他们又看到大别山中横断天际的金刚台的险峰，又看到大巴山那苍凉的陡峭的悬崖，又听到嘉陵江大渡河的波涛的呼啸，又嗅到了毛儿盖、若尔盖大草原的幽幽花香……雪山、草地、险关、隘道，谁能写尽它们的深邃、伟美、雄浑、博大？
他们的经历是艰险的，也是幸福的！
即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无日不战的苦难，也没有压倒他们，也没有吓住他们！
赤着双脚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横渡百里戈壁千里沙漠，这是多么壮美？有谁身感神受，经历过这西部边陲的宇宙洪荒？
美是形形色色的。喜剧美还是悲剧美？
在华丽的宫廷里举行一次盛大的美女如云的舞会，在西班牙的斗牛场上有一场惊心动魄血溅黄沙的人牛搏斗，你更欣赏哪个？
你是喜欢在鸟语花香小桥流水的公园里，沿着通幽的曲径慢慢散步？你还是喜欢荷着猎枪骑着骏马，在青面獠牙似的险崖、奇峰、巨瀑的深山老林中攀登？
哪个更美？你作何选择？
“那九天，我们吃完了粮食，刘医生的脚也能走路了。我们在那烧炭人的粮袋里放了两块银元，下了山，去找部队……这九天……这九天……我一辈子不忘……”
罗芳在断断续续地叙述，像一泓澄澈的溪水，不时遇上挡路的石块，它必须经过波涌浪溅之后才能过去，连三个重伤员也停止了呻吟。
潘义山也早已不再记录，把小纸本放在膝盖上，全神贯注地望着罗芳那苍白的瘦长的脸。也许只有他才完全理解罗芳的心情，他觉得这位原来不为他注意的女护士变得好看了。
谁也不去打断她，谁也不去提问，免得一声不当的语言，击碎了这个五彩玻璃缀成的太虚幻境。
“刘医生，比我大六岁，他是河南光山县人，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他爱好文学，这九天里，他给我讲了各式各样的故事，把我引向一个从来不知道的世界。
“这九天，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九天。我记起来了，一九三四年的旧历三月十四，那是我满十八岁的生日，杜鹃花就像一片片野火烧遍了远近山崖！
“刘医生的脚已经痊愈了，我们应该穿过敌人的封锁去找部队。我突然变得愁肠百结了，当然感到的不止是生离死别的痛苦，而是还有另外的忧虑……”
罗芳已经不是向周围的战友叙述，而是面对着自己的内心，她的话语的小溪已经不再为羞涩、愧悔的石块阻拦曲曲弯弯，而是沿着平滑的斜坡一泻千里了。
“我们忧虑回去之后，怎样向组织交待？医院里那些眼尖嘴利的姐妹们会怎么想？会怎么问？我怎么回答她们？我从小就痛恨谎言，我怎么能欺骗她们？
“更可怕的是刘医生是结过婚的人，他的妻子是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同学，一个比我还漂亮的姑娘，刘医生给我看过她的照片，她在家乡的医院里工作。因为他们有一个婴儿，她才没有跟丈夫一起到部队里来。刘医生并没有欺骗我，是他首先把他的经历全部告诉了我。
“他有妻子，我再爱他，这是我一生所不可挽回的错误。可是，我不后悔，如果生活再让我重走一次，仍然别无选择。我知道，任谁都不会理解我，只有我自己原谅自己。
“当然，我也按照世俗的道德，深深地谴责着自己。这短短的九天，我相信这是我一生对错难分的九天，直到今天，事过将近三年之后，我还不知道九天带给我的是痛苦多于幸福还是幸福多于痛苦……
“在寻找部队的路上，我们几经危难。回到医院之后，组织上当然要考察我们离队的这段时间，安插伤员用去七天，我们隐藏在山林里用去九天，找回部队用去十二天，这样长的时间，我们俩都要分别作出交待，先是政治问题：有没有被俘叛变行为？再是生活问题，有没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三是思想问题，有哪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没有动摇？四是组织纪律问题，为什么没有按时完成任务？为什么没有按时归队？
“一遍一遍又一遍地交待，我都头昏了，如今只要回想起被审查的那些日子，就遍体冰凉，我是那么哀伤欲绝。那时全军正在反刘湘的六路围攻，不像在鄂豫皖白雀园大肃反那样有充足的时间和巨大的声势……处理是宽大的，刘医生留党察看两年，到部队卫生营去工作；而我，留党察看半年以观后效。
“这半年的考验本来就算不上什么，可是，不料新的痛苦突然降临，两个月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呕吐不止。但我忍受着，隐瞒着，紧紧包裹着，动作越来越笨拙，我觉得同志们开始在背后嘁嘁喳喳，用怀疑和怜悯的目光看着我。我不知如何办好，心焦如焚，有几次我想从悬崖上跳下去。可是肚子里的小生命猛力向上冲涌，揪住了我的心：‘妈妈，我要到人世来跟你在一起生活……’是的，刘医生已经不属于我了，他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而我，除了这个腹内的孩子就一无所有了。
“凡事我都勉强振作精神，抱着车到山前终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态度去迎接未来的打击。但是，由于我神情恍惚，老是出错，我有时忘了给伤员按时打针，有一次差点给病人服错了药……护士长早就注意到我了，她在一天夜里，把我拉到村外，低声问我：‘是不是有了？’
“我的眼前一下子昏黑了，我知道这一天是早晚要来的，可是真地来了我仍然像受了一下雷击，只觉得火星乱进，我昏倒在她的怀里……
“我不想再说那些苦难屈辱的日月了，我的孩子终于在不足月的情况下出世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三，正是四方面军北出陕南的时候。大部队分三路从铁锁关、宁强、阳平关向东北挺进。后来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回头向南，据说是配合一方面军长征，要强渡嘉陵江。
“领导上问我，是把孩子送给当地群众，还是我也退伍，和孩子一起留在川陕边自谋生路？
“在新区，我一个举目无亲的女红军，抱着刚满月的婴儿能有什么活路呢？我只好舍弃我的孩子，随军出征。
“我的最后的心愿能说什么呢？我的心愿很多，指导员，你的本子是记不完的……”
潘义山全沉浸在罗芳的叙述里了，听到罗芳提到他，才猛醒过来，本子从膝盖落在地上，急忙拾起，带着一种愧意说：
“罗芳，你说。”
罗芳从她的毡毯缝制得很精巧的“马甲”里，摸出写在香烟盒纸上的地址，一字一顿地念道：
四川省广元县，花挢区中和场，分水村，杨洪昌收养红军之子，乳名平平，大号杨刘罗。
念完，她怕潘义山把字记错，解释说：“杨刘罗不是杨柳萝。”
“我知道，”潘义山说，“这是你们三人的姓！”
“找到这个孩子，是我说不完的愿望中的最大愿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