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水运发展空前昌盛。前面说过，在以水为主要交通枢纽的一千多年里，鄱阳虽然是随着水运的发展而发展，但它的真正昌盛，应是近两百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70年代。乾隆中期，朝廷规定广州一港通商后，饶河承载除瓷器和茶叶之外，闽浙徽地区也有大量货物改道鄱阳中转。从月波门也就是高门，到姚公渡的饶河岸边，“千帆安泊，百货归墟”，甚至连河南岸，也常常有不少等待泊位卸货的船只，说“骈樯十余里，开肆数百家”毫不为过。湖南、福建、广东的船只，本省南昌、抚州等地的船帮，争相涌进饶河。于是，船家和商贾联手组成同乡帮会，饶河北岸河街，除明朝已建的徽州、都昌会馆之外，从务巷口一路向东直到左家巷口，这个时期相继建起了抚州、南昌、瑞州、福建、婺源、湖南、广东等一座座规模宏大的会馆。那时，鄱阳的饶划子、草托子、平头子、行江子、鸦尾子、鸡尾子；鄱乐余万的倒划子、浮艄子；景德镇的东江子、西江子、鸦艄子；都昌的罗荡子；南昌的土狗子；九江的巴斗子；抚州的大肚子、抚舠子；上饶、弋阳舠子；赣州、吉安的沙排子，这些以人力摇橹荡桨，撑篙扯纤，民间素称“十八子”的各种木帆船，把饶河挤得满满当当。公元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第一艘动力小火轮，驶进了饶河。十年后，鄱阳自己拥有了小火轮。1936年，鄱阳有轮船22艘，载货量416·5吨；各种木帆船1780多只，载货量1·8万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发展，鄱阳水运事业发展空前。到20世纪60年代，大马力、大吨位船舶，逐渐取代小木帆船。1958年县航运营运企业，有木帆船991只，总载量7945吨；1959年为858只，总载量7953吨。这个时期，虽然船的只数减少，吨位却相对增加，可见运载能力有了较大提高。此后，又不断向大马力大吨位的动力船发展。而港口的货物吞吐能力，1960年年吞吐量293·4万吨；客运高峰是1975年，共40·3万人次。20世纪80年代初期，仅从水运运出粮食2884·5吨，那时的饶河，的确是昼夜繁忙，四季热闹，一条河街被大大小小的各种船只和搬运号子，装点得格外富有生机和朝气。
其次是农业生产与销售，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粮食从清朝中期后，不但稻谷耕作已经普遍流行双季种植，而且讲究“三耘”、“三荡”、“犂以三复为率”等耕作技术，并且广泛使用先进生产工具，如用水车“戽水以资灌溉”。水利工程，防洪灌溉从修建小型圩堤防洪、堰坝蓄水，到新中国成立后兴建大型圩堤、水库，使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旱涝保收。粮食经营，公元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鄱阳便有吴万生、合丰、王恒昌、舒文昌等粮行40多家。此后，又有严顺泰、吴鼎泰、杨外泰、江怡元、胡和盛、谢长顺、舒义泰、刘茂泰、洪水顺、元泰豫等粮号脱颖而出。粮食加工手段，也由砻磨到动力机械。除粮食专营外，油行（榨坊）、油店也遍布城乡，资本较厚，名气较大的先后有义源、和祥、长升、和茂、茂丰、和生、元平、昌记、恒新、恒丰等20多家。莲子、烟叶也是大宗出口的土特产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协和昌茶叶店加工生产的珠兰花茶叶，曾与鄱阳脱胎潻噐帽筒一道，参加了190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并且同样获得了褒奖。
