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仁追债（一）
中国人特别喜欢谈友情、友谊，更欢喜用“友好”（友谊）这个词。
上世纪50年代最突出的“友好”是中苏友好、中朝友好。六七十年代最突出的“友好”，是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的友好。前者，毛泽东称之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后者，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表示：中国愿做越南反击美帝国主义的辽阔而又坚强的后方。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至改革开放初期，圉人记忆的天穹上如星光一样熠熠放亮的，大约就是“中日友好”了。
那个年代里，中国对日本充满了好奇。先是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邓小平又一次复出后的第一次出国，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到日本访问。随行的电视台记者，拍摄了日本农村和邓小平参观工厂的情形，当时能通过电视看到日本实际情况的中国人感到很吃惊，城市不用说了，就是农村，很多日本农民家庭都有两辆汽车，一辆是用于搬运东两的工具车，一辆是用于家人交通的小轿车。而按照不久之前终于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的说法，日本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坐新干线时，邓小平对记者说，有一种“从背后推着跑”的感觉。正是在这风掣电驶般的速度之中，邓小平决心加快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此后好些年里，素尼、日立、松下、东芝、夏普、雅玛哈、三洋……成了一个先进的、精巧的、友好的日本的代名词。中国人的家里如果有几样日本产的家用电器，算是有了某种地位与关系、还有财富的象征物。青年人拎着一个半、两个、四个喇叭的收录机，或挂在白行车车把上，放着旋律强劲的音乐去聚会、郊游，成了当时许多城市的一道街景。而且，何止是彩电、冰箱，大到汽车、机床，下至化妆用品、剃须刀，国人普遍趋之若骛，这形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次进口热潮。
国人也十分心仪日本的文化产品：《望乡》、《追捕》、《生死恋》、《啊！野麦岭》、《砂器》、《阿信》、《排球女将》等等。一句《追捕》插曲“啦呀啦……”风靡全中国，骑马飞逃的高仓健和中野良子成为高仓健中野良子栗原小卷全国老少皆知的灿烂影星。前者一副冷硬、满是沧桑的面孔，让中国多少“奶油小生”在银幕上香消玉殒；而一家服装厂仿他身上穿的那款风衣生产了10万件，不到半个月便销售一空。冰清玉洁、仪态万方的栗原小卷，更是许多中国男人的梦中情人。
随后，日本的卡拉OK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其开路先锋是邓丽君。国民党统一不了中国，邓丽君却用歌声统一了中国。虽然她唱过中国各省的小调，但细心的听众知道，她唱的许多歌曲，如《空港》、《岛国之情歌》，用的却是日式曲风。她早期接受的是日本声乐家山田茂的严格训综，14岁正式进入歌坛，红遍港台后，很长一段时间又在日本发展。好几年里，卡拉OK甚至成了社交中的一种款待，吃完了酒席，就得去歌厅卡拉一番，如同今日碰完了酒杯子，就得去抱小姐的细腰子，这叫一条龙服务。
那时，各地盼望来自列岛的技术与资金，犹如大旱之中翘首云霓。若真有夹着皮包的日本人来了，即使是当年鬼子进村之处，人们也展开了由衷的热烈欢迎。当时有限的国际航线上，最热门的是飞日本。飞机上坐满了常常夹带着榨菜、面包的考察团，日中贸易迅速扩大。1979年，在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和中国有关部门的努力下，两国政府间达成了一揽子长期援助协议，利用这些援助，中国建成了一批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文化、环保、农业、医疗保健等领域的一些项目，对奠定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基础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此期间，日本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无论在经济援助、投资还是贸易等任何领域，都遥遥领先于欧美各国。
那时，中国各级十部中，和日本侵略者打过仗的不少，对日军暴行记忆犹新的老百姓更多，但开放初期的中国人好像“历经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据说日本驻华大使每月都与胡耀邦总书记会几次面，胡耀邦还应邀到大使官邸赴宴，这在历届共产党的总书记任上都是少见的。一曲“中日友好”唱到最华彩处，不但当代人民要友好，而且子子孙孙也要友好下去。1983年胡耀邦访问日本，一下邀请了3000名日本青年来华串门。
实际上征上溯，中国人早就在讲两国友好了，“中日友好”可谓是中国一切“友好”产品里的老字号。
“二战”结束后，除了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A级战犯以外，在受到日本侵略的各国和地区的50多个法庭上，分别审判B、C级战犯共5700人。当时的定性标准为：A级战犯为日本政府、军部首脑官员，B级战犯为违反交战法的中上层军官，C级战犯是大量残杀平民百姓的中下层日本军人。
