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期比较重要的博物馆还有伪满大陆科学院哈尔滨分院博物馆。该馆前身为东省特别区文物研究会博物馆，1931年—1937年间，曾先后归东省特别区文物研究所、伪北满特别区文物研究所、伪滨江省立哈尔滨文物研究所管理，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日本人将在黑龙江地区搜掠和发掘的文物大部运回本土，1933年，伪北满特别区文物研究所博物馆所藏文物、标本比原东省文物研究会时期明显下降，仅存35972件。1937年1月，伪滨江省立哈尔滨文物研究所博物馆更名为伪满大陆科学院哈尔滨分院博物馆，据1937年的统计数据，博物馆的藏品为45972件，其中包括历史文物12548件，民族文物和标本资料6277件。馆内设有经济学、考古学、风土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6个陈列展览，1938年时展品总数为20461件。
除此而外，伪满洲国时期还先后存在或成立了哈尔滨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金州乡土馆、辽阳古物保存馆、抚顺古物保存馆、牡丹江东京城古物保存馆、辑安高句丽博物馆、林东史迹保存馆、赤峰博物馆、热河宝物馆等10余座博物馆。荆三林编著：《博物馆学讲义》（铅印本），第525页，郑州大学，1983年。其中，哈尔滨博物馆的藏品以自然科学标本和辽金时代的遗迹遗物为主，旅顺博物馆的藏品以原始社会遗物和汉、唐、中亚、印度文物为主，牡丹江东京城古物保存馆的藏品以东京城和古渤海王城遗址出土文物为主。
三、文物学术研究
伪满时期开展的文物学术研究，虽然在学术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巩固日伪统治、麻痹人民思想、实施奴化教育为目的的。在殖民统治的庇护下，日本学者以不同形式觊觎掠夺中国文物，歪曲中国历史，为其国内的文物学术研究积累资料，为其对外侵略扩张搜索炮制历史、文化和考古学的依据。
（一）主要学术研究机构
早在1927年3月，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即成立了“东亚考古学会”，专攻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工作，1929年以后，由于“东方考古学协会”的中方委员退出，该协会也为日本学者所把持。这两个机构自成立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出版有《考古学论丛》两期、《东方考古学丛刊》（分甲乙两种共十四部考古发掘报告）。
1931年9月，日本学者在大连成立了所谓“辽东学会”，伪满洲国成立后更名为“满洲学会”，这是专从历史学、考古、民俗等方面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服务的机构。姜念东等著：《伪满洲国史》，第44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原东省特别区文物研究所于1933年更名为伪北满特别区文物研究所，1936年又更名为伪滨江省立哈尔滨文物研究所。1935年，在长春成立了伪满洲国大陆科学院，其目的在于“从科学研究开发、利用满洲国资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服务。1937年1月，伪大陆科学院为了统一管理学术机构，增强北满地区的研究机能，接管了伪滨江省立哈尔滨文物研究所，改名为大陆科学院哈尔滨分院，分院院长先后由大陆科学院院长直木伦太郎、铃木梅太郎兼任。下设总务科、研究室、博物馆、饲养场、植物园。哈尔滨分院的研究任务，除“进行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试验研究外，还规定进行“历史学、考古学的考察和试验研究”。分院人员包括中、日、俄多种国籍。此外，伪满洲国成立后，原东省文物研究会的部分会员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地理学俱乐部、普尔热瓦尔斯基研究会两个学术团体，在北满地区开展了一些考古调查及研究活动。
（二）主要学术研究成果
伪满时期的文物学术研究成果，绝大多数由日本学者包揽，在伪满继续供职的原东省文物研究会的俄国学者也有一些成果问世。研究成果以考古学为主，主要著述有：包诺索夫的《北满石器时代的农业和畜牧业》、《驯鹿通古斯的萨满教仪式》、《成吉思汗边墙的初步调查》、《北部乌尔科古代边墙》，斯塔里科夫的《哈尔滨附近金代墓地的最初发现》、《阿什河流域金代墓葬、墓碑考证》等；日本人奥田直荣的《顾乡屯的史前学情况调查报告》、《细石器在满洲的分布》，八幡一郎的《在珠尔干河流域发现的遗物》等，分别发表在《大陆科学院汇报》和《人类学》等刊物上。江上波夫和水野清一于1935年出版了《内蒙古长城地带》，同年，滨田耕作发表了《赤峰红山后》；1938年，池内宏、梅原末治出版了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通沟》，集中了日本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对集安的城址、墓葬壁画、文物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水野清一于1939年出版了发掘报告《东京城——渤海上京龙泉府址的调查发掘》；原田淑人和驹井和爱于1941年出版了《上都》；1942年，曾在顾乡屯进行过考古发掘的远藤隆次将发掘资料整理发表了《顾乡屯》；1943年，由藤田亮策执笔的《延吉小营子遗址调查报告》正式发表；日本学者还将发掘渤海上京遗址的资料整理后出版了专著《东京城》，水野清一根据金关丈夫和三宅宗悦发掘资料整理发表了《羊头洼报告书》。