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列斯特表示反对：
“问题不在于列举一些数据。应当说，他是有错误的。可是战争呢？他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呢？这可是全世界众所周知的事。”
马祖罗夫则不存在疑问：
“文章是应当发表的。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花销，但显然这主要是针对外国活动家的，而不是针对我们的人。我们这里会正确理解一切的。如果不写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情，那又如何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呢？我觉得，应当考虑在斯大林的墓前竖立一尊像。”
基里连科反对：
“我们没有任何根据为斯大林洗刷或者改变先前所通过的决定，特别是那些已经在1956年写进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内容。这篇文章会被我们的敌人加以利用，它会向他们提供诬蔑我们的材料。欧洲没有哪个党会拍手欢迎诸如此类的文章。”
基里连科指的是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的著名决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其中首次谈到斯大林的罪行。
党的监督委员会主席佩尔谢同样产生怀疑：
“的确，斯大林所造成的危害很多，而且其伤痛至今还能感觉到。这一代人都还健在。90年，这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也许，并不需要一篇文章，刊登一则简讯也就足够了。”
格里申认为，应当纪念斯大林的90诞辰：
“近年来写了许多回忆录，都不同于中央委员会早先通过的决议。如果能有一篇文章，它倒可以对此起到平衡作用。不过这篇文章应当写得符合中央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谢列平同样毫不迟疑：
“发表文章可以显示我们的真诚和一贯性。比如，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勃列日涅夫同志在纪念胜利20周年的报告中提到斯大林时所受到的欢迎。这一次人民群众也会正确对待的。”
谢列平指的是1965年5月8日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勃列日涅夫提到了斯大林一次：“当时成立了以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约·维·斯大林为首的防务委员会，以便组织领导还击敌人的一切行动”，全场曾报以阵阵掌声。
柯西金毫不掩饰自己对领袖的好感：
“应当寻求正确解决办法的不单是这个问题，而且还有斯大林在历史上总的地位。况且近年来关于斯大林我们这里的确陆续写了许多东西，朱可夫和其他一些人都写过。人们在读，而我们的官方报刊上却没有资料。于是人们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进行各种各样的议论，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这篇文章则可以让一切都能恰如其分。应当表明，党谴责他的错误，但也指出他积极的方面。”
乌斯季诺夫更是赞成对斯大林的一切好评：
“在我看来，所分发的文章初稿很好。如果将该文发表，毫无疑问对我们会有好处。”
中央书记兼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发表了反对意见：
“你们还记得吧，二十大之后在这方面有许多议论，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担心。现在怎样做更好呢——是重新引起担心呢，还是让它就像现在这样，亦即心平气和？十月革命50周年时我们对斯大林可是什么也没说。而当时我们同样讨论过这个问题嘛。”
波诺马廖夫提到当时在政治局会议上曾两次研究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大会上的报告文本。同样是那些人（苏斯洛夫和柯西金）发言反对提斯大林的名字，然而如今已时移世易……
波诺马廖夫于红色教授学院毕业后，在共产国际起步，领导苏联情报局，是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的助手。波诺马廖夫独立精神不足，因此一直未能成为他所期望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里对他并无好感，但一直将他看作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行家。
他坚持青年时代的某些理想，憎恨斯大林。
“在纪念粉碎希特勒德国20周年的报告中是一种说法，而现在又发表这样的文章，”波罗马廖夫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比如说，哥穆尔卡的同志们、卡达尔会怎样说呢？历史上的斯大林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对此需要谨慎从事。”
安德罗波夫坚决反对波诺马廖夫的说法：
“同志们，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内部问题，所以我们应当自己解决，不必看国外的脸色。
我可以说说国外的情况。比如，卡达尔同我会谈时就说过：为什么你们不把伏尔加格勒更名为斯大林格勒？这终归是历史上的名称。你们看，卡达尔就是这样的人。我认为应当发表这篇文章。”
沃罗诺夫指出，“如果我们不发表这篇文章，将是一大损失。”索洛缅采夫说，需要发表这篇文章，因为“现在新的青年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除了崇拜之外，对斯大林一无所知”。
谢尔比茨基重复他的话：
“你们拿课本来看看。学校里在这个问题上都讲了些什么？是怎么向我们的青年解释的？除了崇拜，毫无定论。”
库纳耶夫和拉希多夫的意思是，“正确的好文章是有益的。”库纳耶夫也赞成这篇文章。
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马谢罗夫的态度很坚决：“我十分明确地、毫不动摇地认为，应当根据同志们在这里所说的精神予以发表。人民会欣然接受的。”
卡皮托诺夫为了保险，只援引了他人的意见：
“许多州委、边疆区委和加盟共和国中央的书记常来见我。我觉得，他们之中多数人都倾向于发表一些材料，以纪念斯大林90诞辰。”
总而言之，政治局委员们完全讲真心话而意见又很分歧，这是很罕见的事。大家都发表意见之后，勃列日涅夫对讨论作了很好的总结：
