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论书诗中以“丝”比况之作颇多，尤其是“游丝”一词，使用频率颇高。如梅尧臣《依韵和试笔偶书》、汪藻《吴傅朋以王逸少遗意作游丝之书古今所无恨未之见也为赋此诗》、周紫芝《吴傅朋郎中自出新意作游丝书妙绝一时士大夫皆赋诗为作数语书轴尾》、《傅朋为作游丝小轴报以长句》、吕本中《吴傅朋游丝书》、曾几《吴傅朋出游丝书求诗》、刘子翚《吴傅朋游丝帖歌》、王之望《吴傅朋游丝书》、洪适《题信州吴傅朋郎中游丝书》等诗中均使用该词。而文同《推官惠李庶子鄂州篆字》中“磥砢玻璃碗，诘屈珊瑚钩”，用“玻璃碗”、“珊瑚钩”来比况字体点画与线条，更与“形”相去甚远，完全是由诗人主观“意”所促成。
三、重气势
在唐、宋论书诗中，诗人特别注重比况物与书法作品或书家内在气势的暗合之处。大千世界中万物形态各异，与书法点画相似者寥寥无几，因此诗人更多地取比况物的精神意蕴，来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与价值取向。不论是动物、植物，还是景物，在诗人笔下都充满了审美的主观关照，“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这种主观情感赋予比况物之后，同书法审美结合起来，就找到了二者的内在相通之处。诗人所关注的气势充满诗句与对书法的欣赏中，“有时取势气更高，意得春江千里涛”（皎然《张伯英草书歌》）。这种气势正如春江水一般，滔滔不绝，充沛而出。
1.追求宏大的气势
在唐代论书诗中，诗人往往追求宏大的气势，以具有这种气势的比况物营造氛围来比况书法作品。书法作品受纸张篇幅等限制，很难给人以壮美的审美体验，而诗人往往将书法审美扩大化，沟通天地，比况物所具有的气势都被扩大化，移植到书法审美上，是而书法具有了宏大的气势，给读者以壮美的享受。如杜甫《醉歌行》中“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对于文章与书法的气势描绘就借用“三峡水”、“千人军”来比况，且为“倒流”、“横扫”，气势宏大，场面壮观，由此使书法作品在气势上得以提升。
唐代论书诗中描述追求宏大的气势常通过使用具有宏大壮美的比况物实现。具有庞大体形、勇猛异常的动物，如龙、虎、熊、罴、兽等，都是诗人钟爱的比况物。这些动物给人以勇猛异常的感觉，而以其比况书法作品，增添了艺术的充沛气势。如韩偓《草书屏风》中“若教临水畔，字字恐成龙”，将字幻化成“龙”，具有更威猛的气势。朱逵《怀素上人草书歌》中“字成只畏盘龙去”，亦是将静态的“字”比况为动态的“龙”，或者说将“龙”的飞动气势移植到静态的字上，寻求二者的内在相通之处。再如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中“如熊如罴不足比”，用“熊”、“罴”比况怀素草书，增强了书法的气势。
对于不是那么凶猛的马，诗人则注意使用群体来突出气势，如司空图《光大师草书歌》中“乘高擂鼓震川原，惊迸骅骝几千匹”，诗人使用了“几千匹”这样群体性的词汇，来突出“骅骝”突然迸发出来的气势，增强了光大师草书那种充沛的艺术体现。
宋代论书诗亦追求这种宏大的气势，在使用比况物方面大量使用“龙”类，其种类远多于唐代论书诗。诗人往往借此具有神幻色彩的动物比况书法作品或书家精神意蕴，突出点画线条中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诗人在使用“龙”类词语比况时，常为其营造波澜壮阔的氛围，有时甚至沟通天地，形成奇幻多变的理想世界。如岳珂《黄鲁直一笑帖赞》中“五湖浪卷四海立，墨风雨中起蛟蛰”，诗人在对黄庭坚字帖进行描摹时，营造了风起云涌、波涛翻滚的壮丽场面，再以“蛟蛰”比况字体，突出了欣赏书法作品时主观的审美感受。另余复《文笔峰》中“胸中造物饱星斗，笔下文字盘蛟螭”，更是对书家精神意蕴予以赞美，认为书家胸中包容天地，具有了博大的胸怀，才能笔走龙蛇，字体如“蛟螭”般盘旋飞舞。
为了突出“龙”所具有的气势，宋代论书诗中常赋其以动态，见前对比况物动态分析。诗人还经常将“龙”与“虎”等猛兽连用，如使用“龙跳虎卧”、“龙腾虎卧”等词组，以此增强气势。如李石《试严志行笔》中“龙跳虎卧王右军，蚕头隼尾始逼真”、洪咨夔《归宗墨池》中“龙跳虎跃入昭陵，墨汁空留一段冰”、张孝祥《题蔡济忠所摹御府米帖》中“龙腾虎卧摹不得，想君神授五色笔”，均以“龙”、“虎”搭配，比况书法作品带给欣赏者的审美冲击。
