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年底，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被消灭，战场上一败涂地。金圆券改革失败又令国民党在半壁江山内仅余的民心、士气丧失殆尽。外交上，『形势更为恶劣』（蒋介石1948年11月3日日记），11月5日美国开始撤退京沪侨民；宋美龄飞美，争取美国给予紧急军事和经济援助，却遭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拒绝。在国民政府内部，也是一片混乱，桂系趁机逼宫，国民党内外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声音不绝于耳。蒋介石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彼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如此形容蒋介石，说他已成为一个『疲惫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务了。
【金圆券风暴】
金圆券是民国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发行的一种货币。从1948年8月开始发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只使用了10个月左右，贬值却超过两万倍。金圆券发行初期，政府以行政手段强迫民间以黄金、银圆和外币兑换；但由于没有严守发行限额，造成恶性通胀，令民间经济陷入混乱。特别是城市的小、中产阶级所受经济损失极巨，令国民党失去原来最重要的支持者，这也是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迅速垮台的原因之一。
发行金圆券的目的是取代原来流通的法币。法币在1935年起由国民政府发行，抗战期间由于财政支出增加大量发行。到了战后，国民党为支付与共产党作战的军费，法币的发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兆569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间增加超过1000倍。在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下，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甚至出现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获利。8月8日，法币美元汇率已达1100万：1；以美元计算，通货膨胀率每月达50%以上，民不聊生矣。
宋子文做行政院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不料却造成有钱人大量囤积黄金的后果，法币依旧狂贬。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既无学历又无文凭完全靠自修出身而又高足满门的王云五为财政部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同时，蒋介石安排原财政部部长、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亦拟订关于币值改革的方案。俞鸿钧组织的以中央银行专家为主的起草班子，认为法币不做根本性改革还可以维持一定时限的局面；如从根本上改革，那就会垮得更快。
俞鸿钧班子拟订的方案主要着眼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改善，建议仿照1937年用关金征收关税的办法，所有纳税款和外贸结汇均使用这种特殊货币，这样不致随法币一起贬值，还可使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0%多增加到40%或50%。但蒋介石对此并不满意，认为这样不能收集举国的金银、外汇民间储备以应付现实的困难局面。1948年7月29日，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宜，认为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会上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表示同意。
这次币制改革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除与会人员外，蒋介石仅找了前中国银行总经理、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另外由翁文灏在改革实施前几天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通报。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由翁文灏、王云五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翁文灏于当天下午召开行政院会议，讨论、通过币制改革方案。当晚，根据行宪国大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的特权，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全国广播，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内容为：
金圆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米（厘米即克），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金圆券1元折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限期1948年12月20日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台湾省币及新疆币的处理办法由行政院另定……
