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也像第二批黄金能超出百分之五到十的话，那么第一批的260万两就是要多出10万到20万两；即使是点零头，价值也不菲，在台湾进了谁的口袋呢？这当然是央行与台湾银行内部的事了。在海外，知道有些财经界的子女在国外开银行、做银行家，很令人羡慕。当然他们这第二代都是靠自己努力成功的，希望他们都能问心无愧，钱不是来自他们的父兄辈，没拿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在吴嵩庆将央行这笔“糊涂账”报告给蒋介石之后，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对这99万两黄金重新调整分配。事见6月12日吴嵩庆日记：
“晨偕陆襄理抵台，即晚乘车同往高雄，呈（老先生）刘、郭报告，做最后之决定。大意即：
（1）渝（重庆）、筑（贵阳）、穗（广州）款43万（两）仍在厦；
（2）陕（胡宗南部及新疆、甘肃）、港款运台暂存（按：约40万两，其中原来15万两用在香港，后减为5万两，见吴嵩庆6月5日的日记）；
（3）余15万两交联勤（财务署），其中8万余为粮款，6万余为（台区）经费。
“余即请求下午机还厦门，当晚到达，连夜办公事，次日再办一天，任务告一段落。”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陕、港款没提总共多少，估计是40万两，其他两项共58万两。港款原是15万两，陕款则为25万两应非高估，是给胡宗南集团军（有30万人以上）、新疆陶峙岳及宁夏“马家军”的。胡宗南此时正准备会同宁夏的马鸿逵、马步芳发动“关中会战”，企图收复西安。在1949年夏，胡部是蒋总裁的王牌，每月四五万两黄金，共半年预算。后来不幸最后的5万两于12月6日由台北空运到成都后，不到半个月，胡部已几被全歼。
此处更要留意的是，虽然已经“分配完毕”，但这近100万两黄金还是在财务署保管中，主要用在6—8月的军费。港款，从15万减为5万两，大概是供在香港采购军用物资用的。10月中广州解放，财务署收支司司长董德成，历尽艰辛，曾辗转由三灶岛经澳门到香港，提出财务署存中国银行的20万港币，放在手提箱里拎回台北，这或是此部分军费（详见下文）。
以上这一重要决定，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只是一笔带过。见6月13日蒋介石日记（高雄要塞）：
“……（前一天）见雷震、（林）蔚文、（洪）兰友、许朗轩、吴署长（嵩庆）等解决各种问题。”
由吴嵩庆6月12日日记可知，这一天蒋介石轻描淡写地就把百万两黄金支配了，都是作军事粮饷上用，无半两谋私（除却后来发生的一件假公济私的事，详见第八章）。用巨量黄金做军费，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另外还有亿两以上的银子，金银数量之大都是空前的。
以第二批黄金多出9万两事件为转折，从6月15日起，厦门分行的黄金开始转给财务署，由吴嵩庆单线直接与蒋介石联系 ，支持各地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央银行“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共八笔款，总量是78万多两，其实不止此数，此外还有绝密的第三批黄金。8月30日，吴嵩庆还越过蒋介石，直接拨广州财政部5万两及成都2万两，在大溪档案里是列在美国运回黄金的支出账上的。这也表示，除第一批的260万两外，其他都列入军费黄金。
在大溪档案中，最近得见中央银行“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这是1949年内用去786540市两的细账，但这不是全部的秘密军费。见第八章第二节图8.2。 欲详细了解经吴嵩庆之手军费黄金数量，可参考第八章第二节表8.7 “1949年秘密军费黄金预算及支出概数”。
