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您立即予以同意，我倒还要考虑考虑是否任命您为局长。现在既然您表示拒绝，那就说明，比您更好的人选再也找不到了。”于是回头对自己的卫队长里亚边科开玩笑说：“萨沙，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不肯到四局工作。你去大楼警卫里找一个军衔不低于上校的民警，派他押上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到局里去，马上开始工作吧。”
恰佐夫让克里姆林宫的医疗达到很高的水平，各部门都掌握了现代化的方法，使用最新的制剂。“天字第一号患者”之所以能在党和国家首脑的职位上坚持如此之长的时间，恰佐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面面俱到的官员福利系统
在西方，警卫人员只负责保卫生命。克里姆林宫的传统则是：吃的和穿的，家具和别墅挑选，健康状况和休闲时间，微妙的差事和秘密约会——个人卫队统统都要包揽。
机关生涯的顶峰便是进党的中央机关工作。老广场上的楼群之中，笼罩着一种特殊的气氛。
中央委员会各部可分为全党的和部门的两类。第一类保障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公共部、党的组织工作部、宣传部……第二类监督相应的部门。
在第一类各部中工作的，都是经历过职业党务工作长期锻炼的地道的机关干部。也有具备实践经验的人，农业、工业方面的专家。
党的组织部和宣传部主要由外省人组成。
国际性各部在机关中不大招人喜欢：第一，国际问题专家有机会常常出国；第二，他们的工作较为单纯、愉快；第三，他们的文化素养高，不是来自党委机关，而是来自科学、新闻界（“不是自己人！”）。对这些人下意识地不肯信任，怀疑他们搞修正主义，尽管并非每一个机关工作人都能说清楚何谓修正主义。
在中央各部里，晋升的阶梯一目了然：视察员（在国际性各部则为参事）——工资300卢布；处长——400卢布；副部长——500卢布；部长有时也兼中央书记……有些部还设有顾问小组。顾问与处长平级，小组领导人则相当于副部长。副部长有权签署以部的名义发出的文件。
从担任处长开始，这些人员便允许享受“营养保健食堂”和卫生部直属第四总局的服务。视察员们在中央委员会食堂领取订购的食品，在部门的门诊部里看病，在中央庶务局的疗养院里休养。
从担任副部长开始，便给这些官员在中央委员会居住区分配半套可供常年使用的别墅，还有权叫车，但只能因公使用。上班则必须自行前往。
禁止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私建别墅。如果有谁加入别墅建设合作社，党的监察委员会便会过问其事。通常让其作出选择：或则要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或则要别墅。但最高领导层却可以不动声色地规避这些禁令，以自己近亲的名义修建别墅。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任命某人担任某种职务的记录中，都要写上关键性的一句话：“并将享用营养保健食堂和苏联卫生部直属第四总局门诊部的权利扩大到他”。
联合专科医院是米丘林大街上的一个具特权性质的医疗机构。
营养保健食堂在数十年的过程中为苏联那些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供应高质量的食品。
而党的高层领导人只须告诉服务人员，他们具体需要什么，便一切都会送货上门。这种事由克格勃九局经管……
克里姆林宫的传统就是如此。在西方，警卫人员只负责保卫生命。这里则一切都全然两样。吃的和穿的，家具和别墅挑选，健康状况和休闲时间，微妙的差事和秘密约会——个人卫队统统都要包揽。
