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鸣
张闻天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理论家。他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真理，修正谬误，敢于研究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和敏感的社会问题，敢于独立、系统地提出和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思想方法的主要特征是：求是、务实和创新。
“求是”——正确认识事物本质，准确判断事物的主要矛盾，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张闻天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
在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之时，与当时坚持错误、拒不承认现实的“左”倾主要领导人完全相反，张闻天主动去向已被排斥在军事领导之外的毛泽东讨教，毅然否定“左”倾中央“教条式的药方”和“抽象的公式”，最早站出来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正是这种坚持真理的勇气以及他当时在中央的特殊地位，增强和巩固了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召开，党的事业在危急中获得了转机。
50年代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出了偏差，张闻天一再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根本的观点，认为“离开了生产力谈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陷于主观唯心主义”。即使是庐山会议气氛已经趋于紧张之时，有些同志出于关心劝他少说一些，他不顾个人得失，依然照原来准备的提纲把自己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错误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以至遭受严厉打击，直到蒙冤17年后逝世。这恰恰是张闻天“求是”精神在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光辉体现。
“务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张闻天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二。
张闻天一生十分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注重对实践经验进行理性概括。延安整风时期，他曾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赴陕北神府、米脂、绥德及晋西北兴县等地进行了一次农村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全面系统的调查，时间长达15个月，以《出发归来记》为代表的大量调查记录及文稿，处处闪现出他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及有关党的经济政策的最初设想。抗战胜利后在东北任职期间，他继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此基础上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一文，科学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分相互协调发展的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此后无论在何种工作岗位上，每到一处总以实际中求真知的科学态度对那里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甚至在“文革”期间遭受监视的情况下，他都争取一切机会以年逾七旬的疾病之躯到群众中去进行访问。从《庐山发言》到《肇庆文稿》等几十万字的著述，张闻天运用第一手的调查资料，深刻批判了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以及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其中一些深邃的见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同时，张闻天还十分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1935年底，面对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现实，张闻天作为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坚持从实际出发，与毛泽东、周恩来密切配合，坚决纠正了过去“左”倾路线的错误，制定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他主持了瓦窑堡会议，并且按照中央领导集体的意见亲自起草了会议决议，使我党顺利完成了政治路线的彻底转变。建国以后，特别是三大改造以后，不管是身处顺境或逆境，张闻天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坚持“当前的任务是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充分发展生产力”。同时，他又再三告诫人们，应当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不能“求成过急”，要“坚持实事求是”。
“创新”——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勇于探索和创造，这是张闻天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三。
张闻天在经历了我党早期的曲折后，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马列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必须创新发展才有生命力。同时，他根据自己经历，养成了善于把中国实际放置于世界大环境中去观察和思考的习惯。1933年，“左”的思想已经统治全党，张闻天大胆破除传统观念，敢于明确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苏维埃经济这一符合实际的全新观点。1957年，他不同于某些人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展望，而认为：“世界总趋势是和平进步，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愈来愈大。如果我们处理得当，我们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得十年、二十年的和平国际环境。”这一观点至今已成为现实。庐山会议后，张闻天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如他撰写的《关于按劳分配提纲》、《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文，至今读来依然让人耳目一新。
（载《江南论坛》199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