中国是受害最大、被侵略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在中国受审的战犯不到一半，只有2357名，这2357人中，35名战犯被执行死刑，遣返回日本者933名，引渡出国者27名，尚有在押战犯1100余名。这些人可谓个个罪大恶极，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即是说，在这些本来就少得可怜、约占兵员总数万分之三的战犯，还有将近一半的人被国民党政府友好地释放回国。
可以相比较的是，在战犯审理上，盟军在欧洲各地审判德国法西斯战犯共80000多人。80000比5700，这个数字是很耐人寻味的。
给我印象较深刻的是，一个名叫厄尔玛的德国女子，她是农夫的女儿，没有读过多少书，审判时只有22岁。此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做了2年看守，因为虐待成性，并开枪打死几名女奴工，即被判处死刑。难道日本战犯的暴行真的比不上德国战犯的暴行？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审判的力度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而且，欧洲各国政府对纳粹战犯的追究至今仍然在进行，而亚洲各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追查白50年代中期之后便大体停止了。
黄世仁追债（二）
看来国民党政府制订了内外不同的双重政治标准，对许多与日军合作的中国人处以死刑，而对使用这些中国人的日本人却网开一面，放了一条生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45年9月10日，为要求宽大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日本外务大臣致电国民党政府：“如果你们要责难秉着和平救国宗旨进行活动的陈先生，那么受到责难的应该是日本。他在那种形势下尽力维持和平地区民生，仅凭这一点，相信贵方也会酌量而行，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对陈公博氏宽大处理。”
帝国已是一片残垣断壁，似仍右道义压肩，为将要交出去的走卒说话，一块儿“分享艰难”。10月2日，来京都为母亲扫墓的前首相近卫文磨，听说了陈公博当晚即要被遣送回国，即赶到金阁寺与他诀别。两人见面，相顾黯然，谈及往事，不胜唏嘘，互道珍重而告别。
结果是——不要说陈公博了，就是与军统方面早有联系、暗通款曲，军统方面并有保证生命无忧承诺的周佛海、缪斌等伪国民政府要员，那些承诺最后都一风吹了，蒋介石均一一签署命令枪决。但对于日本驻华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等一批日军高级将领，蒋介石放了他们一条生路外，在走走过场的审判之后，很快又放他们回国。
人放了回去；赔偿一波三折，最终也为着友好给放弃了。二战”期间，日本从中国搜刮了多少，鲸吞的又是些什么东西呢？
按日本政府的记录，日本在“大东亚战争”（包括对中国本土的侵略与太平洋战争）的战费，共达7559亿日元，如按消费者物价指数换算，约为现在的170兆日元以上。此战费的大部分，即利用日本政府所操纵的“蒙疆银行”（1937年总行设立于张家口）、“中国联合准备银行”(1938年总行设立于北平)、“华兴银行”（1939年总行设立于上海）和“中央储备银行”(1941年总行设立于南京)开销。这四家银行都享有钞票发行权，它们所发行的储备券、蒙疆券、联银券、军用票等，均准备金不是或毫无准备金，这意味着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普遍性的掠夺。
1937年以前，日本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为大本营，控制了东北的主要矿产资源。“七七事变”之后，日本财阀鲇川义介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对东北资源进行有系统地全面掠夺。据一项1940年的调查，当时在东北全部工业中，日本人资本占到总资本的80%以上。对关内占领区，除少数已内迁的工业外，留下的新式工业大部分均为日本人所霸占。日军还大规模掠夺土地，有的用于建机场、军火库、兵营、公路网，有的则无偿提供给日本移民使用。为长期占领中国打算，关内答省日本移民比“七七事变”前增加了80倍，即由1937年夏的8600余人，猛增至1941年秋的67万余人……（郑竹同《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见台湾联合报丛书《抗战胜利的代价》）
日本筹借战费和搜刮中国资源，也还用其它“国家犯罪”的手段进行。
以“皇军的阿片（即鸦片）谋略”来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东军参谋部即要“满铁”调查部内的“忍者”，潜入东北整个地区的金融机关，侦探其数目、内容和通货状况等。关东军进攻察哈尔等地后，这些“忍者”立刻进入该地的金融机关、银行，第一时间接收并改换日方银行招牌。随后，以代金收买蒙疆农民种植鸦片，到伪“满洲国”崩溃为止，共生产鸦片3亿两。鸦片经北京、天津运送到华北、华中地区。蒙疆银行由此所赚取的利润巨大，在1938年度鸦片收益为4382万日元，到了1945年时，鸦片收益超过4亿2000万日元。
