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部长换将
所有曾经帮助过勃列日涅夫夺得政权的人，都已迅速丧失了自己的职位。
勃列日涅夫仰赖军人，对他们有求必应。他自认为是行伍出身，以拥有军衔和勋章自豪，喜爱穿军服。
马约罗夫大将回忆过1968年他应召晋见总书记的情形。谈话的内容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将军身着野战服，脚穿皮靴，腰系皮带，进门喊报告。办公室内除了勃列日涅夫，还坐着苏斯洛夫。
勃列日涅夫满意地说：
“瞧，我们武装力量的制服多么漂亮。其实是我们的各位元帅说服尼基塔（指赫鲁晓夫），规定裤腿不塞进靴筒里，脚穿矮帮皮鞋。这可是在污秽不堪的环境里呀！”
苏斯洛夫默默地听着。
“实际上是我们的将领们在办公室里养出了将军肚，”勃列日涅夫指了指肚子，“现在他们要蹬上大皮靴已经变得很吃力了。”
勃列日涅夫完全沉浸在愉快的回忆之中。
“我喜欢的还是老制服。咳，只要一系紧这个地方，”他拍了拍自己的肚子，“就会觉得自己变年轻了。不由得会想，要能那样会追求姑娘们也不错呀……”
将军和元帅们对勃列日涅夫普遍持肯定态度，他与赫鲁晓夫形成特别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将他们看得无足轻重，从不肯以授奖授衔取悦于他们。
在勃列日涅夫1968年的工作笔记中常可见到一些说明：
“关于奖赏。授予格列奇科列宁勋章，授予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英雄称号，叶皮谢夫——列宁勋章，铁木辛哥、叶廖缅科、巴格拉米扬和莫斯卡连科——十月革命勋章。所有的元帅均配备一辆‘海鸥’牌公务小轿车。”
1960年代勃列日涅夫前往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军部队向军官们发表讲话的时候，外交部工作人员波戈莫洛夫曾见到过他。勃列日涅夫发表罢简短的祝酒词，便轻松地一口气干掉一玻璃杯伏特加。各种小吃应有尽有，但他连尝也没有尝一口，就立即开会。据波戈莫洛夫说，这一来军人们对他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以自己的豪举令军官们惊叹不已。
国防部长一直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因为1964年秋他支持了勃列日涅夫。就观点而言，他更像保守派，按性格来说，则是一个冷静之人。他并不热衷于宴饮和狩猎，宁肯弈棋和垂钓，一向寡言少语，在家里也是一声不吭，反复演练国际象棋的各式棋局。
在西方，马利诺夫斯基被视作主张使用核武器的主要战略家。不过核导弹技术装备的建造者们都抱怨，别指望获得马利诺夫斯基的支持。他们常说，他的水平还赶不上多兵种合成部队一个师或集团军的指挥员。他容忍主管技术专家仅仅是因为，上级领导需要导弹。
切尔托克院士回忆说，马利诺夫斯基部长一向对建造火箭和进入宇宙的竞争鲜有兴趣，他只想少搞一些重新审查、重新配置，以便平静安闲地度过余生。马利诺夫斯基同样保守地对待其他的新式技术装备。例如，他对直升飞机就不肯认真看待，不相信这种旋翼飞机会成为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
较为年轻和雄心勃勃的军人们都聚集在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列奇科周围。可以预料，马利诺夫斯基的部长不会当多久了。旧日的功劳已无足轻重，所有曾经帮助过勃列日涅夫夺得政权的人，都已迅速丧失了自己的职位。马利诺夫斯基对此心中有数，自己也说：
“再过一年半载，我就要退休了。”然而他并没有活到退休。
1966年11月7日，他进行了平生最后一次阅兵，尽管一条腿疼得厉害。第二天便躺下了，再也不曾站起来。他被送进医院，没能从那里出来。1967年4月3日为他举行了葬礼。
勃列日涅夫让格列奇科元帅成为新部长。战争期间他们曾一道在第18集团军服役。
格列奇科在部队中广受尊敬。他拥护研究制造新式军事技术装备，在他的帮助下，武装直升机和一些新型坦克用于列装部队。元帅年轻时曾在轻骑兵中服役。他身材魁梧，神态端庄，喜欢队列训练，要求在部队中开展体育活动。
随着年龄的增长，勃列日涅夫愈益频繁地回忆其战争年代，对他而言，这实际上是关于青春岁月令人愉快的记忆。
他喜欢过问军事，常常同将军们会面。所有拟任高级军职的候选人均须由中央委员会批准，党中央行政机关部主管军事干部。能进部机关的基本上都是政工人员，他们并不与战斗指挥员接触。战斗部队人员常常抱怨，老广场的人同他们讲话时态度傲慢，爱教训人。
掌管行政机关部的是萨温金。
1968年，勃列日涅夫批准他为行政机关部部长。萨温金长期稳坐部长的交椅，因为他善于搞好人际关系，避免发生冲突。部里任命的统计监督官员是主管政治部门的副师长。在中央委员会，与这一职务的候选人进行谈话的是行政机关部的指导员。
师长以上已经是中央书记处任命的干部，与他们谈话的是副部长和部长，但并不需要上书记处的会议，而是通过问询方式加以批准。
韦尔捷尔科上将讲述过，身为高级鉴定委员会主席的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元帅，想要从报请授予将军衔的名单中删除一个名字，可是随员却阻拦元帅说：
“名单已经在中央委员会签注过了，元帅同志。”
于是元帅手中的铅笔就僵住不动了。
阿梅利科海军上将被推荐担任国家海军反潜部队副总司令职务。这位身为太平洋舰队司令员的海军上将却不愿调往莫斯科。于是中央行政部部长萨温金便领他去见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说：
“我国与外国潜艇作斗争的状况很糟糕，我们决定把这件事托付给你。”
