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纨绔无伟男”，从古到今，中外顶级人才大都是成长于逆境中的。
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出生在肯塔基州哈丁县一个清贫的鞋匠家庭，他的童年是“一部贫穷的简明编年史”。小时候，他帮助家里搬柴、提水、做农活等，以种田和打猎为生。为维持家计，少年时他不得不当上摆渡工、种植园工、店员和木工等。
宋耀如早年的生活也是在贫穷困苦中度过的，他之所以特别崇拜林肯和理会林肯思想精髓，与他有十分相似的生活经历有着重大关系。
发现和利用时代的新生教育元素，特别是应用中西教育结合的特色方法以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新一代“茂才”，是宋氏家族教育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礼记》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一个普通中国家庭，以两代人的努力，在国家政治经济处于十字路口的黑暗时代崛起为世界罕见之名门望族，从四万万人口中脱颖而出，创造了有两个第一夫人，一个政府要员，数位富有才干的精英，不能不说是世界少有的奇迹了。
宋家的孩子们出自豪门而不染纨绔子弟之恶习，不在富贵中迷失本性，而是不断激励自己养成时代进取意识。他们一生重生活品质而不忘社会责任，体现了一种负责的“高贵”精神和追求民主的时代理想。
宋耀如夫妇认为，无论男孩女孩，其教育权利是同等的。和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不同，宋耀如夫妇强调的是在人的完全平等权利之上的教育平等，为此他们对孩子的教育主张是在不排除孔孟式三纲五常合理基础上，遵照基督教《箴言》才德并重要求来平等对待。
而对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在期待出现中国社会的“林肯”式人物这个问题上，宋氏家族的教育实践不单单是一种对个人英雄主义行为的简单模仿，而是要通过一个群体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完善才能实现的目标。而彻底地抛弃男尊女卑之陈腐观念，是这个超时代家庭培养超时代天赋使命人群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觉悟。
19世纪中国教育正处在转折点上，中国传统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18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漪丝》、《植物学通信》等。在其教育代表作《爱弥儿》中提倡反对中世纪封建教育对儿童个性的压抑，主张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自然本性，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实施自然教育的思想在西方国家已是一种的不争真理，但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思想还很少有人知道，更不用说用于教育实践。
基督教思想需要时代元素的加入，儒教理想最终也不能脱离世界发展的主流。宋耀如携带自然教育的成长因素，一生动荡，居于时代变革的风口浪尖，成为中西教育思想的一个不自觉的“始作俑者”。这当中有着不可争辩的时代原因。宋氏家族的教育模式或不可复制但可借鉴，这无疑是今天宋氏教育思想研究之信心所在。
一个“自然的人”，通过社会的努力和争取，加上个人的勤奋好学，是一种卢梭教育思想天生亲和力的教育内涵的深度发扬。宋耀如也许并不专意于卢梭等人教育理论的曲直与否，“生命之树常绿”，在活的生活的教育实践中，宋氏家族不回避这一教育思潮的影响和引导，成为中西教育碰撞受益第一中国家族，发人深省！
一个时代的“顿悟”
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思想高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国发生了一起维新变法运动，虽仅有百日，但它的改良主义思想终究对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对教育的影响更直接。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要唤起居人口之半的广大妇女的觉醒，重塑中国女性历史形象，兴办女学，广开民智，强国强种，使女子与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新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社会改革一个重要内容。
在变法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采纳维新派主张，发出几十条改革“上谕”，其中对教育方面采取了废除八股和考试策论等办法，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世”的人才；筹办高、中、初级学堂，兼学中学和西学。
清末民初是我国学校教育急速地从旧式学堂向西方近代学校教育转变时期，课堂教学经历了从传统私塾教学转变为班级授课，模仿西方建立教学体制的过程。这一时期我国的课堂教学虽开始有了一些新鲜的东西，但总体具生搬硬套西方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新旧杂陈的特点。
一方面，宋耀如对美国教育有切身的体验，深知当代中国社会教育问题症结之所在，体会到美国教育与中国教育的时代差距，这个差距，尤以妇女教育为最。宋耀如完全认同维新运动妇女解放的思想，在他的人生生涯里，给他影响更大的是像女友安妮那样激情热烈，和像妻子倪珪贞这样坚毅不屈的新女性。面对自己三个聪慧早悟的女儿，他感到了一种另写她们人生命运的迫切。
宋家的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得到了比同时代孩子更多更好的教育，特别是三个女孩，可以说接受到一般家庭当时所无法做到的美国语言文化早期教育，稍大后又进入教会学校学习西方文化，给她们创造了一个与同时代人不同的成长环境。
宋耀如夫妇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文化的学习和思想转变必须走在时代的前面，而要彻底改变历史的阴影对妇女解放的潜在思想束缚，要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转变才能完成。孩子们在新的条件下必须重走又不能完全重复父母走过的路，因为时代的创新总是不完全按照陈规进行的。
倪珪贞与宋耀如一道，在对子女教育思想上的默契领会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顿悟”。
让孩子们在家里接受特别生活环境的文化熏陶，进而接受教会学校的特别教育，一旦条件成熟，即毫不犹豫地不畏艰难风险，把他们送到美国这块开拓者的自由土地上，体验父辈一代曾经走过的特别成长过程，探索一条自己的特别人生之路。当然他们留美时的成长和学习条件比他们的父亲当年更好更明朗。
出色的丈夫和优秀的家长
宋耀如表面上亲切、随和，但骨子里却对腐朽的清朝政府嫉恶如仇，态度激进热烈。宋耀如人生最关键时期的教育是在美国度过的，回国后对中国传统教育压抑人性的做法和刻意要求循规蹈矩的陈腐管教方式深恶痛绝。他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理想，希望把儿女们培养成蔑视传统、勇于创新和执著追求的人。他更喜欢儿女们个性张扬，风行雷厉。
关于家庭教育，宋耀如不是仅仅将子女的培育作为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将其作为一项伟大的事业来认识对待。宋耀如作为“上帝的仆人”对上帝不可谓不虔诚，作为声名远播的实业家对事业不可谓不敬，作为坚定不移的革命者对革命不可谓不尽心。然而，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另一重要身份——父亲。为了教育子女，无论事务怎么繁忙，他一回到家便同孩子们打成一片，一道玩耍，一起游戏，在共享天伦之乐的同时，对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
我们已经看到宋耀如是如何无微不至地关心孩子的学习过程和培养兴趣的了，但我们仍可从他给宋子文的两封信中看到那种情不自禁的“舐犊”情怀。
1915年5月3日他写信告诉子文，他由于身体原因不能来美国看望他和美龄，表达了一种身不由己的对儿女的思念和渴望。他害怕自己活不久，他在仔细的嘱咐和喋喋不休之后，不忘告诫孩子们要有一个好身体。1915年8月6日致宋子文信中可见一斑：
……获悉你俩身体健康，我很高兴。保重身体，没有一个好身体，教育就实际上如同其他东西一样毫无价值。所以，要始终以健康为重。……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74页。原文如下：I am glad to know you both are in good health. Take good care of it. Without a good health an education is practically as worthless to the possession as well as to others. Therefore， always keep your eye on your health above all th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