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还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建筑、碑刻等进行了大量调查，在《满蒙史学》、《满蒙历史地理》、《满洲建筑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中国学者在沦陷期间也发表了一些学术研究成果。1933年，金毓黻编著了《辽陵石刻集录》，对伪国立中央博物馆馆藏之辽代帝陵石刻文物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研究；李文信发表了《奉天昭陵附近出土之石棺》、《沈阳故宫卤簿仪仗物小记》、《辽阳北郊壁画古墓记略》、《金临潢路河界壕边停址》、《吉林市附近之史迹及遗物》等论文；1943年，佟柱臣著有《凌源牛河梁彩陶遗迹》，此后他又发表了《东北旧石器时代问题》、《东北自然环境与史前文化区——论东北新石器时代》等。
伪满时期还开展了一些国际性的文物学术交流，如1934年，伪北满特别区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包诺索夫，向伦敦万国学术会议寄送了《满洲最后五年中关于考古部分之研究》、《东部满洲史前文化》（牡丹江流域）的论文；1935年，鲁喀世金向里斯本第12届国际动物学会提交了研究报告等。
（三）日本学者利用文物学术研究歪曲中国历史的言行
早在伪满洲国成立前，日本人类学家白鸟库吉就所谓“满洲历史地理”写过几本书，极力鼓吹东北并非中国的一部分，而是满汉蒙三个民族“争霸”的地方，这一荒谬论点，成为日本殖民主义者把东北和中国关内分离开来的主要根据之一。伪满洲国成立后，白鸟库吉又多次著文鼓吹满洲是所谓“独立”国家。姜念东等著：《伪满洲国史》，第44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1933年3月，日本外务省在东京日本商科大学举办所谓“日满学生讲习会”，邀请120余名伪满洲国留学生参加，每晚由一名日本著名学者讲演四个小时，持续10天之久，会后还将讲习录结集出版，所需经费由日本外务省的“对支文化事业费”支付。讲习会中关于中国文物的题目就占了一多半，如白鸟库吉主讲的《由地理历史方面看满洲》、由矢吹主讲的《满洲的古代建筑》、由鸟居龙藏主讲的《满洲的古墓》、由田边上雄主讲的《支那乐器的特征》等。《由地理历史方面看满洲》主要证明满洲在地理学上是天然的独立地区，在历史上先后有高句丽、渤海、辽、金、元等国家出现，没有受到中原汉民族的统治，因而不属于中国领土；《满洲的古代建筑》主要从历史断代和建筑风格证明，满洲所遗存的古建筑、石窟寺、喇嘛庙等具有鲜明的满洲特色，没有受到中原文化影响；《满洲的古墓》主要阐述在满洲发掘的古墓葬证明，不仅历史上满洲各个民族国家文明相当强盛，而且契丹文、蒙古文、满文等少数民族文字游离于汉文字体系之外，满蒙民族和文化不属于中华文化系统；《支那乐器的特征》则主要论证在满洲出土的乐器文物与中原乐器比较也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等等。宪均：《别有用心的日满学生讲习会》，载《伪满史料丛书·伪满文化》，第379—38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上述讲演在学术外衣的掩护下，通过歪曲考古资料和历史事实，牵强附会地解释“满洲”的历史与文化自古以来即不受中国中原文化的影响，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扩张寻求论据，进而向中国留学生灌输所谓满蒙独立论。
除了职业学者外，形形色色的日本冒险家和文化强盗亦闻风而至，甚至连川岛浪速这样经历过甲午战争、忠心耿耿的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年近八十，两耳全聋”，也披挂上阵，率领了一批所谓学者，在中国东北四处考察文物古迹，尤其热衷于考证中国东北地区庙宇与日本神道之间的渊源，并不时有“惊人”论断问世。
客观地讲，由于日本重视中国“满蒙”地区的传统，以及巩固殖民统治的需要，伪满时期的文物事业，与台湾一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考古研究领域取得了一批宝贵的资料和成果。但应当指出的是，任何地区文物事业的良性发展，都必须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引领学术研究的方向，而伪满的文物事业同样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和误用，形成了特殊的殖民地发展模式，对其成就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应过高评价。
§§§第三节其他沦陷区的文物事业
随着华北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大片国土沦丧。沦陷区内各类伪政权纷纷粉墨登场，在其统治下，各沦陷区的文物事业虽然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是学术价值与历史作用有限，多是为了配合日本侵略者美化和巩固殖民统治。在这些地区，到处闪现着日本学者的身影，成为沦陷区国家主权丧失、文物事业横遭摧残的写照。
一、华北沦陷区的文物事业