禁止私人持有黄金（1两兑金圆券200元）、白银（1两兑金圆券3元）、银币（1元兑金圆券2元）、外汇（1美元兑金圆券4元）。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据此制定、颁布、实施了《人民所有金、银和外币处理办法》。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包括法人）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全国物价及劳务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
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金圆券的发行。其中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枢，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担任正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8月21日就职，11月6日去职），实际负主要责任。
8月23日，金圆券发行，以5亿美元等值的金银外汇交中央银行作为准备金（包括黄金253万市两，约值1.4亿美元，其余为银及外汇），发行上限为20亿元。由于金圆券发行仓促，来不及印刷新钞，就把库存的废券，即1945年由美国钞票公司印的1元（蒋介石像）、5元及20元（林森像）、10元（蒋介石像）、两种50元（孙中山及蒋介石像）及100元（蒋介石及林森像），1948年由国内中央印刷厂印的5角，总共约20亿元，正好用来当金圆券。
金圆券发行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据9月5日蒋介石日记：“国家各银行外汇皆已集存中央银行，其总数约一亿余美元。”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948年11月16日向蒋介石报告收兑成绩：黄金166.3万两，白银（即银块）893.7万元，银圆2403.8万元，美钞4773.5万元，港元8732.5万元，合计折合1.9亿美元。另据国民党政府所公布的资料，中央银行在上海一地就收兑了美钞3400万，取得黄金110万两及银圆500万块，占全国70%左右。
然而，面对一个组织松懈又无效率的国民政府，绝大多数老百姓刚刚经历法币巨贬，不是傻瓜，会为一纸命令老老实实地把金银外币全部上缴吗？这搜刮的100多万两黄金（极可能低报）只是民间藏金的一小部分。连蒋介石都知道这一点，1948年1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下：“自金圆券以来，中小级人民，皆以其所藏金银外钞依法兑券表示其爱国……”但中小级人民所藏金银毕竟是少数。
根据《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登记管理办法》，人民（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社团）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均应在12月1 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他指定银行申报登记。上海银行公会商定按照各行实力凑足1000万美元，以应付了事。蒋介石大为不满，在1948年9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议上，斥责上海这些商业银行领头人物，不遵守法令将全部外汇资产（估计有3亿美元）向中央银行申报登记，想以凑集1000万美元敷衍了事，仍如过去二三十年前，只爱金钱，只知自己，不知民生，藐视法令，妄知大义；限他们本周三之前将所有外汇向中央银行登记，并派蒋经国去上海督办。
与此同时，中华民国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而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亦被迫将部分资产兑成金圆券。在上海，踌躇满志的蒋经国共召集了两万多名上海青年人，参加“打老虎”行动，在街头宣传揭发囤积贩子的要领，还到各公司、商号举办货品稽查，可谓轰轰烈烈，最终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以至枪毙，来杀一儆百。“9月4日：蒋经国将沪上最大纱厂荣鸿元与杜月笙之子等拿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1948年9月至12月蒋介石日记摘要）蒋经国在上海严厉“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对金圆券的信心。
然而有一则消息，杜月笙长孙杜顺安口述的《我的祖父杜月笙》谈到，在蒋经国上海经济管制期间，其三叔杜维屏以囤积罪被抓，而杜维屏并没有做囤积居奇的事，蒋经国抓他是杀鸡儆猴。若干年后，杜月笙长子杜维藩与杜顺安等家人，在台北市长安东路一家广东烧腊餐厅吃饭，刚好蒋经国也在那里用膳。蒋经国看到他们后，马上走了过来，坐在杜维藩旁边，用上海话说：“上海的事情我感到抱歉！”
中央银行收兑人民持有金银的期限原来规定是9月底，结果却延期一个月到10月底，这使金圆券信誉破产。从9月30日到10月7日，全国各城市陆续掀起了抢购风潮。一时市场上有价无市，商人不愿亏本，存货待售，使得市场交易大幅减少，仅有的交易大都转往黑市进行。蒋经国的“打老虎”行动，当查封到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时最终遭遇阻力，后在宋美龄和父亲的压力下，演变成一桩无法收拾的政治残局。10月31日，行政院公布施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补充办法》，规定“粮食依照市价交易，自由运销”，物价管制最终失败。翁文灏内阁11月3日总辞，蒋经国于11月6日亦辞去上海区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职务。11月11日，财政部部长王云五辞职，同日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将金圆券的法定含金量由原来的0.22217厘米减为4.4434公毫（公毫为百分之一克），减低了4/5，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贬值五倍，降至1美元兑20金圆券；对金圆券发行总额已经不做规定，第十二条改为“金圆券发行总额另以命令定之”，实际上是无限额发行。