日本还秘密进行“伪钞”的谋略战。即由日本陆军的秘密机关——第九技术研究所（因在神奈川县川崎市生田的登户，而称为登户研究所）第三科进行中华民国“法币”的伪造工作。登户第三科制造的伪钞总额约40亿元，伪钞在中国已流通的金额约25亿元。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额在1938年为24亿元，1939年为28.5亿元，其中战费前者为18亿元，后者为24亿元。由此可见，登户研究所制造的伪钞，相当于抗日初期两年的中国战费。此外，据溥杰的妻子爱新觉岁·浩（日本侯爵嵯峨家宫女）的传记《流转之王妃——满洲宫廷的悲剧》一书透露，“满洲国”的约4亿日元的金块，在苏联大军进入前夕，由“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利用飞机运到日本。
又据《朝日新闻》记者大久保泰的《支那派遣军和平交涉秘录》里说，1945年8月12日，即日本投降前3天，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派出一支陆战队，运出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的一箱箱金块，并由卡车载人驱逐舰。9月底，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3吨金块交给国民党政府受降代表何应钦。其余金块下落如何，至今如泥牛人海。
还有日本海军在上海的情报机关——儿玉机关，也从中国大陆带回大量的钻石、白金等资产。
依当事人岩田幸雄的记述：“在终战8月15日的前一天，我使用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将值钱的物资运送到日本内地。儿玉机关派遣高源重吉（最高十部之一）一同搭机。指挥官是志村参谋（海军中佐）。为何选用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因终战时军机不能用，而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在机体上面着绿十字，可以说是‘救星’。但在起飞之前一直担心，因为虽选了金条、白金、钻石、翡翠等轻而值钱的东西运载，然而堆载过多而怕飞机飞不起来，高源重吉害怕机轮会折断而喊叫……但是做梦也没想到，这批贵重物资在战后变成了日本政党组成的资金。”（以上见许介麟《日本的现代化是中国资助的》、《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学刊》转载）
黄世仁追债（三）
日军从上到下都将抢劫文物珠宝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以南京沦陷后为例，日军有计划地去城内所有的机关、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大公司、大商家以及达官富贾的公馆，水洗一般地搜刮，仅在石霸街50号一位叫石筱轩的名中医的私宅搜去的物件就有：名贵书籍4大箱，字面古玩两千余件，小器400件，衣服30余箱。对于制造枪炮子弹的原料——铜铁制品，如住户的铁门、铁栅、铜锁、铜栓，也不放过，有时一天之内，一户人家被日军抢夺五六次，乃至上十次，直到家徒四壁为止。白1937年12月21日起，古董字面，珠宝古玩，以及大量的铜铁制品，在下关码头堆积如山，等着船只运回列岛。除了“国抢”满山满谷，“私盗”也盆满钵满，当时的南京，大多数日军官兵的裤腰带上都穿着50到200个金戒指……
（见陈嘉定着《日军南京大屠杀之研究》）
台湾中央研究院日本综合研究所的许介麟先生的结论是，如果没有对主要是中国以及亚洲各地的资源的搜刮与鲸吞，日本不可能几乎同时在半个西太平洋地区打仗，更难与资源丰富、国土辽阔的美国打上4年的战争。
如果再往上溯，中国甲午战争的对日赔款为2亿3000万两(3000万两是归还辽东半岛所追加)，换算成当年日币为3亿6451万元。而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的1894年，国家预算只不过是9000万日元，可见赔款数目达到当时日本财政顸算的4年之多，成为日本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的巨大资金来源。事实上，日本从明治维新至日俄战争期间，有85%的企业是在甲午战争后建立的。例如日本近代钢铁业的始祖——着名的八幡制铁所，就是为配合军需工业，从该赔款项目下拨出58万日元经费设立的，其原料也长期仰赖从中国与朝鲜进口，1938年变身为“日本制铁”，战后被盟军总司令部分割，而后再合并为“新日铁”。
因此，可以说，不但日本的现代化是中国资助的；就是日本的近代化，中国也买了单。
持有相似看法的还有日本学者。
日本学者林直道在所着《现代日本经济》（色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第一章的内容便是：战后日本的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和发展，除了美国的帮助外，还有如下重要原因：日本发动战争的经济机器并没有被打烂，反而有所增强，其次是日本的军阀和财阀相勾结，隐藏了大量从战争中掠夺来的资源。其三是不用向中国政府偿还战争赔款，而“日本人仅在《马关条约》中就讹诈了中国人民两亿多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它的利息至今仍在中国人的身上流血”。其四是日本战后的发展时期，正好赶上朝鲜战争和后来的越南战争。
总之，“日本战后的经济复苏是以被日本曾侵略的国家的灾难为基础的，战后日本发的还是战争财”。
“二战”结束后，据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按照当时价格的估计，中国的战时损失，不低于620亿美元。新中国成立后又再次统计，称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