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想把自己静静思考后要说的遗嘱告诉儿子，听了儿子的回答，认定儿子又是在拗着他说话了，长长地叹一口气，说：
“儿呀，爹死后，爹求你把爹埋在那尖峰上，爹不愿埋在山下那一片平坦的洼地中，也不需要洼地四周植上松柏和鲜花，你记住了吗？”
儿子点着头，看着爹微笑地闭了双目，安详长息。
儿子嚎啕起来，突然悔恨起自己十多年执拗了老爹。“把我埋到尖峰上。”这是爹最后一次对儿子说的话，儿子不能再违背着爹的意愿啊！儿子邀请了众多的山民，开始将爹的棺木往尖峰上抬。尖峰高兀，路陡如刀，实在抬不上去，运用了很长很粗的铁绳牵着棺木往上拉，棺木虽然破裂，但爹是终于埋在了爹想埋的地方。
玻璃
约好的是在德巴街路南第十个电杆下会面，我去了却就是没见他。一年没来这条街，两边的店铺门面差不多全改装成玻璃。冬季清冷，难得有太阳出来，玻璃就全闪着光，通街似乎开阔了许多，也深长了，一派亮堂。我靠在电杆下吸了一会儿烟。行人来来往往，在街上也在墙上，分不清谁是真人，谁是玻璃中的影子。后来感觉有人在批点着什么，还以为是对面商店里的售货员。一回头，才发现就在我身后咫尺，玻璃窗里，他们正盯着我交头接耳。是嘲笑我大冬天里还剃着个光头，还是鄙夷我提着的一捆脏兮兮棉被卷？管他的！我要见的是王有福！把头仰起来看天，天也清白，如是更大玻璃。但我后悔不该先去见那刘老太太，原本把钱交给她就完了，老太太却喋喋不休地问儿子在南方做什么工，服不服水土，能吃饱饭吗？一沓钱数过一遍又数过一遍，眼泪就流下来，叫“我儿……我儿！”误了一个小时，是王有福没有来，还是来过了又走了？
我决意再等一阵，踅进街对面的一家小茶馆里一边吃茶一边盯这边的电杆。一个蓬乱着头发的女人出现在电杆下，但没有停，只将一把清涕抹在上面，手又藏在襟下走了。一个矮胖子立在那里看电杆上贴着的治性病的广告单，极快地从怀里掏出一张什么也贴上去，拔腿跑过几步，又慢悠悠往前去了。王得贵一再说他爹是个大高个儿，走路向前一倾一倾的。茶馆的旁边新盖了一家全街最大的外资酒店，巨大的营业厅全部以玻璃装嵌，可能装修还未彻底完工吧，正有人用白粉在一排高大的玻璃上写“注意玻璃”的字样。拐角处，四个人又忙着安装一块玻璃，脾气很大地不知在骂着什么，并且用脚踢着地上的一堆玻璃碴，太阳下玻璃碴就明灭着一片碎光。
如果是黄昏，太阳缓缓向西沉去，德巴街两边每一块玻璃上都将有一个太阳，是越来越大越来越低的日落轨迹吗？这景象是多么辉煌！我为我的想象兴奋了，然而我不能在这里待到黄昏！
吃过一壶茶后，我回到了家。妻子却说王有福来电话了，电话里反复解释他是病了，不能赴约，能否明日上午在德巴街后边的德比街再见，仍是路南第十个电杆下。病了？他病得真是时候，我骂了一句，他怎么就不死了？！但是第二天我还是赶到德比街，第十个电杆下果然坐着一个老头。见我走近，老头立即翻身起来，是大高个儿，比他儿子还要高，头却很小，小得有些滑稽。那张脸全肿起来，像一个面包，双眼几乎成了一条线，额头上包扎着一块纱布。我说你是王得贵的爹吗？他立即弯下腰，不住点头，说：我叫王有福。我说你受伤了，怎不告诉我你家的地址，我可以把东西直接带去呀。他支吾了一句，似乎是说家里地方太小，又乱，怎么能让你跑那么多路呢？就拿手摸摸额头，说是跌了一跤，不碍事的。
“昨日不能来，”他为难地对我笑笑，“你生气了吧？”
“没什么。”我说。
“你肯定是生气了，怎么能不生气呢？”
“没什么。”
“是生气了，真对不住你。我老得不中用了……”
我越是说没有什么，他越是给我道歉，甚至撕开纱布的一角要证明他真的是受了伤。老头的性格有些像他的儿子，我倒真的又生了气。
“你怎么这样啰嗦！”
他愣了愣，不言语了。
我把棉被卷儿交给他，告诉他得贵一切都好，又把得贵捎的钱交给他，让给娘好好治病。他极快地看了下四周没人，就解开裤带将钱装进裤衩上的兜里，说：“我请你去喝烧酒！”
我谢绝了。他转身往街的西头走去，又回过头来给我鞠了个躬。我问他家离这儿还远吗，要不要拦辆的士送送他。他说不远，就在德巴街紧南头的胡同里。我说那何必绕德比街西头，从这里穿个小巷就是德巴街，再穿下去不就更近吗？老头笑了一下，说：“我不走德巴街。”转身走去，还嘟囔了一句：
“我才不去德巴街哩。”
他不去德巴街，我却要去德巴街的，昨日那家茶馆的茶不错，价钱又便宜；我可以打电话约几个哥儿们来，一年不见面了，如果他们混得还不如意，就鼓动跟我一块下南方去。走过了那家豪华的外资酒店门口，营业厅的高大玻璃墙上却贴出了一张布告：
昨天因我酒店装修的玻璃上未有标志，致使一过路人误撞受伤。敬请受伤者速来我店接受我们的歉意并领取受伤赔偿费。