蒋介石经过多年考察，知道吴嵩庆是一个“临难毋苟免，临财毋苟得”的非常本分的人，所以把央行部分现金都交给他管。作为财务署署长，吴嵩庆早已习惯了用算账的方式向央行领钱，分发到军中，自己不碰钱，都是由部下、各地收支处的财务官去做；现在突然要他去管这些“现金”——黄金银圆（及美钞），这让他非常不习惯，备感压力。在日记里，他只希望能够早日把管理金银的责任了结了事。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金银有限，军头（如杨森、马步芳、朱绍良、汤恩伯、顾祝同、白崇禧）、高吏（如陈诚、严家淦、徐堪）都向他要现金（非纸币）；夹在国民政府要员与蒋之间，他只听从蒋介石一人的命令。有时国民政府高官有蒋口头的甚至拿着答应准拨款的手条，但吴嵩庆还是只遵照蒋直接给他的命令，因此得罪拿不到金银的人就多了。但他的操守无可议之处，大家对他的公正决定也就无话可说。
6月15日吴嵩庆日记：
“留厦二天，详细指示（李光烈，住厦大旅社，财务署包了一层楼）办法。今日仍乘空军前来的专机，带款（台区经费）飞台北，即访郗副总司令。知总司令明日来，下午陈主席（诚）约谈，至招待所始略谈。伊今晚赴高雄，因往送行，徐部长可公及庞主计长亦同行，伊等下午已访过。陈主席指示三原则：（1）5月份给予，应照台区公布办法办理；（2）款先还欠；（3）士兵不能吃亏。”
陈诚要求台区也须发银圆，或照日日在涨的银价发台币，否则台湾的士兵要“吃亏”。为此，陈诚还举办了一场饭局，召集国民政府管钱的负责人，其目的是分秘密军费金银。事见6月17日吴嵩庆日记（在台）：
“下午访可公（徐堪），晚赴陈（诚）主席便饭，坐中有徐（堪）、庞（松舟，行政院主计长）二公及严（家淦）厅长，郭（忏）公与余。陈主席重申前议，因约明日至台（湾银）行开小组会议。”
6月18日吴嵩庆日记（在台）：
“上午在台行讨论军费及5月份给予，海、空军代表及警备总部等均出席。结论陆军照台区公布给予，海、空军及加给照国防部公布给予；计台行垫款约2000亿（台币），差额暂缓还，透支700余亿先还，业务费垫款500余亿预算，核定即还。下午仍在台行讨论军费以外各种垫款，决定先由各单位列表，定下星期二下午再讨论。晚随总司令赴高雄，同行赣主席方天先生，赴左营接款之庄副处长亦随往。”
当时，一两黄金约1000万（旧）台币，此处2000亿旧台币即近2万两黄金。按时间说，6月15日新台币已发行，全部发行额为2亿，1元兑旧台币4万，5元兑美金一块钱。银圆一枚为新台币2元5角（即旧台币10万元），1949年5月份台区军费即近200万银圆。这些钱，陈诚都希望吴嵩庆从财务署的秘密军费金银里尽快拨出来。
当日晚，吴嵩庆、郭忏等人赴高雄去见蒋介石，请示经费之事。
6月19日蒋介石日记：
“……朝课后……见郭悔吾、吴嵩庆，解说应解之款……”
同日吴嵩庆记下：
“昨晚发烧，在车休息，晨稍愈，车抵高雄后，抵白宅休息，11时上山进（晋）见（老先生）报告经费事。特别指示福建款为何未到，因将详数报告。随侍午餐后，将公文指示各点详告俞局长（济时），请再详答候批，以免变化误会。”
因时局瞬息万变，蒋总裁又往往反复，吴嵩庆依其指示发了金银，但每遇责难或问题时，蒋就“不认账”；所以吴嵩庆接受教训，总是要蒋亲下手令。
6月20日吴嵩庆日记（回台北，准备去广州）：
“第一期粮款及5月份薪饷，6月份副食费之最末一批须在台换小条后带穗转发，嘱王处长（逸芬）赶办……”
这些5月至6月的粮款与军饷都是财务署的军费密账，在中央银行档案1949年的支出里没有记录。但在“厦行拨交吴嵩庆黄金数量（表）”里，6月14日拨给吴嵩庆黄金356540两，或就是此5月至6月的粮饷费用。据在厦门负责提调军费金银的财务署总务科长李光烈告诉吴兴镛，厦门鼓浪屿所存黄金有大有小，大的有四五百两，应是美国来的400市两重的金砖，小的则只有1钱；只有另铸为1两的小条，略有些上下，才方便使用。