卫队长势力的基础是其与国内第一号人物的亲密关系。受保护对象所度过的时间比他与妻子共处的时间还要多，与妻子不能谈论的事情却可以对卫队长讲，可以让卫队长知道家中的全部秘密。卫队长也照顾主人的孩子和孙子，让他们避免各种不愉快的事情，帮助他们免于不幸。
离开了卫士，克里姆林宫的大人们便寸步难行。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过，他被迫退位之后，茫然失措的气氛笼罩着他们全家。早已惯熟的卫队长骤然消失，赫鲁晓夫一家简直不知道他们该如何生活。
卫士有义务操心，让保护对象的住宅和别墅不会比其他高层领导人的差。他还要挑选女服务员和厨师。要创造这样一种环境：让年轻英俊的卫士们不致让寂寞的女主人感到局促不安，而正值妙龄的女服务员也不致诱使尚不算老的男主人无心为国事思考。
这里存在着一种离奇现象：勃列日涅夫迫使自己的卫士们成为醉鬼和护士，但他的个人卫队却很爱他。戈尔巴乔夫从不对超出卫队职责范围的任何事提出要求，而卫士们偏偏恨他。大概问题全都在于，勃列日涅夫可以让卫士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与他们平等地交谈，以父辈的关切对待他们。而戈尔巴乔夫则与他们保持着距离。
勃列日涅夫对身边的人和普通工作人员都十分关切，而其他一些人则把这些人并不放在眼里。他知道全体人员的名字——卫士、厨师、服务员无不如此。当他带着随从在黑海上开着快艇游玩时，身为总书记的他自己掏钱买啤酒请客。瓦莉娅·格里梅尔随同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前来记录总书记的讲话，他向她赠送香水。
不过，轮流更替的克里姆林宫主人们有一个共同之点：不喜欢乌鸦。第一个厌恶乌鸦的人是斯大林。“他认为它们是过分聪明的一种鸟，也无法洞悉它们长寿的秘密。他将其比作身着黑衣的人。它们那声嘶力竭的啼叫声总是让他失去常态。”克格勃第九局副局长多库恰耶夫将军回忆。
自此之后，卫队长和克里姆林宫警备司令便展开了针对这个羽族的战争。狙击手射杀乌鸦，鸟类学家提供建议，克里姆林宫警备团组织了利用鹰隼猎取乌鸦的活动。然而全都无济于事，克里姆林宫里对乌鸦的战争持续至今……
列入官阶表的人可以享用第四总局的门诊部、医院和疗养院。第一门诊部至今依然位于西夫采夫弗拉日卡，现在属于俄罗斯总统的庶务局，它和中央临床医院当年被公认为全苏联最好的医疗机构。
丘科夫斯基1965年春天曾在中央临床医院住院治疗，他在日记中记载：
这家医院很无耻：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达官贵人为他们自己建造了天堂福地，而对平头百姓则不屑一顾。普通民众躺在简易病床上，吃着不足以裹腹的份饭，到处是垃圾，没有所需用的药品，任随粗暴的护理员和忙得晕头转向的护士支配；而为当官的和他们的老婆却提供超级的饮食、超级的医疗，对待他们极度谦恭有礼，各种条件无比舒适。
我的病房隔壁是建设部长妻子的病室，这是一个庸俗透顶的女人，将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来与她50岁的年龄作斗争，其实身体完全健康。
勃列日涅夫在位时，还在米丘林大街上另建了一座带门诊部的特殊医院，专门为高级官员服务。莫斯科郊外的巴尔维哈疗养院，是苏联卫生部下属四局系统最为舒适和权威的疗养院。尽管为高官们开设的疗养院和休养所很多——从里加海滨到索契，从库尔斯克州到瓦尔代到处都有，然而在苏联时期大家都更喜欢巴尔维哈。对任何疾患都很相宜的中间地带的温和气候，靠近莫斯科，良好的营养饮食，出色的医疗服务——这一切即便季节不合也都对休养之人具备吸引力。获得一张去巴尔维哈的疗养证乃是一种特别的荣耀。在这里休养的只能是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
疗养院里很少有彼此素未谋面的疗养者，但有许多身着白大褂的谦恭有礼之人。这里不会拒绝疗养者任何要求。对每个人都以本名加父称称呼，能记住疗养者姓名的不单是主治医生，而且还有护士、食堂售货员、护理员，以及那些为无法行走的病号送饭上门的人。
