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罢市斗争是不会坚持太久的。而且，在罢市的同时，他们反对罢工，因为这些运动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利润。所以，在罢市期间，仍有许多商人偷卖日货、投机倒把。因此，毛泽东是这样评价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的：“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革命性。”所以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自身因素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与主力军。
而中国的无产阶级由于受三重势力的压迫，所以有着与世界无产阶级不同的特殊特点。这些特点在上海工人阶级身上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比如说，工人们在罢工斗争中，表现了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学生们在开始罢工的时候，并没有动员工人罢工，甚至在一些工人罢工的时候，一些学生代表还曾经进行过劝阻。
所以，工人们的罢工是他们自发举行的，是出于自愿的行为。一位老工人在回忆当时的海员罢工时说：“这次海员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国海员工人的第一次罢工，罢工海船达数十只，工人有五千余，罢工时间四昼夜。在罢工的过程中，虽然组织较差，但是工友的情绪高涨，精神不屈，始终出于自动自愿，实开中国海员运动的光明新纪元。”
此外，工人们的罢工斗争是比较团结的，实行同盟性的罢工。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因此比较盛行。所以在中国手工业中普遍存在着和长期保留着行会、帮口的封建性组织，这些组织被反动派利用于对工人阶级的分化和破坏。但是，在“六三”以后的上海工人大罢工中，这种行会、帮口的狭隘观念被空前地突破了。工人们纷纷联合起来，为着统一的罢工目标举行同盟罢工。他们冲破了帮口观念，行业、地区的观念，聚集在一起商议罢工的事情。
再次，工人们表现出了比较强烈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在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后，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与其斗争并且坚持参与游行。当资产阶级由于利益的驱使而妥协的时候，工人们又同这种妥协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罢工。
对于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表现，学生们逐渐认识到他们的作用是伟大的。学生们打出了“感谢工界”的旗帜。在这次三罢斗争中，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全国齐声援
除了上海的学生、工人外，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也都纷纷开始了。运动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有广大的学生、工人、工商业者，而且也涉及到一些乡、镇地区的农民群众。甚至一些爱国的军队士兵也积极参加了此次活动。五四爱国运动燃起的火焰，不仅遍布了大江南北，就连海外赤子也极为振奋。特别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得到消息的渠道比较灵通且快捷，所以行动比较早。就在驻日公使章宗祥于4月11日离开东京返回中国时，中国的留学生就赶往火车站把写有“卖国贼”、“祸国”的旗帜雪片似的扔向章乘坐的汽车。5月7日，学生在得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后，就立即开会商讨对策，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百般阻挠，不租给他们会场。学生们不甘罢休，分赴各国驻日使馆，要求他们主持公道。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中，却被日本警察、步兵冲散。学生们历尽辛苦，再度集结，最后终于将呼吁书送到了各个使馆，在此过程中，学生们遭到了警察的殴打，国旗被侮辱，并且被逮捕了36人，遭到毒打，直到8日午后才放出20余人。这件事情也激起了国内学生的愤怒，留日学生派出代表回国与国内学生一起互相推进五四爱国运动的高涨。除了日本的留学生外，南洋、美洲各地的华侨学生及团体，在得知国内运动的发展状况时，也都纷纷展开了各种声援五四运动的活动。
在国内，也有几个省市的运动的规模比较庞大，影响比较深远。比如天津的运动，天津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同时也是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所以，在运动的过程中，成为各地爱国运动联络的枢纽。北京、山东各学校的代表都在天津商议运动中的事宜。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出走后给学生们的解释信就是在天津发出的。不仅是学生，工人和各界的代表也纷纷聚集在天津进行联络。天津运动的范围以及影响也是比较广泛和深入的。不仅大、中学校，而且小学校也很快对北京的运动有了反应，大家纷纷抵制日货、焚毁日货。由于天津是一个比较大的工商业城市，这里的工人劳动者也是比较密集的，便于他们联系、组织运动，因此，天津的工人阶级也纷纷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声援北京的运动。就是家庭妇女，也表示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一些家庭并不富裕的妇人用典当衣物换来的钱印制宣传用的传单。各界爱国组织也纷纷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全国运动的发展。