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非其他任何先验的东西，这个基本的唯物主义原理，在1978年引起全国上下的大讨论，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华国锋两年徘徊局面的结束。
“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检验真理的标准在1978年的中国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邓小平、胡耀邦支持和组织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但这场讨论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峰和汪东兴的压制。开始时，华、汪占据优势，但最终不得不承认错误并做检讨。“两个凡是”的禁锢终于被冲破了。从此，思想解放的潮流势不可挡。
“两个凡是”的提出，令当时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深感忧虑。他觉得这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是个重要的思想路线问题。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于1977年4月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在这里首次提出了“准确地、完整地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这就为反对“两个凡是”提供了理论武器。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邓小平率先从理论上批评“两个凡是”，开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河。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汪东兴、李鑫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针对华国锋在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和讲话中的矛盾而提出的批评。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再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又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经过9个月的时间，邓小平的职务终于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得到恢复。这是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胜利。“两个凡是”在这里遭到突破，但它的影响还在，并且还很顽强。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时的发言中进一步阐述了完整的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我说要用准确地完整地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地准确地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接着，在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邓小平再次强烈呼吁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在此前后，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
在党的十一大召开以前，按照华国锋的指导思想起草的政治报告原稿曾给邓小平看过。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出来工作，他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和论述提出了意见。邓小平认为，原稿中讲了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关于“唯生产力论”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专政问题，这些错误论点应当删掉。但是，华国锋仍然坚持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坚持“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观点，在政治报告里加以系统阐发。
在十一大上，有相当数量的代表特别是老同志，对华国锋报告的错误观点提出过批评意见。许多代表说，报告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全盘肯定、高度赞扬的说法，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客观实际的。毛泽东讲过，“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报告否认“文化大革命”有错误，也不符合毛泽东的说法。
但是，华国锋没有接受这些意见，在政治报告定稿时仍然坚持他的一套错误看法，排除了依靠大会代表的集体力量纠正政治报告中一些重大错误的可能性。
这次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例如仍然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在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的同时，不仅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宣扬“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伟大“功绩”，而且仍然坚持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错误观点。甚至还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等，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
显然，党的十一大未能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十一大政治报告的通过，说明“两个凡是”在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仍占支配地位。要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还需进一步作思想上的发动。
胡耀邦起了一个组织者和推动者的作用
1977年10月，中央党校开学。在开学典礼上，叶剑英在其讲话中即提到要研究党史，着重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根据这一精神，1977年12月，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经过与几位同志商量，决定中央党校的党史课着重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谓“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这是一个当时还没人敢碰的难题。胡耀邦说，要研究，不研究怎么行，解放思想嘛！在胡耀邦亲自指导编写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历史材料中，提出了研究应遵循的两条原则：
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
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用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用路线斗争的实践结果来检验。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这里鲜明地提出了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为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800多名高中级领导下部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及有关党史问题，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准则。在这一思想的指引和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中央党校校园内思想相当活跃，对许多现实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78年3月以后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这时正好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也参加了对这些问题的议论，并深深受到了感染和影响。
随着形势的发展，判断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的标准问题逐渐明朗化了。
当时的报刊舆论事实上也已触及到这些问题。1977年底和1978年初，报刊上已就教育上的“两个估计”、“文艺黑线”专政论、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拨乱反正的要求。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成写的《标准只有一个》的短评。文章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这篇短评已从理论上论及了问题的实质和要害。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发表的位置也不起眼。尽管如此，在此后的一个月内，《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是陆续收到20多件读者来信、来稿，其中只有一封来信表示完全赞成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观点，而其它来信、来稿均表示不能接受或不能完全接受这一观点。这在当时的思想理论战线上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反映了许多人的思想还很僵化，也说明了进行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迫切性。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标准》的原作者是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后曾先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的胡福明。他构思这篇文章的缘起是什么呢？他后来回忆说：
那是1977年的6月下旬，“两个凡是”发表不久，我就在理论上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经常也修改自己的观点。按照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我认为这是教条主义，是个人崇拜，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我一旦思想形成后，就着手考虑写这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当时叫《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到了（1977年）9月份，我就把文章寄给北京《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同志。王强华同志是非常支持这篇文章的。到了1978年1月份，就给我寄来了一份清样。到了4月份，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同志约我，他说，这篇文章很好，很重要，应该发表在第一版。但是，还要做一些修改。据我知道，为这篇文章做出贡献的有一批同志，这也是集体创作，都是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批判唯心论、形而上学，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搞拨乱反正。
1978年4月初，杨西光从《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上看到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杨西光，这位刚刚从中共中央党校毕业的学员，敏锐地感觉到这篇文章的份量和意义，当即决定把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放在第一版发表。
恰巧这时胡福明从南京来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光明日报》便决定请胡福明本人来修改。与此同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正在着手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于是约请他和胡福明一起来商讨修改。
经过多次反反复复的讨论修改，文章增加了许多重要的论断和分析，逻辑更严密，行文更流畅，标题也由《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杨西光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之所以用“特约评论员”名义，是因为当时汪东兴主管中央宣传工作，重要社论或本报评论员文章发表，要经他审阅同意，而特约评论员文章可以不用送审。而且这个名义也可表明文章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再说，这篇文章先后10易其稿，历时7个月，始成定稿，已经不好说是个人的成果而应看成集体的成果，再用个人署名已不太合适。
《标准》一文经过了胡耀邦的审阅定稿。中共中央党校的沈宝祥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1978年5月6日下午，胡耀邦同志把理论动态组叫到他在城里的家里去开会。耀邦同志每次召集这样的会总嘱咐，就是理论动态组的人，不要多。去之前，孙长江同志来找我，让我将《实》文（即《标准》一文。引者注）清样带去，请胡耀邦同志审定。我记得这次去的人中有冯文彬、吴江、孟凡、陈维仁、王聚武、阮铭、吴振坤和我。到了他家坐下以后，我先将稿子送给他，并说，耀邦同志，请你先看一下这个稿。他接过去就埋头看这个稿。大家在一旁静坐。胡耀邦同志看稿子又快又仔细。过了一会儿，他看完了这个稿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只是有两处，他提出了修改意见。一处是第6页，原稿是：“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他说还是不要提“新的理论”，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处是文章结尾，他提出加“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一句。由于大家都在，他提出这些修改意见时，是采取同大家商量的口吻，大家也都表示同意。我坐在他家藤椅上，迅速记下这些修改意见，因字迹不清楚，所以回来后，在第二天（星期日）又认真地誊写了一份清楚的，星期一上班时交给了孙长江同志。孙长江同志又作了某些文字的修改，于1978年5月8日送印刷厂正式付印。这是《理论动态》第60期，1978年5月10日。这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由胡耀邦同志审阅定稿的具体情况。
经过胡耀邦审定，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60期就全文发表了《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将此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报纸也全文予以转载。
《标准》一文共分四部分：1.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4.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文章强调指出，“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