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从1935年4月开始，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同年11月，亲日派殷汝耕组织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又改组为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12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公署和北平、天津两个市政府，1938年2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又吞并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40年4月以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隶属南京汪伪政权，但实际上仍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
华北伪政权在形式上对于文物事业给予了一定关注，如1940年3月30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保存名胜古迹古物暂行条例》凡23条，对于文物古迹的定义、分类、调查、管理权限、保护措施、文物出口管制乃至违反条例的惩罚措施等都作了相对详尽的规定，其内容貌似完备，但实质上形同虚设，对于在华北地区四处“开拓”的日本学者和文化强盗丝毫不敢作为。在华北地区地方伪政权中，也设立有相应的文物管理机构，如1938年4月颁布的伪冀东道公署办事细则中规定“本署设教育科”，其社教股负责“关于保存名胜、古迹、古物及其他征集文献事项”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市档案馆编：《冀东日伪政权》，第91页，档案出版社，1992年。。
华北沦陷区内开展的文物事业主要有：
（一）考古调查与发掘
在日伪政权的庇护下，日本学者如同在本土一样甚至比在本土还要随心所欲地在人文积淀深厚的华北地区（包括河南、山东等省）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
1937—1943年，水野清一先后八次到大同云冈石窟调查；1938年和1940年，由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主持，发掘了云冈石窟第9、10、19、20窟及北魏寺院遗址；1938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组织所谓“北支学术调查团”，在安阳殷墟遗址进行发掘，同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也在安阳殷墟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1939年，鸟居龙藏调查了河北下花园附近的北魏早期石窟；1940年，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日比野夫在山西浑源一带进行考古发掘；1940年，日本兴亚院三上次男等在山西进行所谓北支佛教史迹调查，同年，三上次男还在山西境内进行了山西佛教历史调查；1940年秋，受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委托，以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室原田淑人为首，驹井和爱、岛田正郎、关野雄等参与，发掘了邯郸赵王城遗址；1940—1941年，日军驻太原特务机关文化室酒井真典、菊池宣正等多次闯入五台山寺庙劫掠文物；1940—1941年，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室关野雄先后三次在山东临淄齐国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劫去瓦当、陶片、封泥、铜镞等出土文物；1941年，水野清一等发掘了河北怀安北沙城汉墓；1941年，水野清一、日比野夫对太原、临汾、永济等8市县的57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后著有《山西古迹志》。1941年，小野胜年、长广敏雄等人在山西、河北两省北部的汉代墓葬进行了调查，并对山西省阳高县古城堡汉墓群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1941—1942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由长谷言人带队，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进行发掘活动；1942年秋，水野清一、小野胜年、日比野夫等调查发掘了大同阳高县附近的汉代墓葬，获取大量出土文物；同年，小野胜年等在山西代县峨口镇和临汾金城堡调查发掘了史前文化遗址，获取了彩陶、黑陶、灰陶等文物，并发现了灰坑和房屋遗迹；1942—1943年，日军大规模盗掘安阳殷墟遗址，出土文物均被运回日本国内；1942—1944年，和岛诚一对太原盆地及山西河东平原、潞安盆地进行了考察，发现史前遗址24处。
（二）博物馆与展览事业
华北地区是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沦陷期间，这一地区未及内迁的博物馆或与日伪虚与委蛇、竭力维持；或被日伪接管改造成为推行奴化教育的宣传机构，其事业发展受到挫折。
北平沦陷后，1938年，北平历史博物馆被伪教育总署接管，1943年，伪教育总署对北平历史博物馆进行了改组，设馆长一人及总务、陈列、征集三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