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秀（十月七日）
阿拉伯国家就选在一九七三年的十月六日，对以色列发动所谓“第四次中东战争”，而且一举攻下以色列人自诩为“突不破”的巴列夫防线。
我的花窗前面，有一棵不知名的常青树。虽然只是灌木，却长得奇快，一根根细细的枝条，向四周放射出去，碰到任何东西，就会在那“接触点”生出白色的根。即使碰到我花窗的玻璃也不例外，那些白色的根常把我吓一跳，以为是一堆堆的小白虫。
每年春天，我都狠狠地修剪这棵小树，把它一直修到窗台的位置。这种“大刀阔斧”砍杀的魄力，是我跟园丁学来的。
有一次我看园丁剪我前窗的树丛，狠狠地剪，一剪就剪去了半棵，上面的叶子全不见了，只剩下面的树枝。我很心疼地说，为什么剪那么多呢？树都剪死了。园丁一笑，反问我：“你干吗花这么多钱做窗子，又干吗在窗前种树？树是种给你看的，窗子是你要看外面的。如果你不狠，每年让这些树多长几厘米，没几年你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又指指树下面的空枝说，“这树很贱，你从上面剪，它就从下面长。如果你常剪，它总能长。但是如果你很久都不剪，有一天看窗子实在挡得太厉害了，终于狠下心，往下剪。它就受不了，会死了。”
他的话让我想起柳宗元的《种树郭槖驼传》，所谓“吾问种树，得养人术”。
园丁是意大利人，十几岁来美国，现在六十出头，从没离开过“这个地区”。附近每家的院子他都清楚，哪家换了女主人或男主人，或将要换主人，他全知道。他是可以自由出入“雇主院子”的人，从阳台、从窗帘缝，他了解每家的情况，可能比那家的“某些人”还清楚。
花窗前面的树，由我自己剪，倒不是怕他偷窥我的私生活，而是因为花圃里有不少牡丹，包括派蒂老家的那株牡丹。有一年早春，园丁进花圃剪树，没看清“像根枯树枝”的牡丹，硬是踩断了好几棵，让我伤心了好一阵子。此后，到了冬天，我不但为每棵牡丹绑上红条子，而且叮嘱他，不得进入这片花圃。
大概正因为园丁不进来，花圃里堆了许多隔年的朽叶，到了夏天，都分解成肥料，使那棵常青树长得更快了。短短三个月，能由原来我剪的位置，重新发芽、生枝，往上蹿个一米。
不过到了夏天，虽见这树猖狂，我也不再去剪它。因为一根根细枝伸在那儿，不疏也不密，别有一种妙用，就是可以过滤夏天的阳光。
我的花窗里除了三棵昙花、一棵橘子、一株茉莉、几盆仙人掌和女儿的含羞草，还种了四盆兰花。兰花很难养，没有阳光不行，阳光太烈也不行，我又不爱用紫外线灯，所以总是每天早晨把兰花移到侧面纱窗下，当天下午，阳光斜了，再移回窗台。
但是到十月，我就省事了，一方面秋阳已经温柔得多，一方面由于那些常青树枝的遮掩。一片片阳光透过枝叶的空隙晒进来，再与时俱移，对兰花而言，真是不多也不少。加上季节到了，正好催蝴蝶兰发出花芽。
所以，我虽没有兰花房，我的兰花却开得好极了。
今天我更要谢谢那棵常青树，因为在它细细的枝子上，我发现了一个宝贝。
这宝贝一定以为它是在树叶当中穿梭，而自觉十分安全，却没想到我从窗内望出去，外面亮，成为逆光，它的一举一动，全让我看得一清二楚。
那居然是一只比派蒂还壮的大螳螂。而且，它显然非常勇猛，因为它正站在树梢啃一只大黑蜂。
“吃饭皇帝大”，我知道它一时不会离开，就好整以暇地进书房拿相机，为它拍了一张“在自由地区的玉照”。
然后，我选了个比较厚的塑料袋，准备请它进来做我的食客。我选厚塑料袋，倒不是怕它咬我，而是因为今天有风。从过去的经验发现，有风的日子不能用薄塑料袋，有时候袋子已经要罩住虫子了，突然一阵风吹来，把袋子吹偏，眼看到手的虫子又跑了。
