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回头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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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全民放话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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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向重庆市民赠送卷轴,赞颂说:“余谨代表敝国人民向重庆市敬赠斯轴,以表吾人钦佩该市英勇之男女市民。当该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灭其精神。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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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在《宋美龄传》中这样写道:“1943年,宋美龄乘坐美国的军用飞机回国,但是途中为了减轻飞跃驼峰时的载重,她的行李在阿萨姆必须转移到其他飞机上,根据当时在战争新闻处中国办事处工作的作家毕克的说法:行李搬运是在机场的一处比较偏僻的地方进行,负责搬运的美国大兵不小心摔了一只箱子。箱子裂开,瞬时,里面的东西滚了出来,全是化妆品、内衣和足够蒋夫人撑过战时的一大堆美食零嘴。美国大兵气炸了,因为此时正是驼峰运补最吃紧的一段时候,许多美国飞行员为了载运作战物资到中国而牺牲性命。士兵把他们搬运的箱子统统打开,把每一件貂皮大衣、琳琅的首饰、罕见的挂钟丢到地上踢来踢去,然后才把东西胡乱塞进箱子抬上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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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中国抗战已坚持6年,进入了最为艰难的僵持阶段。外国记者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其中有《纽约时报》的阿特金森,合众社、《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美联社的斯坦以及《时代周刊》的爱泼斯坦等人,他们集体采访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董必武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没有根本性的争论,因为我们同样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基本思想。自1937年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所做的事没有哪一件是违反了三民主义的。任何一个人到当地去调查都能亲眼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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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外交专栏作家沙滋柏格采访丘吉尔夫妇时,丘吉尔夫人提及自己耿耿于怀的一段往事:“1943年,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说:‘我想介绍你见见蒋夫人,她是一位漂亮的女人。’罗斯福立即打电话给蒋夫人,邀请她第二天到白宫与丘吉尔一道用餐,但宋美龄拒绝了,她直接说,丘吉尔要先打电话给她的丈夫,她才会赴约。午饭终于没有吃成。后来,罗斯福的夫人对丘吉尔的夫人说,宋美龄是‘一个伟大的人,她勇敢地接受世界上最前沿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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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记者这样报道宋美龄:“二战期间,蒋夫人经常前往机场鼓励中国的飞行员,而那个机场是日军主要攻击的目标。这是一种展示她所有生活的决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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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美国著名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他的著作《北行漫记》中,详细记述了自己在晋绥前线的见闻,文中这样描述:“过去有人告诉我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热爱八路军。我要用我的笔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写成文章,用相机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的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予军事上的援助,尽早粉碎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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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底,周恩来在美国驻华特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返回重庆,他在机场与夫人吻别。一名美国驻华记者报道说:这是“在公众场合见到的一个骄傲的中国人表达私人感情的难得的一次”。而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名外国记者想为难周恩来,他提问道:“你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党人?”周恩来回答说:“我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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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美国著名记者哈里逊·福尔曼作为《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在给罗斯福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写的一封信中,无奈地抱怨了蒋介石的检查制度,让他“有腿不能走路,有口不能说话”,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要求与赫尔利同机回国。1944年底,福尔曼回国后,急不可耐地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他在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红色政权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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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8日,香港《大公报》的女记者彭子冈报道:“在机场迎接毛泽东的队伍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当毛泽东面露微笑,大踏步走下扶梯时,鞋底还是崭新的,这显然是他的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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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前往延安,与所有那些中国共产党人见面后,在他的《报道中国》中这样写道:“我钦佩一个事实,即他们正试图为贫困的中国人做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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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第一次来到紧邻戈壁滩,处于封锁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圣地延安,惊愕地注视着那里1万多个窑洞,他在《报道中国》中这样写道:“这里有一个由美国官兵组成的小兵营,存在仅4年,但创造了一项纪录:它是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及其身经百战的战友们接触的美国官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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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初,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威廉·格雷报道:“中国的内战时好时坏,这种现象不是一次二次了。现在局势严重恶化了。国共双方都想在马歇尔将军来华前尽快加强自己的地位。尽管马歇尔自赴中国以后,做了巨大的努力,但中国还没有出现广大的美国人认为的国共双方达成妥协的迹象。共产党明确表示,妥协即使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是有利的,也意味着失去所得或丧失机会。今年春天的机会是建立在政府方面的饥饿、通货膨胀和困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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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5日,南京各界大约有5000人士,在中山陵举行隆重的国都还都典礼。当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称,还都南京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报》在社论中指出:“重庆对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在抗战胜利之前夕,将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对重庆的重视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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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在《报道中国》中这样写道:“1946年,我曾亲眼目睹毛泽东在机场迎接马歇尔的情景。在延安逗留期间,我很庆幸能有机会更多接触到中共的高层领袖。我经常与朱德一同打乒乓球,但输多赢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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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初,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共进晚餐,他在《报道中国》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毛泽东居住的地方很简陋,家具非常简单,他身上穿着的是一条打着补丁的旧蓝衣裤,很显然,他的衣服很少,一直在反复清洗。他的鞋子也磨损了,松散地打着结。话匣子一打开,毛泽东和我就谈了两个小时。毛对中国的前途有着高度的自信,我们促膝而谈,中间有黄华做翻译,聊得热火朝天。我说,晚餐很不错。毛告诉我,鱼是来自50英里以外的小溪。我打趣说,共产党人的生活很好呀,有天然的美食享受。毛看着我,笑着说,罗德里克先生,因为你是我们邀请的客人。在平日里,我们不像这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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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刊出这样一条醒目的消息:“南京政府今日宣布,冯玉祥去年被派赴美考察水利,任务已经结束,着令其在年前返国,此令由驻美中国大使馆传达予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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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年底,冯玉祥回国,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次日,《华侨日报》和美国各大报均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发布了题目为《为被召回国事招待报界会议》的消息,消息称:“冯玉祥发表重要声明,指出蒋介石此举违反行政手续。当时冯夫人不在纽约,闻讯后,急书一封短信鼓励丈夫说:‘玉祥,国民党员要重新登记了。老蒋召你回国,这一切都证明你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更高,高得使他怕极了!努力吧,光明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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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美国《生活》杂志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颇具传奇色彩,几乎完全是一支神秘之师。十年的国共战争,他们一直以幽灵般的游击战跟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对抗,看似无论如何都不会成功。但十年之后,毛泽东仍然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