看完布告，我立即被这家外资酒店的举动感动，但很快就想到王有福老头是不是撞了玻璃受的伤呢？越是这样想，越觉得有可能，倒高兴老头能得到一笔赔偿了！啊，啊，我在心里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肯赔偿，那就是他们理屈，何不得寸进尺，去法院上告，趁机索赔更大的一笔钱呢？！我为我的聪明而得意，第二天便给王有福打电话，再次约他有要紧事，当日下午到德巴街，不，到德比街红星饭店边吃边谈。
红星饭店门面普通，但里面的上下两层楼全部也是玻璃装修，坐在楼上的厅里就能看见走廊的行人。我选择这家饭店，就是要证实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在外资酒店撞伤的。他果然按时赴约，我一发现他出现在玻璃走廊里就大声招呼，他看见了我，肿胀的脸上泛了笑容，步履却小心翼翼，明明到了通往厅里的门口，还是用手在那里摸，证实是门口了，一倾一倾地摇晃着小脑袋走进来。
“我没请你，你倒请我了！”他说，“这情我要回报的，得贵回来了，我让他一定请你。”
“这说到哪儿了，我和得贵是朋友，一顿饭算什么！”我把酒给他倒了一杯。他赶忙说：“我不敢喝的，我有伤。”
“伤还没好吗？大伯，你是在德巴街外资酒店那儿撞伤的吗？”
“你……那酒店怎么啦？”
“这么说，你真的在那儿撞的！”
“这……”
老头看着我，瓷在那里，我看出他要抵赖，但脸色立即赤红，压低了声音说：“是在那儿撞的。”一下子人蔫了许多，可怜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就好。”我说。
“但我不是故意。”老头急起来。“……玻璃怎么那样干净，像没有什么一样……你相信我，我说的是真的。我那日感冒，原本头就晕晕的，接到你的电话出来，经过那里，明明看着是没有什么的，就走过去。咚，便撞上了。我是小心了一辈子的人，老了老了却撞上玻璃了。真的是明明看着什么都没有呀，却就是有玻璃，玻璃把我骗了。墙就是墙，好好的，为什么都疯了似地要拿玻璃做墙？”
我怕老头紧张，扶他坐下。
“现在人多地方少，装上玻璃可以从视觉上扩大空间的。”
“可这就日弄人了嘛！真分不来哪儿走得通哪儿又是走不通？我这出门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我笑起来。
“那酒店现在怎么啦？”
我偏不回答他，只是问：“你撞伤了，伤这么重的，怎么就走了？”
“哗啦一声，玻璃碎了，我才知道是撞上玻璃了。酒店里三个姑娘出来扶我，血流了一脸，把她们倒吓坏了，又进去要找干净布给我包扎伤口，我爬起来跑了。我是不好，有私心，我怕她们出来了不让我走。我赔不起那玻璃呀！”
“他们现在可是在到处找你哩。”
“是吗，还在找我？我已经几天没敢去德巴街了，他们是在街口认人吗？”
“他们贴了布告……”
“……”
老头哭丧下脸来，在腰里掏钱，却问我一块玻璃多少钱，玻璃有两丈多高的。
我嘿嘿笑起来。
“你笑我了？”
“不是你给他们赔，是他们要给你赔！”
“赔我？”
“是赔你。”我说，“他们贴了布告要寻人赔偿。但我约你来是要告诉你不要接受他们的赔偿，你应该去上诉，诉酒店装上玻璃而不在玻璃上作任何标志，导致你受了伤。他们赔偿能赔多少钱？上诉告他们，索赔的就不是几百元几千元了！”
老头兀自愣在那里，一条线的眼里极力努出那黑珠来盯我，说：“你大伯是有私心，撞坏了人家玻璃害怕赔偿才溜掉的，你是该笑话我的。可我也经了一辈子世事，老了老了又让玻璃骗了我一次就够了，我再也不受骗了！”
“这是真的，”我急了，“我没有骗你，你可以去德巴街看布告嘛！”
“你就是不骗我，那酒店也是骗我哩，我一去那不是投案自首了吗？”
“大伯，你听我说……”
老头从怀里掏出一卷软塌塌的钱来，放在了桌上：“你要肯认我是大伯，那我求你能代我把这些钱交给人家。如果还不够的话，你告诉人家，得贵一回来，我会让得贵一定补齐的。我不是有意，真的是看着什么也没有的，谁知道就有玻璃，我不好就不好在撞了玻璃跑了。你能答应我，这事不要再给外人提说，对得贵也不要说，你答应吗？”
“答应。”
老头眼泪花花的，给我又鞠了下躬，扭身离开了饭桌。
我怎么叫他，他不回头。
他走到玻璃墙边，看着玻璃上有个门，就伸手摸了摸，发觉那是对面的门返照在里边的，就又往旁边去，走到真正的出口了，再摸了摸，没有玻璃，走了出去。
足足有一个小时，我坐在那里喝完了一壶酒，一口菜却没吃，从饭馆出来往德巴街去。德巴街依旧是明晃晃的玻璃，人们在那里来来往往，如玻璃缸里的鱼。趁无人理会，我揭下了外资酒店玻璃墙上的那张布告：老头已不信任了我，更不信任这布告，布告继续贴着，只能使他活得不安生。顺街往东走，街口照相馆的橱窗下又是一堆玻璃片，残剩了一半的玻璃还连在那里，四分五裂的裂痕后，那些美女照也笑得四分五裂，照相馆的经理在大声骂：谁撞的，谁撞的，眼睛是瞎了吗？！
我终于走出了狭窄的德巴街。当天晚上，坐车再次去了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