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各级财政要增加对农村文化发展的投入，加强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发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农村文化生活的载体和手段，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管理，抵制腐朽落后文化。
要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涉农信息资源，强化面向农村的广播电视电信等信息服务，重点抓好“金农”工程和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工程。
要更新致富观念，引导农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积极增加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要倡导健康文明新风尚，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农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美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开展农村形势和政策教育，认真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积极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动。
要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提倡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农村形成文明向上的社会风貌。
参考文献：
[1]云帆：《保障农民权益构建和谐社会》，载《学习时报网》2007-01-24。
[2]韩俊：《建立保护农民权益的长效机制》，载《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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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联民族政策的影响
自1547年伊凡四世第一代沙皇开始，至1917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废黜，沙俄21代沙皇经过370多年的扩张兼并，建立起了面积广袤、横跨欧亚两大洲的沙俄帝国，其境内也包括了众多经数百年战争而被征服的民族，历代沙皇对被征服地区实行严酷的殖民统治和民族压迫，国内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十月革命之前，列宁提倡民族自决，号召全国被压迫的民族起来脱离沙俄的统治，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革命力量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在民族政策方面，苏维埃政权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鉴于其他民族与俄罗斯民族相比人口少，经济、生活、文化及教育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为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苏联实行了大力扶持少数民族的各种优惠政策。
马克思主义经苏联的传播和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政权建立都得到了苏联不同程度的指导，民族政策的制定也深受苏联的影响。早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基本接受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虽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民族理论，但是新中国建立后，依然参照和效仿了苏联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做法，积极准备为少数民族制定和实施优惠政策。民族优惠政策的前提是明确每个人的民族成份，搞清楚国内有哪些民族，为此，我国首先根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①，进行了规模大、范围广、时间长的民族识别工作，从1950年至1979年的30年间，经过大量的工作完成民族识别工作，最后确认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为制定和实施民族优惠政策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尽管在民族识别工作中，我国比较灵活地运用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体现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居住地大小，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只要是历史上形成的在经济生活，语言文字，文化特征，民族意识等方面，具有明显特点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都称之为民族。”②但不可否认，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是在基本接受了苏联的民族理论前提下而得到了催生。
我国借鉴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废除了民族不平等政策，为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民族优惠政策也应运而生了。为了帮助少数民族赶上主体民族汉族的发展程度，以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发展，苏联和我国的民族优惠政策大致都包括了教育、生育、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等很多个领域，都制定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各项经济和文化政策，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对少数民族给予前所未有特殊的照顾和优惠，例如，解放初期，在我国财政状况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给民族地区发放了贷款、救济款和补助费，在特别困难的民族地区，无偿发给农民农具、耕畜和种子，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等等。与民族识别工作一样，尽管我国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模式的民族优惠政策，但苏联对我国民族优惠政策的形成、制定和实施都曾经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我国少数民族的实际状况
新中国建国初期，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来看，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当时“已经进入封建社会阶段的民族有回、东乡、保安、撒拉、满、壮、苗、布依、朝鲜、侗、白，土家等30多个民族共计3000多万人；还保留着农奴制的民族有藏、土、裕固、傣、哈尼和蒙古等大约400多万人；处在比较完整的奴隶制度阶段的民族有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约100万人；云南边境山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约60万人。”③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复杂，整体发展水平落后；在生存环境方面，我国的少数民族多处于西南、西北、东北等边远地区，自然条件差，多为高原、山地、草原、荒漠和戈壁，环境闭塞，交通不便，例如，甘肃的少数民族居住在交通极为不便的甘肃南部、西南部的贫穷山区；四川少数民族聚居的川西地区多为高山和高原地区；彝族聚居的大、小凉山地区属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和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藏族聚居的甘孜州和木里县境属于横断山系④。社会事业方面，许多少数民族还没有建立起现代的教育制度，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的比重大，“1949年以前除个别少数民族外，许多民族的人口文盲比率都在95%以上”⑤。综上所述，各种综合因素使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十分缓慢，而且由于长年战乱，一些地方经济停滞不前，相比较而言，汉族地区尽管发展程度也不高，总体上处于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段，但少数民族整体上落后于汉族，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即使新中国从法律上废除了民族不平等的旧制度，但就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而言，自身无力实现国家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少数民族的这种状况也严重制约和束缚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制定可行的民族优惠政策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弥补方式，也只有实行民族优惠政策，才能使少数民族改变因历史、自然、文化、人口等因素造成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以期通过国家的制度与政策寻求较快的发展和进步，使全国各族人民真正得到解放，实现当家做主的权利。因此，在1956年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我国确立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民族政策立场，随后国家大法《宪法》更是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一系列民族优惠政策也就应运而生了。
三、革命与执政的理想主义因素
马克思、思格斯1847一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个纲领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确定自己革命的最高纲领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时期及执政时期的奋斗理想。虽然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但中国共产党人浓厚的革命及执政的理想主义色彩并没有因此淡出，他们追求以平等为核心的理想社会模式，他们要改变历史上的各种不平等现象，要推翻存在残酷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旧社会，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在其领导人毛泽东的身上表现得更为集中、更为突出，“在毛泽东看来，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更是社会纯洁、关系平等、人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都很高的社会。”⑥毛泽东身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这种理想主义追求因此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与执政时期的指导思想与政策制定。
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视为自己革命的首要任务，所谓中华民族就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旧中国存在的民族剥削与压迫、民族间的不平等与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格格不入，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种不平等的剥削与压迫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处于低潮时，多转战于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西北、西南这些落后地区，对旧中国少数民族水深火热的生活有更多的直接了解和体验，理想主义的革命信念使共产党人认为少数民族是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兄弟。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他们也开始了寻找能够领导自身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历程。海固回民起义、甘南各族农民起义是如此，新疆三区革命、内蒙东部的‘合并签名’运动亦如此，都反映了处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的这一要求和发展趋势。”⑦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运动和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最终联合了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在革命的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之间自然培养了革命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走上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依然怀着强烈的理想主义信念，他们急切地想彻底铲除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民族压迫与民族剥削的根源，以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但是正如前面所论及的那样，事实上存在着民族间的不平等和民族差距，如果没有制度的安排和保证，仅靠少数民族自身的努力是无法消除的，因此，新中国以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形式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法律地位，民族优惠政策也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的。尽管随着时间的变迁，中国共产党人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将历经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并由理想主义逐步转入了现实主义，但当年共产党的理想主义情怀无疑助推了民族优惠政策的产生。
回顾我国民族优惠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民族优惠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最初也深得少数民族的拥护，并且为少数民族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在加速少数民族的发展与进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建国60年来，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教育程度及人口数量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也应该看到，现行的民族优惠政策毕竟是在建国初期制定的，目前对这一政策的或质疑、或肯定，其中不乏理性的思考，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在争取自己的权利，一些争论往往与民族矛盾纠缠在一起，甚至受优惠政策照顾的少数民族也越来越发出不满的声音，因此，研究民族优惠政策的历史背景与成因，认真总结和反思民族优惠政策的得失，对民族优惠政策进行与时俱进的修改和完善的确势在必行了。
注释：
①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6.
②黄光学，施联珠.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③杨明前，范鹏等.甘肃民族与宗教[M]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14.
④转引自：正确认识民族优惠政策[J].贵州民族研究，2007（3）：23.
⑤左尚鸿.十七年民族作家群的形成及其文学史意义[EB/OL].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php？xname=PPDDMV0&dname=F346H41&xpos=109⑥景君学，刘慧君.毛泽东理想主义特征及其渊源探析[J].理论导刊，2004（1）：48.
⑦罗开云，马云.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与中国共产党[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