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决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深思熟虑后的李嘉诚大胆断言，并趁机制定政策采取趁低吸纳的方式，大规模扩展地盘。李嘉诚将塑胶业盈余和物业收入集中起来，全力投入地产，来购买土地，翻新旧房，并兴建物业。这又是“为常人所不敢为”的举动，是“逆潮流而行”的冒险。
同样，他这次的判断还是没有错，1970年香港经济开始全面复兴，地产行业又蓬勃崛起，李嘉诚又一次彻底地成了这场风波的大赢家。他的收租物业面积增加将近两倍，由原来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租金收入为390万港元。
长江工业有限公司的地产部如今成为了公司的主战线，长江的实力也有了较大增长，知名度也在不断提高，李嘉诚已成为香港地产界的一名新秀。
1977年，对别人来说，或许只是平常的一年，而对于李嘉诚，对于其领导的公司来说，却是举足轻重的一年。这一年，李嘉诚声传全港，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边区”商人的形象。
这一切，全在于他挑战地产巨无霸，一举投得地铁两站台的竞标，从而吹响了华资向英资进攻的号角。地铁工程，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浩大的社会工程，而地铁客流量最大的两站，便是金钟站和中环站，这两站均居于港岛繁华区。一个位于银行区，一个置身于香港政务各部门身侧，又与中环银行区互为咫邻。如此有利的地形，如果上面兴建物业，必将成为地铁全线中最吸引人的肥肉，港界地产商莫不为之心动。李嘉诚当然更不会例外，他太想吞下这项生意了。李嘉诚立即收集有关地铁的材料，并细心研究置地公司，设计竞投方案。此次战役，他是志在必得。然而，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是地铁公司，因此地铁公司便是首要突破口。
李嘉诚苦苦思索，并四处查找资料，收集信息。最后，他把注意力放在最关键一环上，那便是——资金。
原来地铁公司原意欲以部分现金、部分股票去付购地款，而港英政府坚持用现金。
李嘉诚胜利了，他以精准的分析，窥透了招标主体的意图，并最终以“付给地铁公司一笔现金，并继续支付若干次”和“商厦建成的利益，打破对半开的惯例，而以地铁公司占5l％，长江占49％的异常优厚的条件，最终赢得了地铁公司的青睐。
1990年6月底，积蓄多年的长江实业，最终以28l．28亿港元的市值，击败了置地。一向在香港地界坐大的置地。仅以216．31亿港元位居第三。
多年的夙愿，最终一朝实现。李嘉诚为事业，为目标，为自己立下的宏愿，整整呕心沥血，勤奋操劳了将近30多年。
白手起家，到如今坐了地产界的老大，其中的艰辛，其中的心血自不待言，而他那种使人折服的商业头脑总让人佩服万千。
从此，李嘉诚连续6年荣膺世界华人首富，连续8年雄距香港商界首席。
3.李氏二子
富达的李嘉诚依然克勤克俭，富而不奢。
他的一套西装穿十年八年是很平常的事，他的皮鞋十双有五双是旧的，而他手上戴的手表也十分普通，和一般“行街仔”没有什么两样。他的住宅和他的游艇，都已和他显赫的地位大不相称。
他的生活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一掷千金，颇具“大款”风度，他甚至于不吸烟、不喝酒，在公司和职员同吃工作餐，到工地和工人共进盒饭，而且他亦吃的有滋有味，丝毫没有做样子的生硬和做作。
李嘉诚自小深受磨难，饱经辛酸，终究成就大气候，诚可谓是“雄才多磨练”。李氏二子，一日泽钜，一日泽楷，李嘉诚深知教育的作用，自小便苦心孤诣，对二子加以培养和熏陶。李嘉诚深知耳濡目染的道理，自小便让二子接受商业训练，在会议室感受决策气氛，并予以设立“旁听席”，以铸造其底蕴。大儿子李泽钜，受到良好的教育，80年代中期于斯坦福大学结构工程系学成回港后，便进入公司，踏踏实实由普通职员做起，他要让儿子熟谙整个“流程”。他还以剑桥经济系毕业的董事局副主席麦理思为儿子“太傅”，让泽钜再上一门“经济管理”课，以充实其知识和才干。
李嘉诚深知创业难，守业则更难，选好接班人关系到“帝业”的盛衰，其意义远不逊于建立这个事业。然而，这不等于说，李嘉诚定会将担子交由其子，他这位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儒商虽说颇重亲情，难舍爱子；但他也毕竟闯商界几十年，见多识广，又受西方文化的感染，他也不会轻易感情用事，他甚至还颇佩服西方家族公司“董事选举制”，为了保住家族事业的发扬光大，他会慎重行事的。李嘉诚在尽心看着，看着儿子表现如何，是否可堪大任。他以一种忧患意识，从长远的战略高度审视着这个“帝业”的后继者。