再次是渔业发展空前。清同治以后，随着商业往来的加大，水产消费，由餐馆酒楼船家商铺的每天所需，到加工腌制出口，使渔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专业渔民队伍迅速扩大，水产加工行业应运而生，段正甫、戴友保等专门进行鲜鱼加工的鱼行，为鄱阳的水产远销开了先河。接着，集加工、经营的鱼行越来越多，舒顺昌、姚康顺、陈万集、周复昌、张新昌、董永新、董复兴、董正太、张发记等鱼行，黄、吴、戴等姓氏的鱼庄，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鄱阳水产营销大军，盐干鱼、淡干鱼、糟鱼、红粬鱼、大花片、小花片、鲤干片、银鱼干、凤尾干、乌鱼圈等四大类20多个品种的开始畅销全国各地。到新中国成立后，又走出了国门，远销东南亚、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夜半为市，通宵达旦的剖、洗、腌、晒和“一把刀，几把盐，太阳底下晒几天”的鲜鱼加工，既是鄱阳那个时期的一道风景，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此外，商市商贸变化巨大。近些年来，鄱阳县城的变化太大了，城区面积已经扩大了三分之二，尚未改造的旧城区，只剩下依稀可见的大体轮廓。那么，旧时的鄱阳县城是什么模样，上了年纪的人多少有点印象，年纪轻一点的，或从农村、外地迁来的，恐怕不一定清楚。据历代《县志》记载，吴芮筑城时，周长仅七里；东吴周鲂用十三年时间，增修为九里三十步；南宋绍兴年间大水，城毁，郡守史定之借此增修至十二里，以后城郭大体在这个范围。也就是说，在重农抑商的年代，县城一直在东湖以西。商业基本上也多在城内，这从洪迈《夷坚志》中，也能看到一些痕迹。清初以前的街道构建：北起朝天门至永平门，今五一路派出所（原石油公司）的所在位置，南至老百货商场前的东门口，这条街现在叫五一路，原先称之为横街；西起蠙洲门至人民医院，北至灵芝门到十八坊，中间交叉的地方叫十字街；小龙桥往东至上官岭，叫府门口；七条巷至呜山庙叫府背街；从十八坊至鄱中老校门的高门，有两条往饶河方向的街道，分别叫老街和新街；此外，从老街北端至永平门经德化桥为直街。而这些所谓的街，除小龙桥至东门口的直街，以及横街商店较密集之外，其他多是几家商铺点缀其间。城外，自宝胜桥至洪家巷，也就是现在的三中即原芝阳师范，到肝胆医院及再往北一百多米，是自古以来的陆运主要通道和城外市场。而永平门也就是东门口，往东至姚公渡的芦洲，虽在隋大业年间，经郡守梁文谦、巡官刘宗宏率民众，培筑为江岸为市。但在清初以前，商市也只是画桥以西较为繁华。后来，随着水运和商业发展的需要，这一长溜地方，才逐渐热闹起来。这个结论，除综合各种资料之外，特别是从画桥与新桥的重建时间牛，得到进一步证实。可以肯定地说，在19世纪中叶以前，画桥以东虽为街市，但不一定繁华，画桥和新桥的坍塌与否，并不影响商贸交往。所以旧县志结论说：“清乾嘉年间，城内的永平市（应为城外），‘商贾辐辏，百货所集’。县城已为附近区域物资集散、供应的中心。有‘长街十里，烟火万家’之说。”而农村集市，乾隆中叶至嘉庆年间，全县有大小集镇19个，店铺3百来家。据旧县志记载，“（清乾隆、嘉庆间）鄱北的石门街、鄱中的四十里街、鄱南的古县渡等集镇‘以鱼、油、盐、粟、帛相互贸易’”到道光至民国初，增至为36处，商店也增至1300多家。不少集镇由墟市发展为全日商市。至于鄱阳镇，按1937年的统计数字，商店总数已达1930户，新中国成立时，鄱阳商业零售网点共2355个，从业人员3560人，这时候的鄱阳，五行八作各行各业一应齐全。
近两百年来河流经济带来的繁荣（下）
二、文化更加多元与多样
乾嘉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鄱阳文化呈现出更加多元与多样。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民风民俗有了改变；二是是文化娱乐丰富多彩；三是饮食文化趋向多元。这时候的水文化，在创新中有了更大发展。
