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曾多次发文、开会，三令五申，反复强调要下决心减轻农民负担。但时止今日，农民负担过重的呼声仍然很高。从四月份我们对庆阳、平凉两地区的调查看，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日趋加重，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应引起各级领导和决策机关的高度重视。
农民负担超过了承受能力
农民负担问题，实质上是国家、集体和农民对农村国民收入如何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是农民的货币形式或以实物、劳动形式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提供的剩余劳动。从广义上分析，平凉、庆阳两地区的农民负担大致可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农民向国家缴纳的各种税金。二是按一定比例向乡村集体上交的提留、统筹费及承担的义务工。三是一些部门和单位强加给农民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等不合理负担。四是农用生产资料和农村生活资料涨价，使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而造成的农民少收入、高支出的“转嫁负担”。五是向银行和国家偿还的分摊到农户的旧贷，赊销的棉絮、布等负担。六是农民因固守旧的风俗习惯，互相攀比，讲排场，超前消费，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负担。综合分析上述六个方面的负担，有四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一是负担项目多，数额大。平凉地区1988年全区农民负担共7大类58项，负担总额3858．43万元，户均112．6元，人均22．61元，占当年人均纯收入的7．2％。其中税金5项，金额1381．21万元，占总额的36．7％，人均8．31元；集体提留5项，金额377．57万元，占总额的10％，人均2．27元；各种摊派25项，金额1382．41万元，占总额的36．8％，人均8．32元；各种收费8项，金额206．82万元，占总额的5．5％，人均1．24元；各种集资6项，金额337．48万元，占总额的9％，人均2．03元；各种罚款8项。金额42．94万元，占总额的1．1％，人均1．26元；截留一项，金额30万元，占总额的0．8％，人均0．18元。环县1989年农民负担也达数十项之多，人均负担52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7％；该县木钵乡1989年农民负担共有11个大项，总额108万元。户均300元，人均59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9．2％；该县西川乡马坝塬村1989年人均负担高达112元，占当年人均纯收入的33．9％。
二是定项限额以外的不合理负担日益沉重。平凉地区1988年农民定项限额以外的不合理负担人均达13．85元，占人均负担总额的60％以上。庆阳地区1989年调查了庆阳、宁县、镇原三个县的9个乡镇、9个村、3602户、16832人的直接经济负担，结果表明，农民额外的不合理负担有不断递增趋势，1987年人均3．13元，占总负担的10％，1988年人均4．07元，占总负担的11．28％。以1988年为例进行不完全推算，全区仅五个方面不合理的额外负担高达319．2万元，占1989年全区通过各种渠道筹集的农业发展基金的70％以上。
三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转嫁给农民的隐型负担剧增。庆阳地区1989年调查了5个县，42户农民的粮食、油料、经济作物的成本变化情况，核算结果，小麦亩成本比上年上升50．47％，玉米上升18．76％，黄豆上升40．75％，胡麻上升35．64％，洋芋上升25．01％，辣椒上升37．38％，莲花白上升30．45％。以小麦为例，因生产资料、人工费用涨价，使亩成本上升了32．09元，其中物质费用增加18．43元，占上升总额的57．4％；在增加的物质费用中，仅化肥、畜力、机械三项增加了16．75元，占物质费用增加额的91％。平凉地区仅化肥一项涨价，1989年全区农民多支出387万元，1990年多支出302．37万元，加之市场疲软，农副产品严重滞销，全区农民人均手持现金1989年比上年减少431．58万元，人均减少25．57元，购买生产资料困难，生产任务难以完成。
四是农民自我增加的负担难以承受。据平凉地委研究室对泾川县云雨村的调查，1988年—1989年两年，农民因婚嫁、丧葬、贺寿、庆满月、乔迁等共支出现金13．26万元，人均87．65元。消耗粮食55520斤，人均36．6斤。人均花费现金占两年人均纯收入的13．6％。
农民负担过重，已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挫伤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影响了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减弱了群众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信任感，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威望。有的地方干群关系已发展到了对立程度，有些摊派收不上来，只得从集体积累和固定资产变价款中支付，使集体经济变成了“空壳”。如不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影响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影响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农民负担为何减不下来
农民沉重的负担长期减不下来，并且出现逐步加重的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我们调查看，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管理工作没有跟上去。全省还有相当一部分乡镇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农业经营管理机构，已建立的人员也没有配齐，致使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无人过问，摊派、集资、收费、罚款等无人管理，形成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的混乱局面。
二是廉政建设没有跟上去。许多部门、领导从自身利益出发，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不顾农民的经济收入和承受能力，政出多门，增加摊派，把部门利益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三是立法工作没有跟上去。过去虽然对减轻农民负担曾发过多次文件，但没有形成一个有权威性的法规，对随意增加农民负担的行为没有约束力。
四是开展多种经营和发展集体经济没有跟上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不论是村、组，还是农户，凡是多种经营搞的好，二、三产业发达的，农民负担都比较低；凡单一从事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负担都比较多。集体经济实力强的村组，从农民手中直接提取的负担数额较少，并且呈下降趋势。而集体经济实力弱的村、组、一切活动都向农民摊派，负担日益加重。
五是精神文明建设没有跟上去。近几年，由于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有所忽视，影响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使农村中一些办事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的陈规陋习重新抬头。加之社会治安不好，农业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被盗窃、破坏严重，直接增加了农民负担。
六是国家协调工农利益关系的宏观调控机制没有跟上去。近几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日趋扩大，农民的比较利益大幅度下降，使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降低，负担加重，影响了工农关系。
减轻农民负担需要综合治理
减轻农民负担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要真正见到实效，必须采取综合措施：
一、调查研究，摸清底子。要对农民负担进行全面研究，弄清负担的含义、概念、项目、数量等；弄清广义负担和狭义负担，显型负担和隐型负担的区别与特点；弄清什么是合理负担，什么是不合理负担。然后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对症下药，避免决策中的片面性和盲目性，减少失误。要从解决我们有能力解决的项目入手，对国家税金、集体提留和义务工等合理负担，要坚持取之有度，用之合理，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严禁不顾农民的承受能力过度提取。对不合理负担，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砍下来。
二、提高农产品价格，维护农民利益。国家必须从保护农民利益出发，下决心改变农产品价格偏低，特别是粮食价格的“锅底”状况，在政策上继续向农业倾斜。要通过逐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少定购比例，扩大市场调节；落实粮食“三挂钩”政策，逐步提高挂钩标准；建立农产品风险基金，制定最低保护价；大力发展农用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资料价格，减少农业生产成本；适当降低农业贷款利率等办法。逐步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减轻农民的“转嫁负担”。
三、尽快立法，把农民负担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当前，农民在“税外负担”范畴内的各种不合理的社会负担，特别是“四乱”情况非常严重，并有逐步加重的趋势。因此，迫切需要尽快立法，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动，解决农民负担无章可循的现状。
四、加强管理，搞好监督。首先，要建立健全监督管理体系，特别要尽快把乡镇经管站建立健全起来。其次，要按一定的程序，实行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再次，要认真查处违反国发（1990）12号文件的行为。以保证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五、调整产业结构，壮大集体经济。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生产，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要坚持不懈地引导农民改变单一经营的方式，走种、养、加综合经营的路子。要不断完善双层经营制，积极帮助和扶持发展乡村集体企业，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开展对农民的有效服务。
六、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杜绝铺张浪费。当前，农民手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投不到农业生产中，与农村中一些不良风俗习惯盛行，趋前消费，过度消费有着直接的关系。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鼓励他们同不良风气作斗争，自我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