其实，李嘉诚公司旗舰的新老接替业已基本就绪，就剩下他这个“主”的位置尚未定夺。李嘉诚期望着，期望着儿子能够生就一副可肩鸿业的臂膀，让他可以放心地将重担传递。的确，李氏二子也没有辜负家父的期望，他们正步步展示其魄力和才华。
1986年，李泽钜开始了他的参政议政的初步旅程，在购买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时开始接触加拿大政要。同年，李泽钜在温哥华世地旧址发展基础上脱颖而出，一出手便是大手笔，展示了其龙门虎子的大家风范。
世博发展项目的“萌芽”源于李泽钜，当时他生活在温哥华，对这里情况可谓已有了深入了解，再加之以土木工程专业的眼光，李泽钜相中了这块地皮。
刚入商界的他力陈建议，极力请求父亲涉于此项交易之中。李嘉诚有意洞察儿子的眼光，要泽钜“条陈”理由，并拟发展计划。李泽钜理由充实，深为其父赞赏，尤其他的“香港移民源源不断赶往加拿大，对于饱受市区嘈杂拥挤喧嚣之苦的港人来说，这样的海景住宅有颇大的吸引力”，李嘉诚更为满意儿子既有如此眼光，老子自当鼎力支持，他把世博会的重担一揽子交由了李泽钜！
刚入“商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李嘉诚深知，没有重担，造不成千钧柱梁，“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况且儿子的确有担当重担的素质呢！
李泽钜果真能独挡一面，他以非凡的精力和高人的才智，一手一脚精心构划，两年间出席200多个公听会，会见了二万多人，最后出台了世博旧址发展计划。1988年，香港包括李氏家族在内的新财团投得了世博会旧址发展权。
李泽钜坐镇加国，大包大揽，具体操作了这个庞大工程项目，他要凭自己的能力，向人们展示一个所谓“外行”的“内行”风范。“龙”已下水，且初显不凡，但“闯荡江湖”多年的李嘉诚懂得，仅仅商业上的历练尚且不够，他还要把儿子推向整个社会。
1990年，李嘉诚借万博豪园嘉汇苑公寓在港推出之时，安排李泽钜接受两本杂志专访——将他推向了公众。1992年，李嘉诚带着两个儿子接受了江泽民主席的会见，让他们在港“大曝其光”。同年7月，李嘉诚不失时机地把两个儿子介绍给港督。而这年10月，彭定康“总督”商务委员会“名单中”，李泽钜的名字赫然位居其中。如此显赫的地位，显然是由超人“禅让”于其子。
大子声名远播，次子更不在话下，李泽楷头脑的反映和其本身的魄力，同样显出其“龙子”的气度。李泽楷的出名在于卫视，他“得尺进寸”术招招惊绝，“借钱生钱”术枪枪辛辣。他以一副勇于进取，不囿窠臼的面目出现于港人面前。李泽楷似乎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他有较强的独立意识，虽出自豪贵，却不愿为其声名所累，更不愿为生活所累，他有点“西化”的头脑。
李泽楷可算幸运，他有一个开明的爸爸：李嘉诚尊重儿子的个人意识，从不愿以长辈的身份去“压制”泽楷。
李嘉诚经常教育儿子如何作人，标准仍是古老的孔孟之道，或许泽楷的底蕴有东方的根基，然而他的“冲”劲却更似于西方味道。
1990年，“实习”四年的李泽楷终于奉父意回香港在父亲公司打工，这个“不孝”的儿子甚至发牢骚抱怨父亲给的价码太低，抵不住自己在加国的零头。
儿子留下了——倒不是听了老父的劝告，他是看好了卫星电视，认为自己要“学点东西”。
1991年3月，卫星电视公司正式成立，李泽楷和马世民任副主席，陈庆祥任行政总裁，主席仍然由超人坐镇。总投资近30亿港元。
卫视试播顺利，1991年年底，已正常利用五个频道播映节目。李泽楷心高气盛，野心勃勃，他欲为传播大王，总揽了卫视管理大权……1993年8月前，李泽楷宣布成立私人公司，取名为“盈科拓展”。他似乎不买“其父的帐”，已获“小超人”之号的他没有在其父提升下收住其个人发展的步子，他有点“反叛”的“逆子”形象。
老子年轻时曾经自力更生，不肯接受他人恩惠，如今儿子又效法老子，依然要忤父亲安排“接班”的善意，摆脱老子的荫庇，来到狮城发展。
老“超人”伤心吗？如按父子之情的人伦常理，如今儿子不领己情，执意“单干”，他心中自然存有“戚戚然”，然而李嘉诚在儿子的前途抉择方面却显得有些豁达，“年轻人到底有自己的理想，他既然自己执意如此，我不会强迫他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