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国家、道德和宗教兴亡的全貌为背景，“进步”的观念本身就是可疑的。但是，进步难道只是每一代自诩“现代”的人，徒劳无益、习惯性的吹嘘吗？从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有的技术成就，都不得不被看成是用新方法完成旧目标—取得财货，追求异性（或者同性），在竞争中取胜，发动战争。在我们这个觉醒的世纪里，最令人沮丧的发现之一，就是科学的中立：它随时愿为我们疗伤，也随时愿为我们杀人；它能为我们建设，破坏起来也更厉害。现在想来，培根骄傲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是多么不合适啊！有时我们感到，相比于今天我们一再努力扩大我们的手段而不去改善我们的目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重在强调神话和艺术，而不是科学和力量，其做法显然要更为明智。
我们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进步，善与恶的特点兼而有之。生活上的舒适与便利，可能已经削弱了我们体质的活力与道德品质。我们极大地发展了运输方式，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用它来方便犯罪、去杀害我们的同胞，或者是杀死我们自己。我们两倍、三倍甚至百倍地提升运动速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精神变得更加懈怠，拥有双腿的我们，每小时能够移动2000英里，但我们始终不过是穿着裤子的猴子。我们为现代医学治疗和手术的进步而喝彩，但愿它没有带来比病痛更坏的副作用；我们感谢医生超强度的勤勉，他们疯狂地与细菌的复活和新疾病进行赛跑；我们也很感谢医药科学帮我们延年益寿，如果这种延长不是被病痛、残废与忧郁所包围的话。学习和报道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我们的能力比过去增加了上百倍，但是有时我们又羡慕我们的祖先，他们平平安安地生活，只是偶尔被村子里的一些琐事骚扰。技术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我们也任由阴暗、破烂的贫民窟在城市中溃烂。
我们为摆脱了神学而欢欣，但是我们是否培养出了一种自然的道德伦理—独立于宗教之外的道德规范—其力量足以阻止我们自私、好斗和好色的本性破坏我们的文明，从而避免陷入贪婪、罪恶和淫乱的泥潭之中呢？我们是否真的超越了偏执，还是仅仅把对宗教的敌视变成了对民族、意识形态或种族的歧视？我们的风尚比以前更好还是更坏了？一位十九世纪的游客说：“当你从东向西游历，风尚有规律性地在变坏；在亚洲是坏的，在欧洲也差不多，在美国的西部各州，则是集坏之大成。”[2]而现在东方却在模仿西方。为了保护人民不受社会与政府的侵犯，我们的法律是否对犯罪太过宽大？我们让自己享有的自由，是不是已经超出了我们智力所能够承受的程度？或者，我们的道德和社会的混乱已如此不堪，使惊恐的父母重新跑进圣母教堂，求她管束自己的儿女，无论付出什么样思想自由的代价？是不是自笛卡尔（Descartes）以来，由于哲学不承认神话在安慰人类和控制人类方面所起的作用，而导致所有的哲学进步都是一个错误呢？“知识越多，悲伤越多，大智慧里藏着大痛苦。”[3]
鲁本斯的《四巨人》。十七世纪的哲学家不再讨论宗教的权威，他们开始辩论上帝的存在。
自孔子以来，哲学方面可有过任何进步？或者自埃斯库罗斯（Aeschylus）[4]以来，文学方面可有过任何进步？我们是否可以确定，我们的音乐，虽然有复杂的形式和强大的交响乐团，就一定比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5]的音乐更加深沉？或者比中世纪的阿拉伯人用他们简单的乐器随意伴奏下的单调歌声，更加悦耳或感人？[爱德华·拉内（Edward Lane）[6]谈到开罗的音乐家时说：“我曾被他们的歌深深吸引……比我以前欣赏过的任何音乐都要好。”[7]]我们的现代建筑—虽然风格大胆、新颖、令人难忘—与古代埃及或希腊的神庙相比又会如何呢？或者我们的雕塑，与埃及法老海夫拉（Chephren）的雕像，或者希腊信使神赫尔墨斯（Hermes）的雕像相比，又会怎么样呢？或者我们的浮雕，与古波斯帝国的都城帕赛波里斯（Persepolis），或者希腊帕特农神庙相比，又如何呢？再或者，我们的绘画，与凡·艾克兄弟（van Eycks）或者霍尔拜因（Holbein）的画相比，又会怎么样？如果“用秩序取代混乱是艺术与文明的本质”[8]，那么美国与西欧的当代绘画，就是以混乱替代秩序，这不是我们文明堕落到杂乱无章的混乱状态的明显信号吗？
历史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以至于只要在事例中加以选择，就可以为任何历史结论找到证据。以较为乐观的偏见选择我们的证据，我们也许能引申出更惬意的思想。但是，也许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进步”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它意味着幸福的增加，那么历史的进步就是子虚乌有的。我们自寻烦恼的能力是无限的，不论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实现了多少理想，我们总要为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不幸找出借口。认为人类和天地万物不值得我们赞扬，这种想法能带来隐秘的快感。如果用孩子的平均身高比过去高、生活用品也比过去好的例子，来证明现在比过去进步，似乎是愚蠢的—因为可以确定的是，孩子总是最幸福的。有没有更客观的定义呢？这里，我们想把“进步”定义为增加对生活环境的控制。这是个既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最低等生物的标准。
我们不能要求进步是持续不断的，或者是普遍的。很明显，正如个体的发展也会有失败期、疲劳期和休息期一样，衰退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在现阶段对环境控制方面有进展了，进步就是真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几乎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有一些国家在进步，也有一些国家在衰退，比如今天的苏联在进步，英国则在衰退。同一个国家，也可能在人类活动的某一领域进步了，在另一个领域却衰退了，正如美国在技术领域是获得进步了，但在平面艺术方面却是落后的。如果我们发现，在年轻国家中，像美国和澳大利亚，他们的有才之士，都倾向于从事实用类、发明类、科学类和管理类的工作，而不是从事像画家、诗人、塑像家或者作家之类的工作，则我们就会了解，每一个时代以及每一个地区，在追求对环境的控制方面，是需要对一些类型的能力加以引导的。我们不应该把某时某地的作品，拿出来和人类各个时代中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最佳作品进行比较。我们的问题是，是否平头老百姓也都普遍增强了他们控制生活条件的能力？
英国画家贺加斯的版画《啤酒街》（左）《杜松子酒巷》（右）。贺加斯的系列版画描绘了伦敦的堕落及悲惨社会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