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方原要陪舒儿4岁的儿子波比去欢乐谷玩。
其实那个自闭症的孩子去不去都一样。不过他们家办了年卡，周末除了东海岸和红树林，对一个孩子来说，也没什么地方可去。舒儿总希望游乐场的热闹会点燃儿子的玩欲，但波比的眼睛还是那么忧伤。
怎么说，比起方原未出现前，波比还是有了一些改善，这可是舒儿自己说的。这个女人虽然对人极度挑剔，有时挑剔到近乎病态的程度，但她有一个很好的品质，就是在这个满嘴谎言的城市里，她从不说谎和伪装。因为她认为一个内心很有力量的人，完全不需对自己的出身和过去撒谎。
不敢相信，平日与人之间拉起一丈余厚隔膜的舒儿，有一天竟主动告诉了方原她的从前。当然，这是在发现方原对儿子有一定“疗效”以后。
那天在家里，波比玩累了，让保姆带回房间睡了。舒儿松了一口气，见方原有点疲惫，她便亲自动手，磨了小半碗哥伦比亚咖啡豆，进厨房煮了两杯香浓咖啡，再取出一碟丹麦曲奇，和方原一起，坐在露台的白色铁花椅子上享用。同样白色的桌上，水晶花瓶里，插着一大束香槟色玫瑰，它们顽强地绕过咖啡味，送来淡淡花香。
也许做这些对很多小资女人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但在刺猬女人舒律师身上就不同。所以方原曾在一刹那间，被她的细致和落差极大的温柔感动了。他第一次用对一个好朋友的口气说：
“你最近好像瘦了很多……”
“是吗？”舒儿本能摸摸自己的脸。
“跟外面贴着那些字条有关吗？”
他刚进来的时候，又看到洗手间的门上多了几条，这次写着“绝不妥协”和“维权到底”等，后面都跟着三个很大的惊叹号。
“是你自己的事还是工作上的事？”
舒儿没吱声，她举着咖啡杯，两眼出神地看着远处的群楼和草地。慢慢地，她的眼睛有点红。
“对不起，我只是想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波比的事，你不要过于忧心，我会尽我的能力，让他活泼起来的。”
波比最近病得不轻，他有人时沉默寡言，没人时自言自语，舒儿看着有点害怕了。
她摇了摇头，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女人怎样坚强，总有脆弱的时候。
在这个日子，阳光令人慵懒的午后，喝着哥伦比亚微酸的咖啡，舒儿告诉方原：波比的父亲其实是史坦福德一个热爱街舞的华裔香蕉（美国的土生华人）。
这个香蕉仔住在贝克街的廉价公寓里，偶尔给电视台跑跑龙套，而她曾是电视台负责道具的职员。BBTV的联播节目，经常请来自各地的大腕过场，他们经常耍大牌，挑这挑那的，一会嫌袖子短，一会嫌裙子长，哪怕是一副小小的墨镜，都要她跑商店换来换去。
那样的生活是千锤百炼，把她锤得炼成今天这副样子。应验了民间那句多年媳妇熬成婆的老话，几年时间就把一个皮肤白晰、外表斯文的女人撮成一个老虎屁股摸不得的自恋狂。屁大的事儿，不着边际的微风吹过，她都刺猬一样倒腾着跳起来，活像一个天生吃啥嗅啥都过敏的人，打了几百种疫苗脱敏后，就反过来要一样一样地还给人家，似乎这样才能解她的恨。
方原似乎早就猜出她童年的不幸。因为大凡性格极端的人，肯定跟儿时的遭遇有关。舒儿中学没读完，在上海的父母就离了婚。母亲漂亮，一转身就跟同校一个教授去了英国。舒儿跟父亲，父亲是个中文系教授，曾经热爱写旧体诗，他换了更年轻的老婆，有点招架不住，对她越来越忽略，后来他那个老婆不让他再寄钱了，就差那么一年，学费生活费接不上，舒儿只能休学去打散工，做过waiting maid ，做过salad girl，有时一天要做几份part time。那段日子认识的男人质素自然就低。断没想到，跟那个香蕉混混的一夜情，居然在酒后发酵了。就有了波比。
去教堂忏悔的时候，神父告诫她不要堕胎，于是波比就来到了这个世界。所以，波比的表情注定是忧伤的。
也不知是不是酒精乱了神经，酒后制造出来的波比，脑瓜比别的孩子要混乱。他不该冷静时冷静，不该兴奋时兴奋，开始疑似多动症，后来某一天，也不知是个雨天还是晴天，他突然沉默起来，之后一天比一天颓废，然后就成了自闭。