先说风俗，西俗东渐。从清后期起，洋货的传入，洋教的宣传，商贸交流的扩大，传播渠道的快捷，以及洋务运动等，使西方生活方式逐渐地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从鞋帽衣袜到食住及出行，都不断发生变化。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五四运动对封建余孽发动了冲锋，赛先生和德先生，也就是科学与民主，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不少陈规陋习受到冲击，并且逐渐被新的良风优俗所取代。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使我们的文化观念、生存方式，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得到创新发展。
这两百多年中，大众文化由成形到成熟，使鄱阳显得更加多姿多彩。以娱乐文化为例，比方说近几年来，人们津津乐道鄱阳传统的湖文化，其中包括饶河调、渔歌、渔鼓、大鼓书、提线木偶等等。如果我们认真去寻找，这些文化表演形式的足迹，就会发现这些文化娱乐形式，有的起始于这两百多年间，有的是在这两百多年间，得到创新发展，才延续到今天的。
先说说渔鼓、大鼓书。渔鼓原叫道情，我们俗话叫打道情筒。何谓道情，道情是道家以道教乐曲、道教故事，进行出世宣传的文娱表演形式。鄱阳为什么叫渔鼓呢？因为道情是以空竹筒，蒙上猪或羊皮作护心皮，手打能发出响声，并以此为主要乐器。另外，配以3尺米长的竹片，有的加铜片，俗称二下响或三下响，进行演唱的。后来近水的地区，以河豚皮作为竹筒的护心皮，所以才叫渔鼓，流传在鄱阳地区就叫鄱阳渔鼓。这种说唱形式如果溯源，可以上追至唐高宗时期，到宋朝随着道教的发展，逐渐走遍全国。凭什么说鄱阳渔鼓，在近两百多年来才得到较大的发展。据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引清吴江即江苏苏州人，《泗溪道情》作者徐大椿的《自序》说：“到清代，‘仅存时俗所唱［耍孩儿］、［清江引］数曲”。由于道情的单调，这种演唱开乡式，濒于消亡。是故郑振铎先生结论说：“而帧、徐大椿、金农诸家却起而复活了这个体裁。或创新曲，或循旧调。”这里的帧即郑板桥和金农，是乾隆期间江南地区扬州八怪的成员。郑板桥的十首道情词，传唱最广。在他的影响下，写道情一时成了文人的时髦。徐大椿是音乐家，创作了很多曲调。鄱阳是江西赣东北的通衢大都，对文化的接受最为敏感，渔鼓由俚俗到高雅，自然离不开文人涉足，于是渐渐地进入城乡大众的生活。
大鼓书。说到大教书，45岁以上的鄱阳镇人，便会想到那位外号叫“牛子”的，说鼓书盲艺人——周润生。大鼓书本称鼓词，鼓词和弹词都自宋朝起，由变文发展而成的。鼓词流行于北方，弹词流行于南方，都属于讲演文学。鄱阳的大鼓书，是这样形成和发展的：咸丰末年，有安徽淮南流浪艺人张嵩山，只身到景德镇试着设场说书，很快受到瓷业工人欢迎，于是他结束了流浪生活并正式开场。张嵩山的表演，深深打动了听众，一位叫吴名楼的痴情后生，居然缠着要学，张收了吴名楼为徒。后来，吴先后又收了景德镇人陈明初、鄱阳团林徐家人徐天福、景德镇人夏巧亭为徒。三个人不但继承了师傅的衣钵，而且大有建树。混号“贱狗”的陈明初，被坊间誉作为“状元”；混名“大毛”的徐天福，誉作为“榜眼”；混名“大头”的夏巧亭，誉作为“探花”。三人业成后，除徐天福回鄱阳设场外，其余二人分别到九江、都昌、乐平流动卖艺。而鄱阳的大鼓书受大毛的影响，发展迅速，周天润就是大毛的徒弟。抗日战争时，鄱阳凭鄱阳湖的天堑，较沦陷区要安全和平静得多。于是，因战事滞留在鄱阳的各路商船、客贾，便以“听传子”来打发时光。设场最多时，有大小书场八、九个。
