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务虚会初步讨论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改革开放的思想。李先念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的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李先念还指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还必须同外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决不能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国务院务虚会认为，过去20年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改革经济体制，但是往往着眼于行政权力的转移。现在要进行的改革，一定要坚决摆脱墨守行政方式的老框框，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一定要改变手工业式、小农经济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按经济规律办事。会议还提出了搞活农业的一些方针。
1978年9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了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的思想，这就是：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要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这“三个转变”的思想写进丁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19了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中。
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计划会议酝酿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并确定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
全会讨论了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正式确认要实现“三个转变”，并对如何改革、开放、搞活进行了深入探讨。全会期间，有关部门提供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的专题资料，其中包括他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做法经验，作为借鉴。全会还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以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两国实行开放、引进的专题资料，作为参考。
在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全会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指出了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全会提出，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在党的一元仕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什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会议认为，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全会提出的上述思想和措施，标志着改革开放方针的正式确立。
三中全会提出的“搞活”经济的思想表现在对农业的政策和措施上。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要搞活中国经济，首先必须搞活农村经济。为此，三中全会提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主要有：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账目公开；绝对不许购过头粮；提高农副产品收购，降低农用工业品价格；要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可以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等等。
全会还讨论了加强农业科学教育、制定发展农林牧业的区域规划、建立现代化的农林牧渔业基地、积极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等重要问题，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全会要求改变过去那种认为社队发展工商企业是不务正业的看法，国家应当支持社队企业的大发展，对社队企业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并确立丁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此外，全会还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随后不久又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际上初步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又有直接因素的促成，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党曾经长期有过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实现转折的历史前提。
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把过去正确的路线恢复和重新确立起来。如果过去没有，所谓恢复和重新确立也就无从谈起。在思想路线上，早在井冈山和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大力倡导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在组织路线上，毛泽东一贯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任人惟贤的干部政策，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在政治路线上，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作了正确分析，作出了实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1957年，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把“向自然开战”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总之，党曾经有一条正确的路线。
1957年反右斗争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党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路线，“文化大革命’更是从根本上背离了这条路线。周恩来和邓小平曾试图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分别领导发动了1972年的纠“左”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被迫夭折。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这为恢复党的正确路线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由于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1977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大未能完成这一任务。这样，恢复党的正确路线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身上。
第二，“文化大革命”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促使党和人民醒悟与反思，进而提出与“左”倾错误相对立的一系列新的方针。
这也就是哲学上所说的“物极必反”的道理。“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上实行一套僵死的“左”的做法，墨守成规；在对外经济关系上闭关锁国。其结果是，冤狱遍于国中，国民经济限人停滞，人们的思想僵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甚至下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令党和人民震惊，也使党和人民不得不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进行深刻地反思和总结。正是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党提出要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正是针对过去墨守成规和封闭，党提出要实行改革和开放。
正如邓小平1988年同外宾谈话时所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又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第三，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前进特别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三中全会实现转折做了准备。
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那么，做了哪些准备呢？大致可列出以下几点：（1）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逐渐实现了全国的安定团结；（2）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并获得一定发展，过去曾经行之有效的、灵活的一些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措施也恢复起来；（3）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工作部分展开，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4）科学教育文化工作重新走上正轨，党政机构逐渐恢复和健全，民主与法制建设初步恢复，军队加强了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对外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5）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
第四，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推动并直接促成了三中全会伟大转折的实现。
邓小平在尚未出来工作时，即率先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强调要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开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河。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是在邓小平、胡耀邦的直接组织和大力支持下才开展起来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也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是陈云等老同志率先大胆提出纠正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才突破了原定的会议的框框，把原定讨论经济的会议开成了一次拨乱反正和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的会议。陈云还就经济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成为新时期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可以说，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挥的重大作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换句话说，邓小平、陈云的努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实现伟大转折的直接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1976年1O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中国走上并逐步开辟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年来，“三中全会以来”已成为家喻户晓、深人人心的政治概念和口头语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已形成和发展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二十年的历史发展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里程碑的意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胡绳同志指出：
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一个会议，叫做遵义会议，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可以说，跟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可以对比，可以相同。1935年遵义会议，是在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军队都处于非常困难艰难的时期举行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遵义会议只过了14年，中国革命就得到了辉煌的彻底的胜利。在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个意义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点类似于遵义会议。在社会主义的万里长征中间，我们经历了各种挫折、曲折，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以后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好像在遵义会议以后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