当局也关心机关的精神食粮。
有剧院售票处，专门向高级官员及其家人提供任何一场戏票；有专用的书书籍发送处，以保证首长们的书籍供应（中央委员会还有自己单独的发送处）；甚至还有专门的可以撕扯的票券簿，使拥有者五天一次获得两张任何影院的电影票，不过不得迟于开演前半小时到场……
官员福利系统一直扩大到区党委（规模自然要小一些）。州中心有专用门诊部及医院、食品基地和专用食堂。进门时凭贴有照片的通行证放行的专用食堂，虽说州党委和州执委会同在一座大楼里，但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去食堂用餐时常常分别在不同的餐厅——党委的人权力最大，用餐时甚至与苏维埃的人分开……还有一个仅供最高领导人使用的餐厅。州里和区里的头头们饱餐之后，再将为家人打包的食品放进黑色“伏尔加”牌轿车的后备箱。
总书记身边小圈子的日常运转勃列日涅夫成为国家元首之后，不曾考虑过他究竟准备做些什么，他没有任何纲领。但他手中所掌握的巨大权力和肩负的重大责任不容许他采取冒险步骤，仓促行事。他承认有些事情他不懂，愿意向专家请教搞清楚。
勃列日涅夫常常爱向人讲述一件“劳斯莱斯”的趣事。那天他驾车从莫斯科前往扎维多沃，卫队前后相隔很远。中途在一个地方他看见两个提着网兜的妇女。她们招了招手。总书记便让她俩上车，送到了目的地，正好顺路。妇女们没有认出勃列日涅夫，给这位司机手里塞了一张三卢布的钞票。他笑了笑，不动声色地将那三卢布放进衣袋，继续开车前进……
勃列日涅夫成为第一书记的时候，机关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赫鲁晓夫的种种荒谬念头业已告终，与勃列日涅夫应该可以共事。“早期的勃列日涅夫”与“晚期的赫鲁晓夫”相比，行为举止非常谦逊。他能倾听他人的意见，并不排斥他人的观点，也允许同自己争论。
他的国际事务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让勃列日涅夫看他所喜欢的一则引语：“朝自己的下属大喊大叫的人并非易于冲动之人——那不过是粗野的人。朝自己的上司大喊大叫的人才是易于冲动之人。”
勃列日涅夫哈哈大笑：
“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你老是对我大喊大叫。”
勃列日涅夫善于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善于讨人喜欢。他曾对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说：
“你知道吗，安德烈，魅力在政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勃列日涅夫喜欢留影，他知道自己很上相。因此塔斯社特意派来一个摄影记者——穆萨埃利扬，以供他支配。此人陪伴勃列日涅夫出行，为他在家人圈子里和疗养地拍照。
当年担任中央委员会行政机关部副部长的德鲁戈夫将军讲述，白俄罗斯进行大规模军事演练之后，邀请勃列日涅夫进行总结。
德鲁戈夫迟到了一分半钟，进门时桌旁只剩下两把空椅子。他便在其中的一把上坐了下来。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勃列日涅夫和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马舍洛夫。马舍洛夫坐上了主席的圈椅，勃列日涅夫坐在德鲁戈夫旁边。后者连忙站了起来。
“德鲁戈夫，你哪儿去呀？”
“我坐的不是自己的位子，列昂尼德·伊里奇。”
“坐下吧。要不，如果他们再给我斟上一小杯，我就会聊上一个钟头。你可要制止我。”
在那些年中，勃列日涅夫尚不失幽默，也可以拿自己开玩笑：
“我喜欢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医疗主任恰佐夫院士回忆说，“这是一个身材匀称、衣着整洁、神态端庄、一副军人仪表的男人，面带欢快的笑容，交谈时坦诚的风度令人产生好感，幽默风趣，言语流畅（他那时候尚未出现发音不准的现象）。只要他愿意，他便能够博得交谈者对自己的好感。他讲起话来庄重得体，饱含善意，十分在行。”
