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报》创办之初启动资金只有不到一千元，当时资金缺乏，没有机器设备，印刷只能委托一家私人印字馆代印，后经过几年发展，才拥有自己的印刷厂。
如今《新民报》的规模虽然比初创时期扩大了几倍，但由于销量不佳，已经到了日暮西山的地步，所以冯乐仅仅付出五千元的代价就成为了这个报社的老板。
如果用现代眼光来看这个时代的报纸，大多数的报纸从形式到内容都显得稚嫩。很多报纸报道新闻时事的内容都只有一个版面，更多的是写一些捕风捉影的花边新闻来引人眼球。
再一个就是文辞也过于古典，一般的百姓很难看得懂，不像现代报纸通篇都是白话文，随便一个认识字的人都能读懂。
所以为了迎合绝大部分读者，而不是只照顾一小部分的文人精英分子，冯乐对《新民报》做了一些改革。调整过时守旧的做法，尽量减少让人乏味的广告，增加新闻时事的内容。
冯乐想办报纸的初衷就是控制舆论，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埋下一个有用的棋子。
做为一个穿越者，冯乐是深深知道宣传的重要性的。如果能掌控一个国家的舆论，就足以掌控一个国家的命运。
冯乐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二战时期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经典名言：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成为真理。
希特勒之所以能够上台，其中戈培尔的作用绝对不能小看。否则希特勒也不会一上台就立刻任命戈培尔为国民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
这位瘸子部长戈培尔丝毫不辜负希特勒的知遇之恩，作为宣传工作的老手，戈培尔对新闻媒体，包括出版、报刊、广播和电影都实行了严格的管制。作品的出版或上演必须经过纳粹宣传的审查和许可。什么新闻可发，什么新闻能发，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就是牢牢掌握了一个帝国的所有宣传途径，戈培尔才能硬生生的把希特勒从一个凡人打造成了无所不能的“神”。
冯乐从现代穿越到民国，他可不想浪费这个万中无一的机会，来到民国，身为先知先觉的穿越者，如果不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不开创一个旁人无法企及的基业，如何能对得起穿越者这个身份？
所以为了给自己日后铺路，为了登上国家的巅峰，无论如何，冯乐都需要掌控国家的宣传力量。这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
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得先征服宣传者。
余振声能不能成为中国的戈培尔冯乐尚且不知，但冯乐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未来绝对需要一个戈培尔式的宣传高手。
通过重复的宣传，以各种渠道反复向社会灌输，便能得到国民认可，就是谎言也可以成为真理。合理的利用宣传的力量，许多复杂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冯乐现在事业虽然只是刚刚起步，但拥有一个能为自己服务，在自己还弱小的时候为自己不断造势，宣传，提高国人对自己的好感度的报社，这种好处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区别于其它普通报纸，更重要的是为了提升《新民报》的形象，冯乐为《新民报》制定的办报宗旨是客官、公正、严肃。尽量减少不切实际的花边新闻、对于毫无事实根据的报道绝不刊登。尽量打造成民国报业中最有权威性的报纸，类似与现代国家性质的报纸，让人一看就有种可以了解社会实情，真相的感觉。认为《新民报》就是最真实最中立的报纸。
《新民报》暂时停刊，进入到改革阶段。《新民报》在北京只能算是小报，销量少的可怜，就算是停刊也没有引起京城报业一丝波澜。而且由于销量不足的缘故，《新民报》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停刊反倒有停刊的好处，至少每日里亏损的钱少了许多。
现在冯乐也算一个大款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下，余振声也有足够的底气招揽人手。他现在虽然不是《新民报》的老板，但冯乐收购《新民报》后依然放心留用，除了制定大的方针外，其余一切都不管，完全成了甩手掌柜。
再加上冯乐肯花钱，余振声手中资金充足，整个人的斗志也重新焕发起来，每天忙里忙外的，摩拳擦掌的就等着重新复刊后大干一番了。
