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作为一个开国之君，生性节俭，对于已被立为太子的大儿子杨勇衣饰的华贵很是不满，曾告诫他说：“自古帝王，从来没有生活奢侈而能长久的，你是太子，要以节约为先。”并送给他一件当年的旧衣服和打仗时所吃的臃菜一盒，让他不要忘了创业时的艰难，隋文帝的老伴独孤皇后又最憎恶男人亲近女色，对太子嫔妃如云也很反感。
当时杨广正在阴谋夺取太子的位置，他看出了父母的好恶以后，便刻意迎合，虚情矫饰，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十分俭朴规矩的模样，每当父母来到他的居所时，他便事先将自己那众多的宠姬美妾以及他们所生的子女另藏别处，只留下明媒正娶的萧妃在身边，连往来侍候的奴婢，也都是一些非老即丑的女人，穿戴无华。室内原有的华丽陈设全都撤下，一律换上陈旧的家什，乐器上的浮土也留着不擦，还故意将琴弦弄断，仿佛好长时间无人玩弄一样。
隋文帝老两口果然上当了，对大臣们一再夸赞他的这个儿子是如何的不近女色，不喜声乐，杨广就用这种手段，挤掉了杨勇，而谋到太子的位置。
诡道方略之：戴季陶的艺术
戴季陶是蒋介石的理论家，他是悟出了明白上司的好处。
这个戴季陶一生疯疯癫癫，做了许多怪事，但他精通政治权术，善于揣摩上意，很能体会蒋介石的意思，关键时刻总能帮蒋介石一把，因而在民国官场立于不败之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国民党五届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蒋介石决定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各方以为宋子文救蒋有功，行政院长非其莫属。果然蒋推宋子文继任，无人异议，独有戴季陶站起来说，子文同志侃侃大才，党国倚重正殷，将来必委重任。但在今日之情况，则天下将以为委员长以国家名器为私人酬庸之具，以为子文同志出处之玷，非所以爱子文之道。
这一番慷慨陈词，显得堂堂正正，无可辩驳，弄得宋子文哭笑不得，眼看到手的行政院长一职又白白地丢了。
戴季陶的这番话不合宋子文的心意，却很合蒋介石的心意。蒋不愿宋出山，因为宋子文有才华，在英美方面很有影响，不愿对蒋俯首听命，这正是蒋不能容许的，因此，蒋就借戴季陶的“元老”地位阻止宋子文当行政院长。
不明白内情的人，还以为戴季陶这番话，既得罪了蒋介石，又得罪了宋子文，实际上蒋介石希望戴这样说，无怪乎蒋说：“知我者，戴公也。”
由此可见，民国政坛的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政客们表面上一套，背后又一套，玩得非常娴熟。
戴季陶作为蒋介石的政治工具，是很有用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戴季陶官运亨通。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另一次戴季陶对蒋介石用意的理解。
按照“制宪国大”会议决议，1948年为“实行宪政年”。实行宪政，就得选举总统。
显然总统非蒋介石莫属，但老蒋既要做总统，又要造出人们拥戴他的气氛。因此，他首先便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坚决辞让”做总统候选人。
1948年4月4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举行第六届中央临时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戴季陶本来可以因病请假，但他考虑到，选举总统是件大事，在这关键时刻，岂能袖手旁观？因此还是带病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在会上致词，他假惺惺地声称：“渠不拟参加大总统竞选，望本党同志慎重选择未来元首。”接着他提出了总统候选人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
（1）文人；
（2）学者专家；
（3）国际知名人士；
（4）不一定是国民党员。
按照这些条件，显然只有胡适才够资格。让胡适当总统是美国人的意思，蒋介石提出这四个条件，也只是敷衍美国人。“中华民国”总统的头衔，他是不肯让给他人的。蒋介石讲话后，即宣布暂时休会，下午再开。
下午的会议，蒋介石未到，由何应钦主持，围绕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代表国民党各个派系的中央委员们便沸沸扬扬地闹开了。有的人直截了当地提胡适当候选人；有的人则不同意，认为胡适不配做总统；于是，一些人又提出吴稚晖、于右任、居正做总统候选人。这些人在发言中，都先把蒋介石恭维一番，说他如何“劳苦功高”，为了爱护“领袖”应该让他暂时休息一下。发言的多是一些比较年轻、对蒋介石素来不太满意的人，特别是黄宗人一再上台发言，闹得最起劲。
右派的潘公展、萧挣等人则极力主张维护蒋介石的统治，他们提出反对意见，坚决拥蒋当总统。