宋代论书诗中还经常以体形比较大或比较凶猛的动物来比况，展现出宏大的气势。如王禹偁《谢宣赐御草书急就章并朱邸旧集歌》中“又似大鲸吞尽沧海波，查牙露出珊瑚树”，对于草书作品所展现出的气势，用体形庞大的“大鲸”来形容，且吞波吐浪，气势骇人。岳珂《唐许浑乌丝栏诗真迹赞》中“鲸鱼东去云浪翻”，亦采用“鲸鱼”比况。有时诗人使用比况的动物体形虽不是很大，但却很凶猛，同样营造出宏大或逼人之气势。如韦骧《求陈和叔草书千文》中“俊若秋天鹰隼击”，以凶猛的“鹰隼”在秋天猎食时的状态比况书法字体，鹰隼犀利、勇猛的感觉被移植到字体上，使读者产生丰富联想，化审美感受为视觉，化“虚”为“实”。梅尧臣《偶书寄苏子美》中“有如秋空鹰，气压城雀鹞”，更是强调“鹰”的那种气势，提倡书法审美时应重视字体展现的内涵。
唐代论书诗在以景物比况的诗歌中，为营造宏大的气势，较常使用山、峰等具有壮美性质的景物，来营造书法给人的视觉冲击感。如杜甫《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中“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形容张旭草书笔力连绵不绝，给人以气势充沛之感，犹如起伏连绵的山脉一样，令人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中“时复枯燥何褵褷，忽觉阴山突兀横翠微”，以突兀而出的“阴山”来烘托怀素草书的气势。贯休《光大师草书歌》则以“千峰”来营造氛围，更显得宏大壮观。
宋代论书诗中以山、峰比况之作不多，但诗人同样重视其壮美特质。如胡宿《石曼卿学士挽词》中“醉墨千峰立，吟毫八极空”，将字体比作屹立的“千峰”，充满宏大壮美感。陈长方《题定武本兰亭三首》中“八法典刑今在此，华山天外立三峰”，将书法楷模《兰亭序》比为高耸天外的山峰，举世仰望。在以“石”等比况的诗作亦有此用法，如岳珂《韩忠献（琦）北道京邑二帖赞》中“太山绝壁，九河碣石，莫动笔力”，形容笔力遒劲，以“碣石”都不能撼动的夸张手法来比况。
2.寻求连贯的气势
在唐、宋论书诗中，注重以气势取胜，注重比况物与书法作品之间气势的沟通，同时更注重这种气势的连贯。唐代论书诗中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中“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先用“后羿射日”的典故，以“九日”被射落的情形比喻舞剑器的气势，进而用“龙”的飞翔承接这种气势，使其贯通起来。再如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中“又如翰海日暮愁阴浓，忽然跃出千黑龙”，在渲染黄昏时节瀚海阴云翻滚时，紧接着又有“千黑龙”跃出，在浓重的气氛中突然产生节奏的变化，增强了怀素草书给欣赏者带来的视觉冲击力。
在唐代论书诗中，以景物比况时特别注重连贯的气势，尤其是使用云雾、水、雷电等具有流动性或动感的景物，常注意其动态的连续性，如皎然《张伯英草书歌》中“阆风游云千万朵，惊龙蹴踏飞欲堕”，在先描绘随风飘荡的云朵，营造变化无穷的仪态后，又接以“惊龙”出没其间，增加了这种动态，使书法字体的变化气势得以持续发展。再如王《怀素上人草书歌》中“临江不羡飞帆势，下笔长为骤雨声”，先以“飞帆”比况其形，继以“骤雨声”增强气势，形成了视觉与听觉的通感效应。
宋代论书诗中同样注重气势的连贯，形成连续性的审美链条。如胡宿《谢御书飞白扇子歌》中“素龙鳞角俨欲举，白凤翅翼行将翻”，对于飞白书展现的内在意蕴，先以即将腾飞的“素龙”、继而以展翅的“白凤”来比况，这两种传说中的神物充满奇幻的色彩，承载着中国的文化形象，二者相承接，使读者对飞白书的艺术审美产生连绵不绝的感觉，产生更加丰富的想象。再如周行己《钟离中散草书》中“浩如观波澜，划见鲸尾掉”，对于草书欣赏，以波澜壮阔的气势形容，进而在烟波浩渺中又有鲸鱼摇尾，翻起滔滔巨浪。前后两句相互承接，形成颇为连贯的气势。