他们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各界联合会等等。其中，各界联合会是在全国成立最早的一个。正是由于这个联合会的成立，才推动了各省联合会及后来的全国联合会的成立。特别是后来成立的由学界先进分子组成的觉悟社，更是成为了天津运动的大本营。正是由于这些良好的基础，才使天津成为这次运动延续时间比较长的城市。从5月23日的学校罢课到1920年，仍然存在着影响和规模均较大的斗争。当时在天津南开学校就读的周恩来也在这次运动中成为一名杰出的代表。由他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会报》详细介绍了十月革命引发的新思潮，并且号召中国人民提高觉悟；提倡大家要把改造旧社会和改造个人的思想结合起来。这对当时革命运动的坚持和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并且《会报》对于联络京津等地的斗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天津以外，武汉也召开了大会，进行了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抵制日货等活动，此外，武汉也有着其他各地初期运动所没有的现象，在一开始运动的时候就遭到了封建军阀的残酷镇压，并且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六一”大惨案。在学生们得知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的消息时，各校代表商议要组织活动声援北京。6月1日这天，当学生们刚刚走出校门，就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殴打，被捕、被殴、被枪伤的学生不计其数，一直持续到6月3日。在这次镇压过程中，大批学生受伤，而且有殉难者。武汉的商界在这次运动中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长沙也展开了运动。长沙位于我国的腹地，交通没有京、津、沪那样便利，所以说其他省份消息的到来也是比较晚的。但是，这里的群众基础是比较好的，因为在4月份的时候，毛泽东由上海回到长沙后，就号召会员们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提示他们要密切注意京、沪等地学生的动态，准备迎接革命的风暴。所以，运动一经兴起，便迅速发展起来。这一点是其他各省所不具备的。5月中旬，邓中夏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到达了湖南，把北京学生的斗争情况向毛泽东一一作了介绍，并且商讨了如何在湖南组织学联的问题。6月3日，长沙各校一律罢课。随后，女校也开始罢课，然后学生们纷纷进行宣传讲演、调查日货、编印各种刊物等活动。学生们在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他们从每日的膳食费中省下钱来作为活动的经费。女学生们则自发地组织讲演、调查、交际，分工办事，并呼吁市民抵制日货，购买国货。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也影响到各界各阶层，成立了湖南省国货维持会。这个维持会刚开始时受到奸商的掌握，所以国货维持会变成了日货维持会。直到学联参加进去后，才依靠学生的力量进行了爱国活动。为了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指导运动的发展，长沙出版了《湘江评论》这种定期刊物，其中文章大部分是毛泽东个人写的，影响波及全国。出版当日销售一空，不得不迅速重印两千份。
由北京青年在5月4日发动的五四运动，迅速地传到全国各地。广大爱国青年和人民群众热血沸腾。在各阶层人民的斗争中，以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劳动者对反动派所起的威胁最大。
“全国的‘三罢’实现后，特别是上海的工人大罢工后，北京政府对这次运动已有了妥协的势头，6月10日，北京政府开始下达对卖国贼的处理问题，但是仅仅发布了一条免去曹汝霖职务的命令，这当然不足以平民愤。”在各界群众的强烈抗议下，北京政府又在当日下午发表了一条罢免陆宗舆的命令。所以说，北京政府的态度是敷衍的，它视群众的发展状况而定。10日下午，天津总商会给北京政府一封急电，大意是天津数十万的群众已经发生不稳定的现象了，如果政府再犹豫下去，全部罢工将带来更大的动荡。天津总商会的急电大大震惊了北洋政府，因为如果天津发生大罢工将直接威胁到北京。所以，北京政府最后又发布了罢免章宗祥的命令。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到天津，让广大工人陆续开工。曹、章、陆的被罢免，是人民斗争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胜利。消息传出去后，全国各地的人民都欢呼庆贺，也达到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之一。然而，山东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斗争并没有结束。
1919年6月，浙江省海宁县城的人民为祖籍在这里的陆宗舆立了一块石碑，上书“卖国贼陆宗舆”，一时间吸引了众多的观望者，把石碑所在的道路都给堵塞了。当北京传来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被罢免的消息后，海宁县人民立即举行了万人大会，宣布从此不再承认陆宗舆为海宁人。在国人的观念里，为明君贤士、文武忠良立碑歌颂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为一个人人唾骂的卖国贼立石碑则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录。海宁县人民此举是为了警示人们应该以此为戒，千万不要做陆宗舆那样的卖国贼，并且也有和全国人民一道庆贺斗争胜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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