那个叫杰克的香蕉仔，后来去了华盛顿，因为那个地方更适合他，他有本事跟黑人混在一起，但没本事也不愿意供养孩子。舒儿说，也不知道杰克现在死了没有，酗酒那么厉害的人，再加上大麻，哪天死在某个角落，恐怕家里人也不会知道。
她可以肯定的是，香蕉皮肤白人心的杰克，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他一边狂欢，一边为华人世界贡献了一个后代。
方原听完后，很想抽一根烟。
原来所有的华贵背后，不过如斯。
踞傲的舒儿，在讲述她儿子和儿子父亲的身世时，变得毫无力量，一脸茫然，跟任何一个在海城打工的女孩无异。
方原也就明白，她为什么对人要求那么苛刻，为什么滴酒不沾，为什么厌恶别人吸烟。
她说，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蜕变的。
在那条浑浊的河的对岸，她提着湿了水的裙子走上来，居然不沾一抹土，不带一根草，回到了从前的学校苦读。拿了学位以后，她还成为第一个到那个著名的白房子去实习的中国女生。在那个莱温斯基实习过并制造了“拉链门”的地方，隔着坚硬的落地玻璃，仿佛可以看到一河之隔的黑人区，与她一夜情的香蕉男孩子依然在那边的酒吧喝着芝华士，在街头跳着Hip Hop，然后一路吐着腥臭的胃液，半夜回到肮脏的公寓。
周而复始。他们从此不再相见。
那5年，是一个女孩向女人过渡的尴尬时分。无人想象舒儿是怎么咬着牙，史坦福德、洛杉矶、华盛顿、纽约，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游走。最后她还是游回了中国，变成一副很荣誉的样子，让所有人看到的舒儿，已不再是曾窝在唐人街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抱着孩子计算着日子的样子。
舒儿当然不会回上海去找她从前居住过的老房子，那儿只有她不想见的老爸和继母，还有继母的儿子。她也没有去英国找妈的冲动，和妈的相处她一直很冷静，从没有牵扯到钱银关系。老妈生日了，她就寄个不太贵重的小礼物。5年里她们才见过两次。她可以这样心安理得，是对被叫做妈妈的这个女人当年的抛弃放不下怨恨。如果不是自己也当了母亲，她连那些礼物也不会寄。
就这样，淡淡的。这份客气，在别人眼里冷嗖嗖的。
方原好奇舒儿为什么最后会来到海城。这个城市她同样无亲无故。舒儿撇着嘴说，她从来就不需要什么亲友，她只需要挑一个靠海的、适合她居住的城市。在这个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地方，她以往的积蓄和现在的收入，能够让她保持一个很好的生活质素。
跟一个租回来给孩子当“爸爸”的人说这些，舒儿也是情非得已。
再坚强的女人也有落寞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单身母亲。波比的样子令她越来越焦虑。焦虑让她失去了原有的从容，原有的自信。还有最近一场官司的失利，更令她沮丧不已。
她说，那是一场为自己而打的维权官司。一楼的邻居养狗，狗不时在静夜里大叫几声，令原本心情欠佳的她感到莫名愤怒。为了取证，她跑到楼下侦察，发现那人居然还在自己的小花园种蔬菜。从她专门买回来的15倍望远镜里，她发现，他们家的韭菜和白菜长得居然比她家的茉莉和玫瑰要好！她由此推出：这些菜不是施了农药，就是人体肥料。她认为，这两样东西，在一个高尚小区里都是不能出现的。
她认为，既然是全市最贵的楼盘，收取全市最顶级的管理费，住户就应该享受到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服务，绝不允许在公共听力和嗅觉范围内有这样的噪音和臭气。
她跑到物业公司投诉了7次，但管理处的回复是楼下的狗主出示了狗牌，也就是说，他们家养的狗是合法的。他们还说，至今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不让城里人种韭菜和白菜。