“谢谢，”海军上将回答道，“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您的信任。”
“嗯，好好干吧。”勃列日涅夫握了握他的手。
海军上将已经走到门口的时候，总书记又叫住了他说：
“可我得到报告，说你拒绝担任这个职务。”
“最高统帅同志，”海军上将回答道，“我可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拒绝，什么地方不应该拒绝。”
“这就对了。”勃列日涅夫满意地说。
1966年12月19日勃列日涅夫年届花甲。有人出面向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们收集了一笔钱，用来制作寿礼，还通过决议，再次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但勃列日涅夫告诉波德戈尔内，他只想当苏联英雄。波德戈尔内指出，战争20年前即已结束，但勃列日涅夫却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波德戈尔内向谢列斯特转述了这次谈话，他发现上过前线的人都不喜欢这件事情：
“我已经签署了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文件，我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的。”波德戈尔内嘟哝着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可是勃列日涅夫是没完没了地纠缠我，我再也承受不住这种压力了，但又不想搞坏和他的关系。”
勃列日涅夫总算得到了那枚金星奖章。
“您想不到为什么他想当苏联英雄，而不当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呢？”恰佐夫院士问我。“当他的健康开始出现麻烦的时候，他回想起的只是战争。他变得多愁善感了，观看影片《军官》时热泪盈眶，顿时希望人家给他一把马刀，而不要别的什么东西。”
勃列日涅夫三番五次地对军人们说：
“既然我是最高统帅，那么军衔也应当与此相称，中将可不适合指挥武装力量。”
顺带说一句，赫鲁晓夫从战场归来时是中将，他便一直都是中将。帮闲的人们提出再给第一书记肩章上增加几颗星，赫鲁晓夫很明智地加以拒绝：
“我就这样也能对付得了你们。”
格列奇科为了对任命他为国防部长表示感谢，建议越过上将衔，授予勃列日涅夫大将军衔。勃列日涅夫颇为满意。有一次在扎维多沃，他身着肩章崭新的将军服赴晚宴，得意洋洋地望着周围的人：瞧我多么神气！
爱开玩笑的格列奇科与勃列日涅夫很要好，他是绝无仅有的敢在中央全会上以“你”称呼勃列日涅夫的人。
他在发言时指出，中国人的核导弹并不怎么多。
“而我们呢，”他略略沉默后面对主席团说：“列昂尼德，你估计我们有多少呢？”
勃列日涅夫制止了他：“不能说，别吓唬人！”
紧张的边境
1964年秋苏联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并未能降低对华关系的紧张程度。不过勃列日涅夫倒是试图利用赫鲁晓夫被革职之机，消除矛盾，使得与北京的关系正常化。赫鲁晓夫下台数日之后，苏联驻北京大使契尔沃年科（原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收到莫斯科发来的密码电报：
请去拜访周恩来同志，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名义转告他：莫斯科乐意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参加伟大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莫斯科同意中国代表团此行可供建立联系、交换意见。我们赞成中共中央关于应当“逐步改善苏中关系”的意见……
执行情况望电告。
赫鲁晓夫刚一被革职，中国便进行了首次核弹试验，北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自信。
中国代表团前来莫斯科参加了节日活动，但持续四天的谈判却毫无成果。1964年11月14日，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全会上谈到这方面的情况：
“以苏共的总路线迄未改变为由，中国同志拒绝接受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而且他们说，如果苏共仍然奉行二十大的方针，遵循自己的纲领，那么他们便看不出停止斗争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指责柯西金，说苏联政府首脑在11月7日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走到美国大使面前并与之交谈。
“当柯西金同志以友好的姿态向美国大使走上去之时，我为之脸红。”康生声称，“在帝国主义者面前，他显示出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两种态度。”
勃列日涅夫对中央全会的与会者们说：
“当时曾通情达理地告诉康生，这只不过是外交上惯常的做法，任何政府首脑都会遵循，包括周恩来同志本人在内。这一事件显然表明，为了与中国的同志们达到相互理解，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苏联代表团建议举行高层会晤。周恩来回答说，还需要为这种会晤创造合适的氛围：
“如果你们什么时候认为举行这种会晤的条件已经成熟，你们可以提出某种具体的方案——讨论些什么，如何进行讨论。”
对勃列日涅夫而言，这是具有国际性质的首场重要会谈。然而会谈结束后，他的情绪却很悲观：