善于交际的勃列日涅夫，喜欢呼朋引类到他那里聚会，讨厌孤身独处。
恰佐夫感到惊奇的是，勃列日涅夫有一次给他打电话说：
“你明天晚上打算干什么？我想请你到别墅来，朋友们准备聚一聚，庆祝我的生日。”
恰佐夫简直不知所措，总书记的邀请是如此出人意料。扎列奇耶别墅里高朋满座：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齐涅夫、楚卡诺夫、民航部部长布加耶夫、克格勃第九局局长长安东诺夫……勃列日涅夫讲了许多笑话，他居然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
“他善于交际，容易相处，喜欢讲笑话，言谈俏皮、敏锐，而且很会开玩笑，特别是在节庆酒宴期间，”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罗季奥诺夫写道，“他能突然敞开心扉，无话不谈。比如，他曾谈起过戴上莫诺马赫王禔是多么难受，说在这项大帽子之下，脑袋里即使在夜间也萦绕着白天所考虑的一切，而必须加以考虑的事情简直多如牛毛！”
他是个多愁善感之人，老喜欢追忆青春时光。
“说来可能令人惊奇，”阿尔巴托夫院士回忆说，“比如，在心情舒畅的时候，尤其是在节庆酒宴期间（身体还好时，从不拒绝推杯换盏，但据我判断，他也知道自己的酒量，至少在垂暮之年是如此），他会突然开始朗诵诗歌。
“他能背诵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作家，俄国颓废派文艺创始人之一）的长诗《萨基亚·穆尼》和叶赛宁的许多抒情诗。青年时代勃列日涅夫（这是他有一次当着我的面自己讲的）曾参加业余剧团‘蓝衣社’，梦想成为演员。他对表演有着明星的才能。我有时候发现，他在会晤外国人期间也都‘表演’（应该说演得不错）。”
兴致勃勃之际，勃列日涅夫有时甚至会朗诵自己所写的诗：
“记得有一首《政委之歌》，”斯米尔诺夫写道，“那是以拉普式的浪漫主义精神写成的，讲述一位政委死在整团哗变士兵面前的讲台上。”
他也曾打算施恩于人。例如，他出面保护过塔甘卡剧院总导演柳比莫夫——诚然，并非出自他的主动，而是他的顾问萨莫泰金上书的结果。勃列日涅夫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打电话，吩咐他取消关于将柳比莫夫撤职的决定。结果当柳比莫夫上演根据瓦西里耶夫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改编的感人话剧的时候，他非常高兴。提起这出戏时，勃列日涅夫会热泪盈眶……
曾经给勃列日涅夫看过一部十分出色的影片《白俄罗斯车站》，该片同样遭到禁映，而勃列日涅夫看后深为感动，这才让观众得以一睹这部片子。
杰出的演员赖金力图在对他态度较好的莫斯科让自己的节目得到承认。列宁格勒的意识形态领导人比首都的领导人更为愚昧无知，只会对他进行迫害。
赖金早在战前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即已与勃列日涅夫相识，仅有这一点就足以挽救这位杰出的演员。勃列日涅夫给了赖金在首都的第二套住房，而当他要求将他的剧院迁来莫斯科时，问题立即得到解决，给他划拨了位于玛利亚园林的“塔吉克斯坦”电影院的一座大楼。然而业已重病缠身的赖金在新大楼里仅仅演出了几个月。
勃列日涅夫很乐意帮助解决问题。有人向他要住房时，他并不生气，相反，他会当即发出提示，而且要求向他报告执行的情况。
“但不能说勃列日涅夫为人善良，”十分了解他的扎米亚金曾对我说，“他是一个狡诈阴险之人。虽然与他交谈时显得很随和，给人留下慈父般的印象，让人急于向他敞开心扉，但别人却警告我，不值得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