金圆券政策失败的最致命处是发行限额没有得到严守。民国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主要以发行钞票填补，而希望得到的美国贷款援助却从来没有落实。金圆券发行上限原定为20亿元，到1948年12月底已增至81亿元，至1949年4月时增至5兆，至6月更增至130兆，比10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24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也不断升高，发行不到半年，最高面值钞票500万元出笼，但其实际价值却不及初发行时的5分钱。自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当1948年年底开始准许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时，全国各地立即出现数以十万计抢兑人潮，最终酿成黄金挤兑惨剧。
1949年四五月，南京、上海相继被人民解放军攻占，中共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中华民国政府迁到广州后曾继续发行金圆券，新疆等地区亦继续发行，但其价值皆已接近废纸（新疆银行曾发行过单张60亿元的高额纸钞）。到了7月3日，行政院宣布停止发行金圆券，改以银圆券取代，结束了金圆券的历史。
金圆券快速贬值及造成的恶性通胀，皆源自政府的财政及货币政策。中华民国政府无视财力所限，继续维持战事，政府赤字以印钞票来支付，遂造成急剧的通胀。政府既不能自控通货的发行，只试图以违反市场规律的行政命令去维持物价和币值，最终引致金融混乱，市场崩溃。正所谓“霜溅之花，强打精神无作用；虫欺之果，再夸甜蜜也生疑”，这场金圆券改革使多少原本小康人家因此倾家荡产，百姓对国民政府怨声载道。这使国民党人心尽失，蒋介石政府陷入信任危机。
【屡战屡败】
军事方面，蒋介石也是屡战屡败，败局已形似回水，难以遏止；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军的强势攻击下败退如潮，可谓“一风撼竹，万竿俱折”。
1948年 5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全国总动员令”，表明“戡乱到底”之决策。
8月8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发表半年“剿匪”战绩，解放军总人数达240万。现国共兵力为2∶1，过去为3∶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曾发表，解放战争初起时（1946年7月1日），国民党军队总数为430万，解放军为120万。］。
9月27日：解放军攻克济南。
10月2日：蒋介石巡视沈阳，已知东北整个局势恶化；10月5日抵天津，了解整个华北也需做最坏打算，巡视完东北及华北。
10月10日蒋介石日记：……锦州被攻甚急……太原危殆……令长春部队南下突围也……
10月15日：蒋介石再飞沈阳，“督导各军激进赴援”锦州、长春。16日，解放军攻占锦州。
10月20日蒋介石日记（三赴沈阳）：……上午9时半由平起飞，正午到达沈阳，即在飞机上与卫（立煌）杜（聿明）等检讨锦州方针……突围恐已绝望，为此心力交瘁，对部署与学生，已尽我职责，再无他道，听命而已，悲伤极矣。
10月30日：晚8时，（蒋介石）召见翁文灏、孙科、王云五、何应钦、于右任、张群等，表示东北军事已失败，问大家提出办法。（香港左派《华商报》1948年11月1日报道国民政府内部10月30日晚的消息，而且似乎有预测相当准确的标题——“蒋介石替自己算命，只望再拖三个月”“他对张群、翁文灏等人表示：军事局势‘坏极了’”。到次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刚巧近三个月，其实这是蒋自己的评估。）
11月2日：沈阳失守，东北全陷，国民党军队精锐的32个师完全丧失；解放军大举入关，压迫平津外围，“徐蚌会战”（中共称之为华东区淮海战役）开始。
11月22日：参与淮海战役的国军大将、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在碾庄兵败自杀；十几万兵力几被全歼，黄百韬兵团覆没。
11月30日：林彪率63万东北野战军离开沈阳，一路浩浩荡荡，入关南下。辽沈战事已经完结，国民党昔日的远征军精锐部队大多凋零在黑土地上。该日，国民党军队杜聿明部放弃徐州，在解放军的咻咻炮火中狼狈撤离。败兵三天仅走十余公里，沿途都是面黄肌瘦、神情沮丧的伤兵、废弃的武器、汽车、坦克车。解放军紧随国民军败退的车辙进占了徐州城。徐州一失，江南门户已然洞开。此时，中共在军事上已开始取得绝对优势。
整个东北、华北战场，国军覆军折将、人地尽失的一幕反复上演，令蒋介石忧急如焚。“环境与局势虽甚恶劣，尤以高级将领，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怕匪，以至军队枉然牺牲，而反加余之耻辱。思之无以自解，几乎无地自容，唯情势之黑暗，极有生以来未有如此之悲惨者，此时唯有天父之恩德……昨为旧历九月十五日余六十二生辰。”（10月18日蒋介石日记）
【木中蠹虫】
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也是彼时国民政府衰弱肌体上的一颗毒瘤，而且这颗毒瘤已牵制到心脏，令蒋介石深恶痛绝而又无可奈何：任其发展必会慢慢死亡，一刀割之或会当场殒命。苏轼（《范增论》）曾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鬼谷子·谋篇》亦云：“墙坏于其隙，木毁于其节。”的确，墙崩因缝，器坏有孔，普遍而严重的腐败现象，往往是一个王朝衰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