“我坦白地告诉你们，起初我采取的立场是不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值得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吗？可是，经过与许多州党委书记交谈，又听取了你们的发言之后，我认为，我们如果发表这篇文章，的确好处终归还是要大一些，因为谁也不能反驳他的革命功勋。同时谁也不会怀疑他犯有严重错误。当然，问题并不在于列举牺牲的人的一些数字，而是要以心平气和的语气，用苏共中央理解这个问题的水平和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决定的精神，写出一篇文章来。如果我们发表这篇文章，那么每个人都会明白，我们不怕讲出关于斯大林的真相，指出他在历史上占有何种地位，让人们不致认为某些元帅、将军在回忆录中对这个问题的阐释会改变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这一路线现在将在这篇文章中进行宣示……”
文章进行了最后加工，压缩至五页，作为编辑部文章发表在1969年12月21日的《真理报》上。
1970年，斯大林的坟墓上安放了一尊胸像。
同样在1970年的岁末，开始了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报告的起草工作。12月在勃列日涅夫那里讨论了讲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的那一部分。参与的人是中央书记杰米契夫和卡皮托诺夫、文化部长绍罗、科学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勃列日涅夫说，这一部分一片祥和的特点令他困惑不解，讲的都是成绩，仿佛没有困难、失误、缺点。应当让中央委员会率先讲一讲我们还未来得及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他称赞外国广播善于工作：
“而关于同一件事情，我们的人过了三天才讲，而且没有一句生动的话。”
参加讨论该报告的斯米尔诺夫感到惊奇：难道勃列日涅夫是在考虑所谓的意识形态工作正变得一片死气沉沉吗？莫非他已发现大众传媒未能履行自己最首要的任务——提供信息？
“让我们考虑一下，”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都说意识形态是一个薄弱的领域，这是否有道理。须知可以受到窃窃私语的影响：每天都对你悄悄念叨——最后你也就相信了……我想知道：是这样呢，还是那些人在信口开河，他们并不懂得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是它的成绩，什么是它的缺点。”
“我说的就是，应当在代表大会上维护政治局，还有个人的威信。请正确地理解我的话，我想对诽谤者给予回击，但也不掩盖缺点。应当说，中央委员会在报告所总结的期间之内作了很大的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整个创作知识界、科学界人士。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勃列日涅夫在二十四大上报告了他担任党的首脑四年间的工作，任何批评都会意味着他有些事未能做到。
勃列日涅夫很伤心：
“二十大彻底改变了整个意识形态战线。我们至今还不能让它恢复元气。那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倒谈得不多，更多的是指责党的整个制度……已经十五年了，我们怎么也无法把这种情况纠正过来。”
勃列日涅夫已与赫鲁晓夫路线决裂。他在内心中仍然赞赏斯大林，认为斯大林的罪行并不是意外的灾祸，揭露这些罪行才是一场灾难。
据斯米尔诺夫说，勃列日涅夫希望“将那些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成就和胜利、秩序和纪律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忘掉大规模的清洗、集中营、贫困和对民主的践踏。尽管自己怀着偏袒与同情，他却明白不能让国家倒退，所以竭力让它避免向左、向右急转弯的危险……但也坚定不移地抗拒无论什么样的改革和让生活的面貌更新。”
难当的宣传鼓动部长杰米契夫主管意识形态部门整整十年。
1965年3月，勃列日涅夫将属于赫鲁晓夫亲信的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叫到他那里，直截了当地说：
“同志们提出一个问题，说您必须退职。您与先前领导人的联系过于紧密。”
伊利切夫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毕业生，斯大林时期他曾任《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总编辑。领袖逝世后，他奉命去外交部领导报刊局。他是美好生活的爱好者，很欣赏自己引人注目的地位。由于生性活跃，他开始主持为苏联和外国记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这种会当时还极为罕见）。他善于即兴发挥和易于沟通，引起了高层领导对他的注意。
1958年赫鲁晓夫委托伊利切夫主管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1961年又让他担任中央书记，1962年兼任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同年他当选为院士。
伊利切夫办事敏捷、手脚麻利，赫鲁晓夫对他比对其他行动迂缓的“思想家”更为喜欢。1963年受赫鲁晓夫委托在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上作主要报告的正是伊利切夫。那些疾言厉色的言论让人们记住了伊利切夫，他在讲话中猛烈抨击偏离总路线的作家和文化活动家。勃列日涅夫可不需要这种声名狼藉的人。
伊利切夫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而意识形态工作则托付给性格稳重、观点温和的杰米契夫，此前他曾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不怀好意的人仍然叫他“化学家”，况且他确实毕业于莫斯科门捷列耶夫化学技术学校。
杰米契夫当过赫鲁晓夫的助手，但他的这一点得到了原谅，因为1964年秋他坚决反对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去世之后，谢列平提议任命杰米契夫为国防部长：杰米契夫富有军事经验，曾在军中从事政治工作。但考虑到勃列日涅夫对谢列平的看法，这样的举荐只会对杰米契夫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