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绪那番声泪俱下的哭诉，像是一股飓风，卷进了司马昭那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海，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以致许多天以后，那风波仍旧无法平息下去，依然不停地冲击着司马昭的心房，使他寝食不安。虽然阅历深广的司马昭也明白，诸葛绪的哭诉中肯定掺杂了不少为自己辩护的成分，但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的诸葛绪，最多也只敢添枝加叶，而不敢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其中的主要事情是不容置疑的。诸葛绪提到的那几件事情，实在是太出乎司马昭的意料之外了，令他大为惊讶和不安，引起了他的疑虑与深思。
近几年来，司马昭日日都在考虑着如何灭蜀，夜夜都在想念着尽快灭蜀。可是，当他这个日思夜想的目标达到以后，他却突然又发现：在这个目标的背后隐藏着不少严重的隐患，若不尽快排除这些隐患，以后则会酿成大祸！邓艾功高勋著，智谋超群，且其至今仍不肯投靠到司马氏的门下；这种人虽可在灭吴时大为有用，但也可能成为司马氏取代曹氏的巨大障碍；灭吴之事可以缓而图之，但代魏之事却必须趁蜀国覆灭之良机加速实现，不可再拖。因此，邓艾不可留，必须要及早除掉，以绝后患……钟会尽管早已投靠到了司马氏的门下，但其韬略过人，善弄权术，且又居心叵测，今手握重兵，屯于巴蜀，若其真如郤悌、钟毓和诸葛绪所言，拥兵自重，步刘备之后尘，与司马氏分庭抗礼，岂不是要毁大计坏大事？尤其可忧者，是钟会正值壮年，与司马炎兄弟年龄相仿，所长无几，然其才智和权术却均高于司马炎兄弟；即使钟会近年内还有所忌惮，不敢胆大妄为，可难保以后不生出事端，成为第二个曹操，直接威胁着司马炎兄弟和司马氏政权！看来，对钟会亦不可养虎为患，必须要在除掉邓艾以后，紧接着再除掉钟会，防患于未然……
出于这种考虑，司马昭一面对邓艾和钟会重加封赐，企图先以高官厚禄稳住他们；一方面绞尽脑汁，暗中寻求着如何巧妙除掉邓艾和钟会的办法。
按照司马昭目前的权势，要除掉邓艾，并非难事。他只要用魏帝的名义下一道诏书，把邓艾召回洛阳，不用兴师动众，就可找个借口把他杀掉。然而，如此一来，便会产生诸多的弊端，对司马氏政权不利：其一，这将会在朝野引起一片惊恐和混乱，使朝臣心怀愤懑，使百姓议论纷纷，生出许多流言蜚语，造成种种恶劣的影响；其二，这样做必然要惊动钟会，使其产生兔死狐悲之感，甚至还可能激起其反叛之心，占据巴蜀，自立为王，做第二个刘备；其三，他将因此而落个诛戮功臣的恶名，被记入史籍，传之后世，遭人唾骂，遗臭万年……
正因为有着这么多的顾忌，迫使司马昭不敢贸然行事，而是搜肠刮肚地去寻求既可除掉邓艾、钟会，又能避开这诸多弊端的两全之策。可是，十多天过去了，那两全之策他仍旧还没有寻找到，这不能不令他暗暗着急。
有一天，司马昭正在书房中焦躁地踱步，却意外地收到了邓艾送来的书信。他怀着吹毛求疵的心情，认真地阅读着邓艾的书信。书信中写道：
……艾奉相国之命，秉指授之策，率军征讨蜀国。今首恶已经归降，巴蜀亦已平定，艾自忖无负相国之重托。至于艾承制拜刘禅等人以官爵，乃是权宜之计，意在安抚归服之人，以稳定西隅之地。成都与京师相距遥远，山隔水阻，若待朝命而后行，只怕有误大事。今吴国尚未归附，势不待人，若按常规行事，恐于国不利。《春秋》有言：“大夫受命不受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艾灭蜀以后之所作所为，乃是遵《春秋》之大义而行，并非自作主张、独断专行也！兵法有云：“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艾虽无古人之美德与节操，然终不会为避嫌疑而有损于国家也！请相国明鉴……
司马昭阅读罢邓艾的书信，先是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邓艾竟会如此言词激烈地为自己辩解。看来，邓艾确实是敢于不避罪责，犯颜直陈。此风绝不可长，此人绝不可留。否则，将毁掉他以晋代魏之大计……继而，他又由吃惊变为欣喜：识途老马也有迷路之时。他正在为抓不到邓艾的把柄而发愁，邓艾却来自投罗网，授他以柄。只要他把邓艾的书信公布于众，邓艾大逆不道之罪就犹如板上钉钉，无可争议了，不仅朝野臣民无话可说，而且连邓艾也有口难辩。有此信为凭，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除掉邓艾，而不必有所顾忌。
