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夏，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大批义和团开始进入京津地区，直接危及着清朝的统治。统治者深知，如果继续与义和团对抗，清朝统治就面临着被义和团运动的浪潮吞没的危险。于是，清政府不得不将剿杀义和团的政策逐渐改为利用义和团以自保。在这样的情况下，6月9日，慈禧太后“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而是认为“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6月16日，慈禧太后又召集亲王大臣举行御前会议，发布上谕：将民团“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于是，清政府对义和团的策略由“剿灭”改为“招抚”，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企图加以控制利用。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势力，也使得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发出武装干涉义和团的叫嚣。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令两个月内将义和团剿灭，否则就直接出兵“代为剿平”。5月25日，驻京各国公使联合发出照会，胁迫清政府惩办镇压义和团不力的官员。5月29日，各国舰队从大沽口派出陆战队闯入天津。5月31日至6月2日，英、美、俄、日、法、德、意、奥等八国侵略军四百五十多人先后开进北京。6月10日，英、美、俄、日、法、德、意、奥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共两千一百多人，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向北京进犯。6月17日，侵华联军向大沽炮台发动进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正式爆发。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由于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此时义和团力量已遭到严重摧残，不再构成对清政府的威胁，而八国联军的强大侵略势力直接危及着清朝统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迎合侵略者的意愿，于9月7日下令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尽根诛”，可耻地出卖了义和团，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下失败了，但它的失败也有其自身的深刻原因。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弱点。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感性阶段，对清朝封建统治更没有本质的认识，它主观上只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以致被清政府蒙骗利用，这是义和团失败的主要原因。此外，与之前的太平天国运动相比，义和团运动没有提出政权的要求，更没有建立政权，它进行了武装斗争，但没有建立正规的军队，也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它进行了英勇的大规模的斗争，但又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严重的分散性。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却缺乏完整的斗争纲领，一方面笼统、盲目排外，另一方面又对清政府缺乏本质的、理性的认识。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扶清”主要是“扶住中国”，成为“灭洋”的一种斗争策略，并且在客观上减少了义和团运动发展的阻力，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同时也应看到，“扶清”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会使人们丧失对清朝封建统治集团的警觉，使义和团逐渐落入被利用、被控制的圈套，以至于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时至今日，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可以看到，义和团运动在客观上依然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加速了后来清王朝的灭亡。
（四）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
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由于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摧残，所以发展非常缓慢。到20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1911年，投资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已有五百多个。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独立的阶级，并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批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者对民族灾难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深重的忧患，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纷纷向西方学习，积极发行各种进步书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还组织各种革命小团体，积极开展爱国革命活动，其中较著名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他们当中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他们虽然也介绍过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参加过爱国宣传活动，但他们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只要求取得参政的权利，不愿与清王朝决裂；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他们主张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发展资本主义开拓道路。
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来进行领导革命的工作。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率先举起了民主革命的旗帜。兴中会的誓词中鲜明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为日后的革命起义奠定了基础。1895年与1900年，孙中山在广州和惠州（今惠阳）三洲田组织了两次起义，虽然起义失败了，但这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反清揭开了序幕。此后，孙中山积极奔走，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促成了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庶务。会议还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并决定暂设总部于东京，在国内外分设支部，支部之下设立各省区分会，同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在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了“三民主义”的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同盟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05年到1911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发展达到高峰的时期。同盟会成立后，一面同改良派展开激烈的论战，坚持只有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中国才有前途；一面积极在国内外发展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在同盟会的领导和影响下，各地革命党人积极着手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从1906年起先后发动起义十多次，其中一部分是以运动会党为主发动的起义，另一部分则是以运动新军为主的起义。前者如1906年12月湘、赣边界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5月的广东潮州黄冈（属饶平县）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属归善县）起义，9月的钦州防城起义，12月的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广东钦州上思起义，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此外，还有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秋瑾发动的皖浙起义。会党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成员大多处在社会最底层，富有反抗精神，且与农民群众有较多的联系，在反清起义中常常起到冲击的作用，因此革命党人常依靠会党发动起义。但另一方面，会党的成分复杂，纪律松弛，既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又缺少训练与充足的军饷，一般都是仓促起义，很难取得成功，也不能坚持长期的斗争。
另一种起义是多以运动新军为主的武装起义。由于当时的新军士兵多数来自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容易激发其革命情绪，而且，新军的选募有一定的严格要求，需要粗通文墨，其薪饷也高于旧式军队，所以，许多贫寒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出路而选择“投笔从戎”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他们也更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此外，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从武备学堂的学生中选拔任用，还有的是从日本等国的军事学校留学归国的学生中选拔，这样，就有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新军，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同盟会员，利用合法身份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此时，经过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开始出现了以新军为主的起义高潮。包括1908年11月由熊成基等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 1910年2月由倪映典等率领三千新军进攻广州城的起义，以及1911年4月27日爆发的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但这些起义多数都势单力薄，缺乏统一指挥，没有与当地群众广泛地联系起来，都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是，频繁的武装起义引起了清廷极大的震惊，统治者开始严令各省督抚加强对新军的防范，而革命党人也在不断吸取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激励了革命斗志。
在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辗转多国，积极奔走，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并努力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与此同时，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1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革命的声势逐渐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