我把袋口撑开，小心地，像是踩“梅花桩”一般，穿过我的牡丹花丛。距离派蒂“老家”这么近，想必这只螳螂是派蒂的手足。
袋口轻松地罩在它的四周。它很有大将之风，居然一动也不动，继续吃手上的大黑蜂。这使我很为难，到底等它吃完再下手，还是趁它专心吃，一把拿下。
想起昨天，我隔壁的犹太人，在院子里架起帐篷，儿女全回来了，又念经、又祈祷，度过他们一年当中最神圣的“赎罪日”。我突然决定不再等这螳螂把东西吃完，就下手抓。
因为我也想起以前伊斯兰和犹太教徒，到了“赎罪日”前后，都会偃旗息鼓，共同度过这个斋戒的时期。偏偏阿拉伯国家就选在一九七三年的十月六日，对以色列发动所谓“第四次中东战争”，而且一举攻下以色列人自诩为“突不破”的巴列夫防线。
连一向有默契的中东宗教国家，都能不管“斋戒月”和“赎罪日”，我又何必考虑这螳螂的“吃饭皇帝大”？
我开始把袋口向中间聚拢。它发现了，也开始忽前忽后地躲避。袋口愈缩愈小，它突然猛地跳起，砰的一声，撞到塑料袋上跌下来。
小心地退出花圃，我大呼小叫地冲进屋里。正好太太带女儿放学回家，小丫头连鞋都来不及脱，就跑进我的书房。
“它是男的还是女的？”小丫头劈头就问。
我把塑料袋举起来，看看它的肚子，又打量一下尺寸。它的肚子跟派蒂一样是圆圆鼓鼓的，按说应该是母的。但它的身材又比派蒂长了一厘米，照书上说“公螳螂比母螳螂小”，它又可能是母的，而派蒂成了公的。我发现居然被女儿考倒了。
“你说呢？”我问她。
小丫头摊摊手又缩缩脖子，再看看袋子，说：“它是女的。”
“为什么？”
“因为它在吃东西。”
这螳螂已经被抓住了，而且经过一番挣扎，钳子上居然还紧紧攥着那只只剩一半的大黑蜂。我心想：如果我当时不是拿塑料袋，而拿只镊子，把它手里的大黑蜂夹住，不知它是否也不松手，跟着我的镊子进入我的瓶子。
我现在不打算把它放进瓶子里。第一，我没有另一个大瓶子；第二，我弄不清它是公是母，不敢断然把它放进杀手的屋子里。我把塑料袋拉开一点点，往里吹了口气，让袋子膨胀变大，再把袋口封紧。又去书架上找出RogerToryPeterson的《昆虫手册》（AFieldGuidetotheInsects，byDonaldJ.Borror&RichardE.White）。
原以为这本书里会有有关性别区分的说明，却发现不过寥寥十七行字。只说螳螂是大昆虫，通常超过两厘米长，特征很明显。又讲美国有两种主要的螳螂，一种是从欧洲引进，只有五厘米长的“欧洲螳螂”；一种是从中国引进，八九厘米长的“中国螳螂”。
又上互联网，搜索“螳螂”，出来一大堆，一个个查，甚至查到伦敦，都是教螳螂拳的。只有弗吉尼亚一家“农业昆虫店”，提供螳螂卵，供人们放进农场或花园杀虫，但也没有对螳螂生态的解说。
我还是不能确定这两只螳螂的性别，只知道它们居然跟我是同乡。
晚餐桌上，我征询全家的意见。岳父说：“把它放进派蒂的罐子里就知道了。如果是一公一母，就会亲爱。如果两个家伙是同性，则会打斗。”
“问题是外面来的这只那么大，如果把派蒂咬死了怎么办？”我忧心地说。
女儿立刻有了反应，发出哭的声音，大声叫：“不要放进去！不要放进去！”
太太则淡淡一笑：“你们不是认为你们的派蒂是杀手吗？还说她是超级杀手，为什么不证明一下呢？”
“我想赢是一定会赢的。只是怕虽然把外面的咬死了，自己也受了伤。如果断了手脚，以后怎么过日子？”我说。
“反正也该死了嘛！”八十八岁的老母咧着嘴，“中秋都过半个月了，是虫都该死了。”
我还是没作决定。晚上在塑料袋上扎了一些小洞，让它透气。一扎洞，原来圆鼓鼓的袋子，突然缩小了，它居然没有挣扎，只屈着两只胳臂，做出准备迎战的架势。
这使我想起电影《万夫莫敌》里面的科克·道格拉斯。明天不是死就是生，今夜依然睡大觉。
杀之美（十月八日）