6月21日吴嵩庆日记：
“……下午在台（湾银）行算账，算清军费代垫款。晚谒陈主席（诚）谈台事，伊的立场，与国防部及财政部均有冲突，事难处如是。”
陈诚希望中央政府负责台省军费；而广州国民政府迁都之初，“石缝里掏不出大螃蟹”，财政捉襟见肘，因而财政部与国防部反要求台湾负担国民政府全部军政费的三分之一。因此台省与中央各据利益，产生军费之争。
6月22日，吴嵩庆在穗访晤财政部部长徐堪，是日记下：
“……抵穗已1时半，稍息后访徐（堪）部长（财政部），伊提出三个问题：
“（1）借用保管款1500万元（银圆），二个月后还；
“（2）台湾负担军费问题，拟以三分之一，约一千万（银圆），请台省负担；
“（3）提用厦门黄金问题。”
保管款即秘密金银预支军费，财政部部长已无权过问，只好来借（见上文大溪档案徐堪1949年6月27日给蒋介石的呈文）。吴嵩庆不能做主，请徐堪自己去台见蒋陈请。
当晚，吴嵩庆长途电话至台北（郭忏）总司令，说明：
“（1）徐部长请杨署长来粤，商重庆铸币问题；
“（2）询厦门存金3000两是否运粤？”
郭忏总司令指示：
“（1）冬服装一期款1000万（银圆）请傅速交涉；
“（2）福州请补发15万（银）；
“（3）国防部附属机构要求每人＄14，须指定的款。
“黄金折率已涨至80元余（银圆），成都所发之款，应折市价，方不吃亏， 因电倪处长注意。”
国民党军费开支惊人，仅冬季服装部分款就是1000万银圆，如以80块银圆折一两，就是12万两黄金。
6月23日下午，行政院在广州召开临时政务会议。吴嵩庆是日记下：
“……主要为劝徐（堪，财政）部长即日就职，发言者多。徐言，现存外币 （指美金）总数不到二千万（按：非做军费用的7000万美金，此外汇已被蒋介石‘藏起’），而存金尚不得随便动用；如要我就职，则请阎（锡山，时任行政院院长）、顾（祝同，时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二公同赴台湾（见蒋）一次，台湾省府（应）负担军费（银圆）1200万……阎院长谈其内定方案 ，将国税划归地方，提高地方职权，由地方自行发（钞）票；地方武力由各省负担，机动部队由中央负担；在平时应言收支平衡，在战时应言收支适合（举行内外债以弥补），现正穷求变通之时。
“当时徐部长报告，现可靠税收每月约1000万［关税100万，盐300万，（交）通450万］，而支出必需4500万，收支悬殊，实无法适合。（参见上文徐6月27日上蒋总裁呈文）
“此中一插曲，朱骝先（家骅）认为无流可节只可开源，李汉魂认为无源可开只可节流；刘航琛问为何军费按每人10元平均计算，而士兵仅1元至3元，更为幼稚。
“最后陈立夫（时任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强调两点：
（1）内阁（阎）成立已二星期，而财长尚未就职，必将影响民心士气；现赴台北请示也须就职之后。
（2）必须集中所有银圆发饷，以维军心。
“此话有力，于是一致通过请徐部长明日就职，至（于）是请总裁来穗或阎、徐赴台，此是后话。”
广州国民政府一上台就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徐堪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兼央行总裁，但他不愿做“光杆儿财长”，迟迟不肯就职。6月24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徐堪作财政报告指出，以银圆计算，当时月支军政费用需4500万元，而政府各项收入总数仅1000万元，财政赤字就达3500万；蒋总裁仅答应从台湾库存中每月拨给1200万元，其余的2300万元须自行设法解决。李宗仁同意另外发行银圆券，但徐堪亦表示困难，因为缺少足够的银圆准备金。在美国定铸的3000万银圆，7月10日才起运，到9月才运完；而成都和重庆两市所铸银圆，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完工。会后，徐堪仍未就职。（详见上文）