“极有可能，中国同志将此次接触视作一种火力侦察，他们试图借此摸清我们捍卫苏共原则性路线的坚定程度……我们今后仍将十分坚决地捍卫我们党的原则立场。我们不可能走上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进行武装冒险的道路。我们不会放弃提高劳动人民福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路线。无论与中共保持和睦与友好对于我们多么宝贵，也不能为之付出这样的代价……”
尽管如此，起初勃列日涅夫并未丧失取得某种接近的希望。他从北京召回了对中国领导人采取强硬态度的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对契尔沃年科并无个人方面的不满，他被调往巴黎）。然而北京很快又恢复了对苏联领导人的批判，谴责他们蜕化变质，抛弃了社会主义理想。
中国预料，他们会遭到来自苏联方面的进攻，所以在全国各地建造防空洞。莫斯科目睹中国在备战，便考虑如何战胜对手，开始将中国视作头号敌人。边境上也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只是在达曼斯基岛（此为当时苏联的称呼，即中国的珍宝岛——译者注）上发生投入火箭炮兵的战斗，才使双方有所克制。
对莫斯科而言，冲突事件有可能发展成为军事交锋。据其当年的助手回忆，安德罗波夫建议用边防军的部队制止冲突扩大，不允许集团军参与战斗行动。
也有人拥护另一种观点——利用该事件为借口，对中国实施强有力的打击。据布鲁坚茨回忆，空降兵司令员马格洛夫在与一批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谈话时抱怨说，不允许他给中国“上课”。他向中央委员会的人暗示，要是能将他的“空降兵小伙子们”空投到北京那该多好，他们能在那里对付一切……
然而事情很清楚，对华战斗行动中的任何成功都只具有暂时的性质。其后又该怎么办呢？与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进行无休无止的战争吗？抑或使用核武器？
勃列日涅夫反对紧张升级，于是冲突逐渐停歇。柯西金领受了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使命——与中国人进行谈判。1969年3月末他给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去电话，拿起听筒的是外交官叶利扎维京。柯西金说：
我受政治局委托，要亲自与毛泽东或周恩来同志进行协商。我们试图用高频电话与他们联系，但北京电话站里值班的一个家伙，她的回答十分粗鲁，并拒绝接通我和他们之间的线路。大使馆有什么办法帮帮忙吗？
叶利扎维京解释说，现今如果没有事先与外交部商定，要同中国领导人取得联系几乎不可能。于是大使馆正式请求外交部安排两国政府首脑之间的通话。一名中国官员回答说：
“任何电话交谈都不可能。如果苏方有什么话要告诉中国领导人，那么此事应当通过外交渠道办理。”
对此叶利扎维京在电话上报告柯西金时用语很克制，因为中国人肯定在对高频电话的交谈进行窃听。
与中国人对话的首次适合的机会出现在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期间。柯西金和周恩来都飞抵河内。据葛罗米柯秘书处原工作人员齐布科夫回忆，苏联外交官向中国人建议安排一次会晤。
中国人迟迟没有反应，柯西金等不及，便起飞返回苏联。当他已经在塔什干作中间着陆的时候，北京才通知说，周恩来准备与他会晤。
政治局认为，柯西金返航有失身份。不过头脑机敏的葛罗米柯想出了一个办法。柯西金终归飞往北京，但在正式报道中则说，返国途中在中国首都作了停留。北京机场的会谈让两国之间的紧张程度得以降低。
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相互敌对，导致了美中关系走上正轨。这本身又迫使苏联领导人增加与美国人的接触。
外交政策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认真关注。他起初多少有些怯于国际事务，感到自己不太有信心。勃列日涅夫作为共产党总书记，常常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举行会谈。但根据记录，与西方国家首脑——总统或总理会晤的，要么是政府首脑柯西金，要么是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
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回忆，每次他回莫斯科，必定要向勃列日涅夫讲述美国的形势。谈话结束时，照例要请其“对今后作指示”。勃列日涅夫总是和颜悦色地回答说：
“你还需要什么指示呀？你比我更懂得如何同美国人打交道，最主要的是维护和平。”
不等边三角形——外交部长在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之间葛洛米柯坚定地站在勃列日涅夫一边。他一再表示，所有的重要会谈都应当由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不是政府首脑来进行。
柯西金起初觊觎在外交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他很乐意出国和接见外宾。在这方面，葛罗米柯和柯西金之间的关系有欠融洽。
1966年1月，柯西金花了将近两星期时间，试图拉近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与印度总理夏斯特里的立场。两国间无休无止地大动干戈，苏联希望充当调停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