鉴于理由的出发点和方向不对，投诉无门后，她便亲自下去跟邻居一家发生了一场非常壮烈的交锋，不幸的是，最后他们还是没有把狗送走，还是没有把菜挖掉。于是，她不得不运用自己的专业，为自己打了一场她个人认为绝非吹毛求疵的维权官司。
舒儿官司的主题是：邻居的狗存在是合法的，但骚扰别人就非法。就像人有了身份证，也不能胡作非为一样。还有，城里人是可以种蔬菜，但种在居民区，还为蔬菜洒农药和屎尿，就污染了公用环境，就应该禁止。
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去叫板邻居和管理处，最近的终审判决还是她败诉。舒儿沮丧得差点病了，不光是输了精神，输了心血，输了面子，还因为索赔精神损失费标的过高，赔上一笔不低的诉讼费。
对她来说，受打击中最大的，莫过于输了心情。
惟一的收获，是这场官司让她成了城中名人。
从此以后，走到街上，别人对她的背脊指指点点，但就是不敢走近；就连居委会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见了她都绕道走，担心被她揪住了，半天脱不了身。
更可恨的是，业主委员会选举时，也没有人愿意按她的门铃。他们说，怕一时改不了习惯，多按两次门铃的话，又惹官司。
为此，舒儿内心很委屈。她认为自己一点错也没有，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排挤。但邻居却在庭上说：“如果一个人想事事如意，没有半点不舒服，最好活在真空里……”
那个可恶的光头男人还建议她搬走，说她为了一己私心，小题大做，吹毛求疵，滋扰了很多人，浪费了很多国家机构行政人员的宝贵时光和工作成本，“令到和谐社区从此变得不再和谐！”
这个说法把她气得全身发抖！她内心那把自尊的利剑，早已把那男人的光头千刀万剐，把他那只可恶的臭狗剁了个狗杂碎！
好在，她的好强让她至死也不会把脆弱一面暴露人前。而且她坚信自己精神不死。她每天像背语录似的鼓励自己，一定不要被那些粗俗的人打倒！她甚至绝望地认为，在这宗官司里，那个坚持正义和追求文明的女人虽败犹荣。
只是在睡不着的午夜，舒儿偶尔听到一两声狗吠，嗅到海风吹过来的空气中夹杂着似有似无的尿腥味，她的心脏像莲花初开般，慢慢地，一瓣瓣地分离。明晨醒来，在梳妆台前，她惊愕地发现，眼袋像两个沉甸甸的湿茶包，头发如狂刮一夜的东风，一举梳，落英缤纷。
她困惑地对方原说，自己并不是不明白，但很多事情，是她所无法控制的，但她内心就是有一股从天而降的泄愤冲动。别人无法明白，她怎么可以把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儿，上纲上线到人权的层面上去。她说，有一天黄昏，她一个人孤独地开车到东海岸，抱着瘦了很多的肩头，面沉到海那边去的夕阳，苦思冥想了两个小时。“然后我站起来，跑到礁石上，对海大声狂叫到无力为止，我相信，一个社会的进步，注定有一些精英是要付出代价。所以，即使官司输了，我也要告诉自己：我没有错，错的是他们！”
真是高处不胜寒啊。
方原听完也冷气横抽。
女人执着起来，那股能量真可怕，如果跟她拍拖了一阵，中途想退出的话，一定会死无全尸。
这种女人万万不能招惹。
好在现在波比跟过去比较，状态好了一些，否则方原跟她也没有机会这样对话。方原隐隐觉着，舒儿把他当成朋友，是因为现阶段她跌进了苦海，而他现在是海里惟一的救命草。她饥不择食，或者说是急病乱投医，希望得到一个人的同情。更想他再用心一点，和她一起努力，让儿子走出困境。
原本凶巴巴的一个女人，变得史无前例地温柔，这怎么不令方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呢？
每个周末，他准时带着舒儿花钱买的小礼物过来，亲热地跑到波比的房间，拍拍他的小脑袋，跟他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毫无压力。然后像一家人那样，快快乐乐地去公园，去游乐场，去山姆店购一周的食品。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更像个保姆，因为要拎很多东西；有时又像个司机，接过舒儿递过来的钥匙，她说：“你开吧，我来照顾他。”