6月25日吴嵩庆日记：
“总司令到穗，带了换（成）小条之黄金。下午至行政院算账，代表国防部者有秦次长、张局长、傅署长及本署诸人，决定：
（1）5月份概不补发；
（2）6月份补发：
a、官兵薪饷7619513（银圆）；
b、副秣费5141514，
……
（共）12000000”
鉴于广州国民政府财政左支右绌，困难重重，吴嵩庆力劝徐堪自己亲自去见蒋介石，当面谈谈广州之困难。6月27日，徐堪写了一篇报告（详见上文），面呈蒋介石。这份报告，涉及央行库存金银外币、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军费及发行银圆券的内容，其主要议题是拟发行银圆券，借用军费存金。
6月27日蒋介石日记：
“……见顾墨三（祝同）、徐可亭……一言以蔽之，要求动用基金而已…… （按：基金即国库运台湾、厦门的金银。）”
是日，吴嵩庆飞往福州发放军费，28日返回台北。
27日吴嵩庆日记：
“晨候天气报告，至午后1时余，始起飞，4时抵榕（福州市），黄处长等来接。收（支）银圆6万及金2000两，可稍减其困难。
“即至财务处，朱主任（绍良，1890—1963，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有病，约6时往。至则谈下列各点：
1.经费并未从宽；
2.人数实在足；
3.已公布发副费二元；
4.补发不统一，例如刘汝明部；
5. 6月份事务费毫无——一切应有规定；
6.军官及其眷属安置之重要；
7.从前台湾米口袋甚好，成色一律，数量不差——现在袋破米坏数量差（思之可愧！）；
8.嘱代白财（政）部交涉保安团事。
“观谈话，印象尚好。伊认余骂财务处长，系安各军之心，一面再借钱发副食，是以整编案顺利办好。予因为解决副食问题，国防部出30%，省府则出70%，伊亦同意。”
28日吴嵩庆从福州转厦门飞台北的日记：
“晨访缪司令、李司令（延年），9时应约至保安司令部（绥署）访范参谋长，并晤三处徐处长讨论人数及与省（银）行经理讨论黄金作价问题。旋应缪司令约赴宴会，到有李司令及当时（地）各军长。饭后，又赴朱主任公馆，决定黄金作价每两78元，并决定将金块带台换小条。……（由厦门）起飞后一小时抵台北。……至寓得草山（老先生）电话，嘱即赴谒。至则为贷款央行事，总数为1000万（按：应是银圆，即6月27日徐堪报告中，财政部部长要借1600万，而蒋总裁只答应给1000万。连中央银行都要经蒋介石向财务署要银圆，这毫不奇怪，因为财务署手中除掌握巨额黄金外，还有数千万银圆）。”
徐堪向蒋总裁提起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计划，蒋介石却不愿动用存台基金。对于3500万元的巨额财政赤字，蒋想用银圆券来挹注亏空，而徐不愿做此无本生意，要求可无限兑银。为发行银圆券，徐堪拟用20万两黄金作抵押，向财务署先借1600万的三军保管的金银，以作银圆券的发行准备金；但蒋总裁只答应给1000万（7月10日至9月，美国新铸的3000万块银圆会运到，所以徐堪以为自9月起可分两月拨还银圆，换回黄金）。二人的许多看法大相径庭，徐已不为蒋所喜，为不久以后的下台埋下伏笔。
借财政部的1000万及部分军费在6月29日开始安排运出。事见29日吴嵩庆日记（在台北）：
“上午在家办公，草拟合约，11时赴徐（堪）宅。伊均同意，并嘱金银两项，均交本署代为洽运。伊于草约签字保（留）底后，即赴机场返穗。下午洽船，洽机，决将‘昆仑’号所运之3252000元，请桂（永清）总司令即电令开赴广州，另派船运3548000元；至空军方面，则请运穗200万，运渝3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