除曲艺发达之外，这段时期的表演团体也特别多。五十岁以上的鄱阳人，多半记得本县曾有过木偶剧团。那么鄱阳的提线木偶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传入的呢？旧县志中有记载：“戴缔典，鄱阳津头戴家河人。家巨富，道光间经商南京，偶览傀儡戏，羡甚，专心效仿，尽得其妙。返鄱后，另筑别墅，授伎家僮。每当宾客宴集之时，必令家僮演唱以助娱乐。于是，鄱阳始有傀儡戏之传播焉。”从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鄱阳除赣剧之外，先后又曾有过话剧队、越剧团、京剧票友组织的“大同票社”、本县小学教师组成的“人民京剧团”、鄱阳采茶剧团、鄱阳县木偶剧团；进入70年代，又有银宝湖杂技团、田坂街的发扬气功团等文艺表演团体。
鄱阳的电影出现也早。1920年，国民党县党部，买了一台小型放映机，供少数人消遣。大众看到电影却是十年后，江西省巡回放映队来鄱阳放映无声电影。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电影正式落户新桥上首的湖南会馆，当时称之为工人电影院。现在，尽管不少演出形式和表演团体已经退出，但我仍然认为，近两百多年来，是鄱阳文化多元和多彩多姿的繁荣时期，而水运和商贸，则是促进文化交往的重要传播渠道。
这段时期以来，鄱阳不仅在文化娱乐方面百花齐放，在饮食文化上也有了一个飞跃。这期间，无论是餐饮酒楼或糕点副食，不仅色香味形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品种花样、菜系点式、环境布置，都由单一走向了多元。
餐饮：鄱阳餐饮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铺多、店雅、讲究、排场。同治年间，“一品香”菜酒馆已闻名遐迩；清末以来，仅县城内较有名气和规模，也就是称之为正品的上户酒楼有10多家，其中包括新聚楼、聚贤楼、进化楼、聚众楼、嘉宾楼、一品香、太平春、凤鸣楼、会仙楼、文明楼、迎宾楼等；茶馆也有20多家，以露芽春、一品香、玉龙园、涌金泉、涌锦泉、和春园、玉峰泉、长三园、新味园等名声较响；至于经营酒糟、油饼、清汤、麻螆、油条、锅贴等点心的小吃店，也有20多家；此外还有像福和园、和兴馆之类，菜食品种单一、价格低廉、随到随吃，主要服务农民大众的小饭店10多家。由于分工较细，特色也各不相同。如太平春之类的，气势气魄都显得典雅雍容华贵。名人名家撰联书对，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花色品种一应齐全，服务周到味美价廉。八大八小、十大十小、冷碟热盘、点心水果，应有尽有。之中，既有徽菜特色，又有淮扬、湘粤风味，甚至还有宫廷菜的讲究。茶馆，儒雅大方、清洁卫生、招牌醒目，字画点缀、花卉盆景、特色凸显。可以说这段时期，是鄱阳饮食文化最具特色和光彩的时期，按鸡、鱼、肉、山珍海味、卤菜、其他六项归类，已入菜谱的鸡有20种，鱼有32种，肉有33种，山珍海味有45种，卤菜有19种，其他如鸭、牛肉、鹅之类的有29种。形成自己特色，可以称之为鄱阳菜的有33种。
除了餐饮业，副食品行业也很发达，旧时副食品店称南茶店，县城有30多家分布在主要街道，前店后坊，自产自销。稍具规模的有20多家。其中着名商号有源昌、志美、益丰、民生、协和昌、可大等。所制糕点五花八门，京式、广式、苏式、滇式无所不包。色感强、味道好，甜而不腻，香而不恼，余味绵长，在周边一带，包括景德镇、乐平、余干、万年，都享有盛名。
此外，鄱阳大茂、天兴酱园的酱菜，品种多样，颇具特色。张致和、太和春等中药店；中西大药店、江德美、新生、百灵等西药房，更使鄱阳的商业文化增加了异彩。张致和是樟树人经营，太和春是徽州人合股，中西大药店为广东人所开，经营方式不尽相同，经营特色各自凸显，并都为推动鄱阳的中西医药事业作出了贡献。
总之，鄱阳的文化，在近两百多年间，不仅已经具有了各种元素，而且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是当时周边最发达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