这天中午，方原和他们一起在欢乐谷的肯德鸡啃鸡翅。在担心禽流感的时光里，只有在这些地方吃鸡会比较保险。
突然，接到陶军代理律师陈某打来的电话，陈律师说，陶军需要一大笔现金交纳罚款和律师费，委托他把方原的车卖了。“你这辆车是陶军名下的，他说先卖掉，等他出来了，他再想办法让你买新的……”
方原不明白，这车明明是他的，不过是陶军帮他拿房子抵压给银行按揭，但事实上是由陶军每月帮他划账给银行的，未供完的车，又怎么可能拿出去卖呢？
陈律师告诉他：“车子其实陶军已经买断，因为他那套房子，前妻还没有回来办手续转到他的名下，所以无法抵压。事实上，你每月给他划账的钱，等于还给了他……”
这事把方原砸昏了，他放下电话，就跟舒儿说了。“我听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呀？我被他弄糊涂了！他这样做到底为了什么？对他有什么好处？”
舒儿想了一下说：“我只是猜测，听着，前提是猜测，所以一切只是假设。也许你的朋友真的想帮你，但他怕借出的钱很难收回，所以想你每月有计划地还给他……另外，也有可能他不想让人知道房子不是他的，他爱面子，所以就瞒着你……当然，也不排除他想收点利息，这钱你不给他也是要给银行的，明白了吗？”
方原自然接受不了被好朋友欺骗的事实，他本能地嚷嚷：“他这不是害人吗？他跟我犯得着这样吗？我才开了不到一年的车，他就告诉我要卖掉！”
舒儿似乎看得很透。“只能说你在这儿呆的时间不够长，这是移民城市的逻辑，太正常了，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你不防人，人家还得防着你呢，不能因为要帮你，他最后搞到自己鸡毛鸭血呀，像现在，他要收回来，你就得还给人家。”
方原哭笑不得，但左想右想，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只是供了一年而已，陶军现在有难，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舒儿说：“其实你朋友也算信你了，否则这个时候你把车开走了，他就雪上加霜了。”
她提醒他，海城骗子太多，律师也信不过，不能就这样把车交给那位陈律师。“你要设法证实这个律师说的是真话。”
真不愧是从移民国家回来的海归，想什么都滴水不漏。只是方原犯难了，因为昨天陶军说，结案前他谁也不能见了。
不知是见方原六神无主，还是对陶军盗版的事产生了兴趣，舒儿破天荒变得古道热肠，主动提出可以陪他一起去见陶军，以律师要处理被禁者财产的名义。
更没想到的是，在看守所，舒儿第一眼看到陶军，那么踞傲的一个女人，突然就答应要帮他们。
陶军在这样的场所，像一只被跌落谷底的落水狗，见到女人显得很不自然。
他看也不看舒儿一眼，生硬地对方原说：“我没有说过要换律师啊……”
舒儿眉毛一挑，大状架势立马拉开。“你想得真美哈！我和合伙人从不接刑事案的！没必要天天跑这些地方，看里面人的嘴脸！”
方原马上圆场：“这是我的客户舒小姐，没她帮忙我没办法进来……”
陶军早就听他说过有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女人。他还是不敢看她，眼睛只看方原说：“谢了，久闻大名，真是名符其实。”
方原说，他接到陈律师的电话，怕不保险，所以跑来问个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陶军讷讷地说：“别问了，就当我当初信不过你，不想借那么大一笔钱给你买车吧，但我看你生意那么好，想帮你，让你继续住我那儿，给我交租，给我交利息，得了吧？”
舒儿脸上浮出意料之中的胜利微笑。潜台词是：我早说了，这个城市，就是这个思维。但她说出来的，却是一句令人意外的圆滑：“这太正常了，要在美国，就是好朋友，连这个机会也不会给你。”