一边放活色生香的图片，一边摆吊死人的镜头。似乎死亡能激起快感，暴力能增加刺激。
凌晨三点钟，我几乎已经睡着了，但想到新来的螳螂，挤在那么小小的塑料袋里，又觉得不安，硬是爬起来，到书房找出原来装派蒂的那个巧克力盒子，把它放进去。
螳螂很妙，它们原本透明的眼睛，一到晚上就变成黑色，即使放在灯下，也不会变回来。这新来的家伙，头比派蒂还大，两只黑黑的大眼睛，格外吓人。
我把塑料袋口打开，以为它会自己滑下去。没想到它居然能在袋子里纹丝不动。这表示它很健康，爪子尖端分泌的黏液非常多。相信许多昆虫都会分泌这种黏液，才能在光滑的东西上跑跳自如。无壳蜗牛（slug）也会分泌一种黏液，更神奇。我曾经把一只无壳蜗牛放在刀片上，看它在刀锋上爬来爬去，居然一点也不会被割伤。当然，所有的生物都有“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heel）。人们特别发明了一种用玻璃纤维碎片做成的粉末，撒在田园里，无壳蜗牛爬过去，这粉末粘在它的腹部，成为它黏液的一部分，就能慢慢切割进去，把它们杀死。那是一种很残酷的杀，不一下子毒死，而用千刀万剐，慢慢凌迟至死。
跟螳螂相反，蜘蛛的脚不是分泌黏液来防滑，而是分泌一种油脂，来防止它被自己的网粘到。所以如果把蜘蛛的脚用肥皂水洗干净，再放回它的网，它自己就像别的猎物一样，没办法移动了。
现在正是蜘蛛造反的季节，一只只小家伙，经过整个夏天，没被打死的都长大了，在每个桌脚、屋角织起一张张小小的网。它们甚至能由天花板牵一根丝，到我的君子兰上，再向横拉，到我笔筒里的毛笔上，使我一不小心，就弄一脸的蜘蛛网。
我常对清洁工说，不要以为用扫帚扫，用拖把拖，再用吸尘器吸一遍，蜘蛛就没了。其实它们只是逃开一下，你才走，它们又开始织网。我也曾经示范给她看，如果在每张小网的中间，找到那个“小鬼”，再用两根手指一夹，它就死了。
我家的蜘蛛这么多，一方面因为住在树林当中，一方面因为屋里种了太多花，不敢喷杀虫剂。不过也好，譬如现在，我想让这新来的小朋友吃点消夜，只要往天花板上看，没走多远，就能找到一只蜘蛛。
凡是上天花板的蜘蛛，都是比较大的。以前我总用卫生纸蘸水，去扔它们。湿湿的纸，像一大块黏土，啪的一声打中，它们就死了，而且不会留下痕迹。
现在我都用“活捉”。有一天老婆叫我抓一只蛮大的蜘蛛，我用一个塑料袋罩住蜘蛛，再拍了一下旁边的天花板，蜘蛛就掉进袋里。老婆佩服得要死，问我为什么能让它进袋。其实这太简单了，你只要了解蜘蛛的习性，知道它们一碰到危机，就会牵着一根丝，以飞快的速度往下降，于是对准它站的位置下面，放个袋子，再一吓它，保准立刻掉进袋子里。
我抓了一只不算小的蜘蛛，扔进盒子。这新来的家伙毫不含糊，立刻冲上去抓住，吃了下去。
过去我还迟疑过好一阵子，不敢喂派蒂吃蜘蛛，唯恐蜘蛛肚子里的黏液，会害死派蒂，后来才发现蜘蛛其实是螳螂最爱的食物。在派蒂的“美食排行榜”上，蜘蛛甚至排在蛾子和蝴蝶的前面。因为它最软、最多汁、最容易入口。我猜，蜘蛛可以算是螳螂的果冻或蛋糕。那些到非洲探险，吃过蜘蛛的人不也说吗，蜘蛛是带果香的，而且是“百香果”的味道。
近午才起床，我没有像往日，先冲进院子为螳螂们抓虫。原因是：第一，派蒂前天吃了七只大黄蜂，现在一定还不饿；第二，客人昨天自己先捕了一只大黑蜂，夜里又吃了蜘蛛，也够了；第三，它们今天将要遭遇，不是“相亲”就是“相杀”，如果属于后者，总是愈饿愈有戏看。
“春宫”和“搏斗”都是最吸引人的。起码可以说都是最刺激的，你甚至可以把这两件事看成一体的两面，本来就分不开。
曾在一本欧洲的小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那插图真是惊人，一边放活色生香的图片，一边摆吊死人的镜头。似乎死亡能激起快感，暴力能增加刺激。