宋代论书诗中以云雾比况之作颇多，其动态连续性充分展示了书法线条连绵不绝的气势。如米芾《智衲草书》中“兴来飒飒吼风雨，落纸往往翻云烟”，对于智衲书法创作时，首先强调其兴致来时犹如“风雨”大作，接着在创作过程中笔下线条流淌，恰似“云烟”翻滚。前后承接，将书家书法创作过程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郑清之《书西湖雷峰云讲主草书》中“风雷喧豗撼坤轴，飞电交横印清沼”，以“风雷”与“飞电”相连用，将草书那种气脉连续感形象地展示出来。
在唐代论书诗中，常常并非孤立地使用比况物，而是两种或以上的比况物联合使用，上下承接，形成连续的气势。如李白《草书歌行》中“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用“鬼神”与“龙蛇”对举，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中“如熊如罴不足比，如虺如蛇不足拟”，用了“熊”、“罴”、“虺”、“蛇”四词对举，多词的联合使用，具有群体性效应，易产生充沛气势，形成连续性的审美联想，比单一的比况物更容易形成连贯的气势。
宋代论书诗中所使用比况物较唐代更多，在营造连续气势时亦常将两种或数种比况物连用。如洪适《题信州吴傅朋郎中游丝书》中“游云惊龙初振奇，渴骥怒猊争作势”，先后使用了“游云”、“惊龙”、“渴骥”、“怒猊”几种比况物，共同营造动态感。慕容彦逢《为陈秀才题墨妙堂》中“猿攀虎怒势争鲸，奔蜃骇驶波浪惊”，则使用了“猿”、“虎”、“鲸”、“蜃”几种动物性词语，突出书法作品的连续气势，带给欣赏者动态审美感。
几种比况物对举情形在以植物比况时更加重要，因为植物本身不具备动物、景物那样的动态，在气势营造上略显薄弱，所以几种植物连用，可以增强表现力，形成连贯的气势。唐代论书诗中如韩偓《草书屏风》中“怪石奔秋涧，寒藤挂古松”，连续使用“石”、“藤”、“松”几种静物来比况字体的多变形态，充满奇趣。并且由石落涧中带来的动感之后，紧接藤绕古松，突出了书法作品带给读者的视觉审美。宋代论书诗中使用植物比况时，亦注意多种比况物的连用。如陆游《学书》中“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拏虚空”，使用“蔓”、“松”、“蛟”几种植物、动物连用，在通过以“老蔓”缠绕在“松”上，来形容线条的曲折，进而以“瘦蛟出海”强调字体的动感，突出书法作品由形至神的价值体验。
这种对举有时并不全是同类，也有不同种类的对举，如唐代论书诗中李白《草书歌行》中“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用《庄子·逍遥游》中典故“北溟鱼”形容草书字体给人的宏大气势，又与“中山兔”对举，强调制笔所耗兔毫之多。而韩愈《岣嵝山》中“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则用了“科斗”、“鸾”、“凤”、“虎”、“螭”几种不同种类的动物，使字体充满了丰富的色彩与种类。贯休《光大师草书歌》中则使用了“寒雕”与“玄猿”一禽一兽相对举。另如史松《翛公上人草书歌》中用“风雨”与“山岳”、“魍魉”与“龙蛇”相对举，等等，均使用了不同种类的比况物对举，增加上下句的连贯，为书法营造连绵不绝的气势。
宋代论书诗中亦常使用不同种类的比况物来营造氛围，增强气势。常见的是“龙凤”连用，如：“凤翥龙翔”（薛绍彭《秘阁观书》）、“腾龙舞凤”（慕容彦逢《为陈秀才题墨妙堂》）、“龙盘凤翥”（楼钥《兰亭别丁杲卿》）、“龙腾凤集”（黄畴若《泽卿示兰亭考作萧翼取兰亭辞》）、“龙翔凤翥”（方岳《题刊匠图书册》）等，均以两种神物对举，且均具有动态趋势，形成连续的气势。另宋诗中还常以“龙虎”对举，如：“龙跳虎卧”（李之仪《走笔赠报宁老》）、“龙腾虎卧”（张孝祥《题蔡济忠所摹御府米帖》）、“龙跳虎跃”（洪咨夔《归宗墨池》）等，使书法作品具有威猛的动态气势。动、植物相搭配使用亦是宋代论书诗中常见手法，如钱若水《禁林宴会之什》中“四字骊龙争夭矫，两篇琼树斗扶疏”，将“骊龙”与“琼树”连用，一动一静，充满情趣。这种不同种类比况物的对举，使诗歌显得丰富多彩，使书法审美呈现多样化态势，但也增加了读者的理解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