这话显然是站在陶军的立场，冲方原说的。
方原有点吃惊地看看她，她耸耸肩，掩饰脸上浮起的一抹彩虹。“我只是实话实说，这牵涉到钱，而且不是小数目。”
女人真是喜怒无常，尤其是舒儿这类异数，你永远无法猜到她下一步会说什么，做什么。
方原专门看了一下眼前的陶军，凭他现在胡子拉碴的落魄样，还能秀出什么魅力让舒儿看上？难道他的眉骨够高？难道他的肤色像巧克力？难道他的小胡子长得像卓别林？
舒儿突然又说：“别信什么陈律师了，你委托他去卖车，自己被关着，别说他会把车给你开走了，就是卖了十五万也告诉你卖了十万，亏大了。”
方原私下又想，该不是舒儿为了拉他生意，抢单吧？但这种业务似乎不是她看得上的。
陶军说，那就让方原跟着去。舒儿说：“你以为你现在过得了户吗？你那个律师不知怎么操作的。好在你不是杀人越货，否则政府早把你的资产冻结了。”
陶军不高兴地说：“我光棍一条，房产证是前妻的，车子是别人用我的名买的，根本不在我手里，有什么被他们冻结的！我全副身家都投到设备和生产线上了，包括买下的10万只空白光盘，全让他们没收了。”
方原悻悻地说：“幸亏你把钱拿出来借我买了车，否则这钱保不保得住还是个问题。”
舒儿了解到陶军要交的罚款才是车价的一半，心里盘算了一下。看到两人面面相觑，一副千难万险的样子，突然提出：“车子要不先抵给我吧，你现在马上写一份协议给我，写明出来后拿钱赎回来，万一没钱就办过户，我只能给你现在需要的数额，可能只是你买车时的半价，然后让方原照供，账每月划给我，或者跟我给他的报酬抵扣。你如果过几天就能放出来，到哪儿弄笔钱回来，马上原额赎回也行，我只是帮你们，OK？”
方原怕算数，但这下他听明白了，怎么样舒儿也不会亏，但她的确有风险，风险就是车天天由他开着，万一他出事，或者真的开着车跑了，舒儿就连渣都没有了。
他说：“舒律师，你要想清楚，你帮他也有风险的呀，你就那么信我？”
舒儿看了陶军一眼，神经质地笑：“我哪是帮他呀，他不赎我还挣了呢，我只是想套牢你，这样你就不能中途退出，而且要对我儿子好好的……”
方原摸着后脑勺说：“那我惨了，以后我病了瘫了，也得给你打工。”
舒儿刻薄地说：“你死可以，千万不要病了瘫了，你什么都干不了，我还雇个病人？总之这次你欠我一个人情。”
方原觉得这个女人真厉害，经她算过的，亏不到那儿去。但对她来说，肯趟这淌浊水，已不容易。
恍惚间，方原看到自己被几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分头分尾砍成一段段。这几年的青春，就像野沃的田地一样，一块块被她们买断。
陶军完全同意，他二话不说写了一张委托书让方原全权办理。他急于出去，也希望这件烦人的事到此为止。
被带走前，他突然叫住方原，眼含留恋，欲言又止。舒儿识趣，自己先走了出去。
陶军对方原说：“对不起，兄弟，买车的事是我蒙了你，我看你势头那么好，咱们也处得不错，不能不帮你，但我怕你不懂事，半路走人，所以不能不以这样的方式，为你也为我。你也许不知道，以前老婆说是把房子给了我，但她一直没回来办手续，我不是业主……唉，我做人真失败，这么多年，身边也没置下什么物业，挣下的钱不是吃掉，就是拿去买碟买设备去了，到头来，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方原隔着接见台，伸手过去握握陶军的手：“是兄弟什么也不用说了，我这样有前科的人，你肯收留我，肯当我兄弟已不错……等你出来后，我们兄弟俩再合伙，找点正事儿干吧，要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陶军沉重地点点头。
为了让他高兴，方原拿他跟舒儿开玩笑：“陶哥，今天我也领教你的魅力啦，我那主儿可不是对谁都那么好的……”
陶军苦笑：“我哪敢，凭我现在这副样子？人家可是精英，长得又那么有气质，我做梦都梦不来啊，她是冲着你才帮我的，投桃报李，你好好对人家两母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