就在司马昭为终于寻找到除掉邓艾的借口而暗自欣喜时，他又相继收到了钟会、卫瓘、师纂和胡烈等人的密报。这些密报虽然出自不同人之手，但密报的内容却大体相似，均是告邓艾在灭蜀以后居功自傲，专横跋扈，口出狂言，发泄心中之不满，其悖逆之状、不轨之心，已十分明显；并请司马昭当机立断，马上采取有效措施，制止邓艾的不轨行为，以防不测……
司马昭阅罢这些密报，心中就更是无所忌惮了，除掉邓艾之意也更为坚定了。他闭起双目，反复思考着如何才能顺利地除掉邓艾，而又不让刚刚平定的巴蜀再发生动荡……
司马昭苦苦思索了大半日，终于想出了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妙法。他要先借钟会之手除掉邓艾，然后再设法除掉钟会，以绝后患。
司马昭的两全之策终于找到了，多少天来一直沉甸甸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他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正准备起草诏书，忽听得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正在向书房走来。他抬头望去，见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正急匆匆地直奔书房而来。此人有四十余岁，面皮黎黑，倭瓜脸，大嘴巴，蒜头鼻；两条粗短浓密的刀眉下，嵌着一对乌枣似的眼睛；一头粗浓的黑发侵占了一大片本应属于额头的地盘，把额头挤得只剩下了窄窄的一条，显得与他的身材和脸膛很不相称……
此人就是当朝大名鼎鼎的中护军贾充。贾充字公闾，乃豫州刺史、里阳侯贾逵之子。贾逵去世之后，贾充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入朝为官，并一头扎进了司马师的怀抱。在司马师独揽朝政之时，他竭尽全力地为司马师效劳，深得司马师的赏识。司马师去世以后，他又像效忠司马师一样效忠于司马昭。
司马昭新秉朝政之时，担心各方守将怀有异心，就派遣贾充出使淮南，去见当时最有实力的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名为探讨伐吴之事，实则是暗察诸葛诞是否忠于司马昭。贾充经过多方试探．终于发现诸葛诞心系曹魏，对司马昭心怀不满。回到洛阳后，他就建议司马昭赶快除掉诸葛诞，免得酿成大祸。司马昭听从贾充之言，用计逼反了诸葛诞，并出兵剿灭了他，巩固了司马昭的地位和权势。贾充也因此得到了司马昭的信赖，并晋爵为宣阳侯。
甘露五年（260），魏帝曹髦痛恨司马昭专权，不愿重蹈曹芳被废的覆辙，便孤注一掷，带领着宫中宿卫去攻击司马昭。贾充按照司马昭的意图，严令成济兄弟杀死了忍无可忍而奋起反抗的曹髦。此事曾在朝野引起了一场大风波，许多人要求司马昭杀了贾充，以谢天下。但司马昭对众臣的强烈要求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只是把成济兄弟作为替罪羊杀掉，并灭其三族，以平息事态和众怒。而对于贾充，司马昭则极力进行庇护，不仅没有治其弑君之罪，反而晋封其为安阳乡侯、中护军，加散骑常侍，让其统领洛阳诸军。经此事变以后，贾充对司马昭更加俯首帖耳，惟命是从，死心塌地地去充当司马昭的走卒和鹰犬；而司马昭对贾充则更是深信不疑，引为心腹，特许其不经通报就可直接来见。在满朝文武大臣中，能够像贾充这样享受如此优厚待遇的人是屈指可数的。
贾充急急忙忙地走进司马昭的书房，一边躬身施礼，一边迫不及待地说：“相国可知，这两日城中到处传言：邓艾灭蜀之后居功自傲，在成都独断专行，飞扬跋扈，意欲占据巴蜀而不返，自立为王，做第二个刘备……”
“岂止是传言！”司马昭示意贾充在他对面坐下，然后把邓艾的书信和钟会、卫瓘、胡烈、师纂等人的密报交给贾充，故作气恼地说，“邓艾专横跋扈，其反状已明！”
贾充把那些书信和密报草草地浏览了一遍，愤恨地说：“邓艾忘恩负义，着实可憎！相国应速将其擒到洛阳，斩首示众，以正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