正当冯乐收购《新民报》，事业迈出第一步之际，欧洲大陆此时已然打成一片。
民国3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因为战争只在欧洲，所以一般的国人对这场战争称之为“欧战”。
欧战爆发后，袁世凯接到各国宣战公文，不敢等闲视之，于是立刻召集黎元洪、徐世昌、梁士诒、孙宝琦等密议应付方略。
段祺瑞是北洋体系中公认的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这样重要的会议竟然没有段祺瑞出现，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要说袁世凯能推翻清廷，坐上总统宝座，段祺瑞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至关重要。辛亥年间就是段祺瑞通电威胁如果清帝不退位，就以武力迫使清帝退位。
段祺瑞的威胁很有效，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结果溥仪就乖乖的滚下龙椅了。袁世凯如愿以偿地成为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也是段祺瑞“首造共和”的来历。
也正是因为段祺瑞不遗余力的支持，袁世凯后来论功行赏，将内阁中最重要的陆军总长一职给了段祺瑞。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的精力分散在政治、经济、外交各项事务上，不能专心致力于军事方面。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性情淡泊，不问政治。冯国璋镇守南京，扼守长江。在中央主持军事者只有段祺瑞。
原本北洋军中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鼎足三分之势一下子成了段祺瑞大权独揽之局。
段祺瑞长期担任陆军总长并且兼任总统府军事处处长的要职。关于军队之编制与调遣，将领之选拔与补充，几乎全由他决断。而且北洋军的新生力量大都是段祺瑞所培养成功，段祺瑞对于军队的掌控已经超过了袁世凯掌握军队的力度。
这样的权势，简直就是清廷时期的翻版袁世凯了。
不过这个时候段祺瑞得到了袁世凯几乎毫无保留的信任，这才得以把持北洋军权。两人之间生出间隙，还是起源于徐树铮。
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得意门生，早年投奔段祺瑞之后备受重视，民国之后段祺瑞当了陆军部总长，徐树铮便是次长。陆军部日常事务，段祺瑞全部委托给徐树铮代管。
徐树铮是北洋后起之秀，才学出众，但年轻气盛，锋芒毕露。除段祺瑞之外，对北洋前辈人物都不放在眼里，甚至连袁世凯的也不买账。
徐树铮最大的政治抱负就是“拥段继袁”，在北洋中造成一个以段祺瑞为首的集团，并顺理成章在袁世凯之后继承北洋领袖的地位。
由于徐树铮的推动，袁世凯对陆军部的调动开始有些不灵了。袁世凯起于军伍，精明过人，对军事看得很重，自然不能允许尾大不掉、军权旁落之势。
袁世凯对自己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心知肚明，深知这都是徐树铮从中作梗，推波助澜的功劳。决定先剪除段祺瑞的得力臂膀徐树铮，非如此，姓段的不会安分。
所以在民国三年的时候，袁世凯就有意开始逐步收复军权，在六月下令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原来总统府的军事处撤销。
统率办事处取代陆军部成为最高的军事机关，表面上看是为了由总统全面统筹军事，实际上就是为了削弱以段祺瑞为首的陆军部的权力。
对于袁世凯的收权之举，段祺瑞自然是老大不乐意，两个人之间也因此间隙更深。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有意无意的开始冷落段祺瑞，许多重大的决策会议能不叫段祺瑞参加就不叫。
欧战虽然远离中国，但袁世凯也不敢等闲视之，环顾左右，问道：“欧战祸及远东，目前最急的事应从何处着手？”
事关重大，在座众人环顾左右，谁也没有吱声，最后还是梁士诒仔细琢磨一番后答道：“有两件急务，一是救济财政；二是提防日本侵略。”
袁世凯点头“哦”了一声，道：“愿闻其详。”
梁士诒道：“先说财政。去年二千五百万镑借款此时已经所剩无几了，国库异常空虚。欧战爆发后，外债无法再借，所以目前必需先打通财路，否则二三月后，军费、政费从何而出？因此目前应趁欧战发生，借口各国货币汇率不定，汇兑困难诸种理由，先行停付各国赔款。这理由光明正大，各国也无话可说。如此暂停赔付各国赔款，政府财政压力将大为减轻。再发行公债，如此一减一加，则一二年间财政可无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