这件事大概问日本人最清楚。算算看，日本的成人漫画与春宫电影，有多少不是与性虐待有关？有个日本学生对我说，这是因为日本男人的能力太弱，所以产生反动力。但是据我研究，应该有四个原因：
第一，过于制式、严谨的礼教，使日本人有着极大的压抑感，一有缺口，就要迸发。想想那种见面要鞠九十度的躬，对师长要如此尊敬的民族，怎么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那么残酷的屠杀？德国人也一样啊！平常对人客客气气，多收你一毛钱，都要道歉老半天；盖起哥特式的科隆大教堂，更好像能够用塔尖摸到上帝的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是多么狠毒！还有，在柬埔寨的波布政权，前后杀了多少人？你知道那些操刀把人胸膛切开来摘心，又用人头垫锅子烧饭的士兵原来是干什么的吗？他们居然多半是淳朴的农民哪！所以，愈是礼教严谨、生活平淡的人，一朝失控，干起坏事愈可能“让你难以置信”。
第二，日本那么男尊女卑，丈夫对太太可以颐指气使，女人对男人要卑躬屈膝的社会，使男性发展出专制和独断的行为模式。不但在日常生活上要役使女性，连在“房事”上也要“强力掌控”。
第三，我猜想日本军人在侵华战争中的残暴经验，固然使很多日本老兵后来反省、惭愧，而自动到中国道歉、认罪，但是也可能在许多人心里留下刺激的记忆。这种经验，导致他们喜欢“性暴力”的文学和影片。
第四，是日本人的“美学”。日本人的美，属于“樱花式”，即开即落、及时行乐。一方面发展出镜花水月、浮生若梦的“浮世绘”（UKIYO-E）的美学；一方面发展出对死亡的美感追寻。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了一卷日本国宝级的画——《三条殿之火》，除了腾空的烈焰、被纵火的房舍，更可怕的是画了一群正在屠杀的军人。在六个人的注视下，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正被砍下；在长廊上，一个军人正拿着武士刀追杀一个跌倒的人。请问，在中国有这样歌颂“杀之美”的作品吗？在中国的书店，又能买得到把女人五花大绑，称之为“绳之缚戏”的书吗？
当然，你可以想，我现在养螳螂就是在欣赏“杀之美”。但这是生物性的杀，不是计划性的杀。
当然，你也可以说，其实所有的杀，都是生物进化或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现在我的“杀之美”就要上演了。
首先，我解开橡皮筋，拿下纱布，把曼陀罗枝子从派蒂的罐子里拿出来。让新螳螂和派蒂遭遇的时候，无论“相亲”或“相杀”，都能有个较大的空间。
在这么做之前，我也经过一番考量。想到古罗马的斗兽场中，加了许多山丘、树丛，使那打斗格外逼真，仿佛在野外遭遇一般。
于是我想，如果螳螂在外面碰到，也有许多树枝树叶的阻挡，必须追来追去、躲来躲去、抓来抓去，甚至滚到树下，弄得一身泥沙，才分出胜负，我何不也布置这么一个“自然的场景”，让它们表演呢？
只是，这罐子实在太小了。为了便于观察，也为了使它们“狭路相逢”，我不能不移走各种阻碍。
我甚至想，是不是应该让派蒂出来，进入巧克力盒子。那里更小，更容易滋生爱苗，也更容易产生冲突。这世上，无论人或是其他动物，数目增加太多，地方变得太挤，就会发疯、就会乱性、就会打架。连我在捉虫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