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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与光绪的母子之争由来已久，1898年9月21日，清廷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政变，太后和皇帝的争斗，最终以皇帝失败而告终。1898年10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时任大英博物馆汉文藏书部助理道格思爵士写的文章，标题为《中国的遗孀皇太后》。在文中，道格思爵士认为，慈禧一贯的做法就是让所有与她持不同政见的敌人统统消失。道格思爵士还举例20年前同治皇帝的死与两宫太后的宫廷争斗有关，并列举其他几位皇族和官员的死亡事件，以证实凡与慈禧意见相左的人“都有可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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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这样写道：“1898年9月18日凌晨，光绪在颐和园第二次秘密召见了袁世凯。这一回皇帝向他透露了一桩更大的秘密：他打算不惜任何代价继续推行他的维新计划，他已秘密会晤伊藤博文，并且打算征询这位日本政治家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接受特别顾问的职位，这样的安排可以解释为：将中国整个行政机器交给一个野心勃勃的外国人控制，有了皇帝的特别许可，他就可以在中国施行他曾经介绍到日本的那些改革措施。召见完毕之后，袁世凯带着他的卫兵，按照事先的安排，朝着庆王府走去。李鸿章也在庆亲王那里等着他。他把几分钟之前光绪透露给他的重大秘密全都告诉了李鸿章和庆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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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何德兰在其作品《慈禧与光绪》中写道：“1899年，随着光绪被剥夺了皇位，许多诏书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不久就将为端王的儿子所取代之意。外国公使们也表现出对光绪皇帝日子无多的担心，一再要求觐见。已遭到幽禁的光绪皇帝身体状况十分不佳，但还是被带了出来，坐在宝座上朝见了各国使臣。但外交官的夫人们请求觐见时被拒绝了。因为皇太后正忙于国事，不能分身。那些舞刀的义和团员们正在认真地考虑朝廷是否要跟拳民们合成一气，把所有的洋人和洋货都赶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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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和学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这样写道：“1900年，百日维新垮台，李鸿章是真正的胜利者。他的目标有一连串：替换掉曾经鲁莽地让自己既丢脸又丢钱的皇帝；恢复太后在政府中的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凭借他在太后心中的地位，就更容易收复自己的头衔和特权。最后，树立死敌，也就是那些铁帽子们（铁帽子是对清代世袭的王爵的俗称）。李鸿章像他从前所干的那样，操纵危机，使事情向尽可能糟糕的方向发展。当他被召唤去拯救大清王朝时，他的身价就会陡然上涨，以往一直是这样的。而且，在他采取行动之前总会顺其自然地敲诈，这在他手上几乎上升为一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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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写道：“1900年6月9日夜里11点，大沽口外，八国联军侵华首领西摩尔将军根据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发来的密报，立刻展开了行动。西摩尔将军通知其他舰队的司令，率领军队到北京和他一起行动。第二天清晨，晚清海关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忧心忡忡地致电远在广州的李鸿章，向他说明了目前严峻的事态，并要求他作为太后最年长也最信任的顾问，禀明太后：和义和团之间勾勾搭搭是一项危险的政策。也就在这一天，端郡王竟一反常态地对总理衙门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全面指控，而那些政策实际上正是他与没有骨气的庆亲王联合执行的。这证实了窦纳乐爵士的猜想：庆亲王这回甚至连他自己的衙门也无权过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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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6月14日，《纽约时报》刊载了特约撰稿人托马斯·密勒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袁世凯审慎揽权心怀机谋》，文中这样写道：“袁世凯认识到，国内外舆论会造成各种政治机遇，并聪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时，比他职位更高的官员因怕得罪清廷而在一旁犹豫着，妄图等待时机。袁自知机会难得，勇敢地向前迈进，直到大清国上下除了慈禧太后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争锋。他的势力和影响越来越大，整个大清帝国几乎要听他的指挥了。时值中国的国际处境越来越危急，清廷政府需要他率领军队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调任为军机大臣，并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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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月8日，《纽约时报》独家采访了康有为，刊登了一篇惊人的社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为躲避追捕逃出京城，他透露袁世凯已经被罢免高等职位。原因是他在前皇帝的死亡中有脱不了的干系，袁世凯可能会因此而被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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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8月28日，美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费莱齐发表言论说：“中国过快的政治改革将可能失控，慈禧太后和袁世凯的宪政改革正在由摄政王加以筹备，在执行预备立宪上，他显然是真诚的。也许摄政王已感到无力逆潮流而动，所以缓慢地往前走，试图减少一些风险。但对大清国引入代议制，不仅保守派官员们急切不安，就连一些最开明的官员，由于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也担心宪政运动很可能失控。此前，日本人伊藤博文也有预料：清国政府过快的政改将导致帝国的颠覆，民众叛乱将在三年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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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3日，《纽约时报》报道：“记者已经掌握了一项重要的证据，该证据恰与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有直接的关系。证据表明，革命事件并非偶然爆发，而是在过去三至四年里，在孙逸仙的组织和领导下，一批最精明、最勇敢的清国进步人士秘密组成革命团体，经他们精心策划和秘密组织才取得今天的结果。这项证据具有权威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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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27日，《泰晤士报》驻京首席记者莫理循报道：“武昌起义的爆发，对满清皇室是沉重的一击。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清廷不得不下旨，军队一切事务均由袁一人调配，军队将领和国防大臣禁止参与任何相关决议。在平乱的过程中，袁拥有指挥军队的绝对权力。类似事件只在曾国藩时期发生过，当时慈禧太后授予曾国藩绝对权力以平定太平天国叛乱。同时，皇室宗亲也开始吐出囤积的财产，隆裕太后从她个人的金库中调拨了一百万两白银作为军饷，以应付湖北境内的紧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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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袁世凯应召回京，《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报道：“袁世凯，皇位的觊觎者，抵达三年前自己被罢官的北京。今天，他在2000名士兵的护卫下回京，并受到清廷的隆重接待。人们井然有序地站在道路两旁，夹道欢迎他的到来。袁世凯身体很硬朗，丝毫看不出有足疾的样子，之前关于他身体状况不佳的报道，现在看来不过是他一再推迟满清政府之邀，不肯出山回到北京的借口。政府，为了欢迎他的到来，还特此发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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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这样评价袁世凯：“没有人能比他更适合充当满清皇室和汉人之间的调停人了，他是当下最受中国民众信任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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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6日，摄政王载沣辞职。《纽约时报》就这件事作了报道：“皇太后今天颁发了一道懿旨，宣布年幼的皇帝的父亲载沣辞去摄政王一职，同时由内阁成员签字。懿旨中说，目前的政府不受人民欢迎，一个立宪的政府仍然没有建立起来。摄政王觉得有失皇室的器重，哭求辞去摄政王一职，同时也表达了他最真诚的放弃政治的愿望。政府权衡之后，决定他的辞职被接受。辞官之后的摄政王每年仍将从国库中得到一笔总数为五万两（大约三万美元）的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