戴季陶坐在最前排，他一声不响，静静地听着两派人物的发言，同时内心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对策。他深深地知道，蒋介石提出不做总统候选人，是做戏给美国人看的，也是对国民党部属的一种民意测验，是争权力的一种手段。几十年的政治生涯，戴季陶对他这位把兄弟是深有了解的，以退为进，是蒋介石一贯的手法，他越是提出不愿当总统，就越是说明他想当总统，在这种时候，谁要是不明真意，顺了他的话去作，那保准是会倒霉的。戴季陶纵然对蒋介石也小有不满，但决不会与他作对的。而最主要的是，戴季陶看到，国民党政权已成崩溃之势，只有蒋介石能与共产党抗衡，收拾残局，能稳定这风雨飘摇中的半壁江山，因此，他认为，这个代总统非蒋莫属。
这时，刘公武上台发言，他主张接受蒋介石不任总统的提议，并剖析其厉害，他的话没有说完，便遭到右派气势汹汹的恫吓。见此情形，戴季陶再也忍不住了，他顾不得自己病势严重，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登台发言。他十分激动，满脸涨得通红，几乎是用教训的口吻斥责“总裁不当总统为宜”这一派人的意见。说他们不懂政治，不顾大局，此种做法只能致“中华民国”于绝境。他力言就国民党的历史来说，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就国民党对国家的责任来说，都非蒋先生担任总统不可。戴季陶一番话说得振振有词，台下顿时鸦雀无声，以戴季陶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威望，谁都不敢与之争锋。于是，戴季陶一锤定音，拥蒋派占了绝对优势。最后，通过一项决议，推张君迈、吴铁城等5人向蒋劝驾。结果是蒋介石欣然接受了。
诡道方略之：悄悄俘虏领导心
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不仅是位经商老手，也是一位拍马大师。
胡雪岩深知中国封建社会“官”的重要意义，离了“官”什么也办不成。胸怀大志的他不惜以自己失业为代价，冒险挪用钱庄500两银子资助一位穷愁潦倒的冗吏王有龄升了官，使王有龄感激不尽。王有龄进入官场后，官运亨通，连连高升，权势日隆，胡雪岩便利用王的权势，自己开设私营“阜康钱庄”，从此以金融业为中心，周旋于官府、帮会和洋商买办之间，极尽投靠、勾结、拉拢、网络和收买之能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并利用这个关系网大肆进行各种合法的、非法的经济活动，他工于心计，精干谋划，手段高明，处事圆滑，在生意场上以极其精细的连环计，进行大规模垄断性经营，屡屡得手。
除做蚕丝、茶叶生意之外，还帮清政府大举洋债大量进口军火，这些大生意使银子流水般地涌进自己的钱庄，短短十年，家财暴增到亿万，富可敌国，阜康分号遍及江南十数个省市，并有十多家药店、当铺……发达后，胡雪岩捐官至二品，顶戴花翎，显赫一时，人称“红顶商人”。
胡雪岩官商相通，以行贿手段把一堆贪官污吏伺候得舒舒服服，他善于摸透官吏们的性格、爱好、投其所好，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办法，使这班“老爷”们在胡雪岩面前服服帖帖，听候“调用”。
太平军攻破杭州后，王有龄死去，胡雪岩失去了官府靠山，经仔细权衡，他选择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一品大员左宗棠为靠山。左宗棠当时是镇压太平天国方面军的主帅，官衔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钦命督办浙江军务”。这是位权势显赫的社稷重臣。对于胡雪岩来说，以杭州为中心进行商务活动，离开了左大帅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是，左大帅这位湖南蛮子，为人正直，办事公正，清正廉洁，最棘手的是当时已有人向左宗棠密告胡雪岩贪赃在法，“生活起居，俨如王侯”，左宗棠正准备拿他法办。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胡雪岩镇静自若，他有充分的自信拍准这位左大帅的马屁，他针对左大帅的性情，精心设计了求见左的方案，主动拜见左大帅，他看准了左的清廉刚正，抛弃贿赂个人的老套路，而是将大量钱财用于战后拯救，帮助左宗棠解决他最关心的问题。
胡雪岩当面向左宗棠“捐献一万担米”。而时值兵燹之后，哀鸿遍野，军粮都难以保证，突然间一万担米从天而降，救民于水火，左宗棠怎不惊喜而感激呢？这一定军心、救百姓的“义举”令左大帅盛赞胡“满朝朱紫，没有一个如老兄有见识”。胡雪岩用此法征服了左宗棠，使左大帅不仅没有惩办他，反而委任其为军需采购大臣。
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大军缺钱，胡雪岩帮他精心设计筹措军饷，深得左的欢心。左宗棠攻打新疆与俄军交战，委派胡雪岩出面向洋人借钱，胡雪岩以巨额家资为底子（担保），前后四次共借1100多万两用于购买洋枪洋炮及军需物资，解除了左宗棠的后顾之忧。
胡雪岩的办事干练、稳妥，军需供应及时，使左宗棠在新疆打了胜仗。左宗棠在受到清廷嘉奖之时，也没有忘记胡雪岩这位后勤部长，左在给清皇帝的奏折中大大地称赞了胡雪岩一番，说：“胡雪岩虽然没有上前线，但比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功劳还要大。”于是，皇帝钦赐胡雪岩着黄马褂（黄色为皇家象征，黄马褂是钦差大臣衣着）。作为商人的胡雪岩极尽封建上朝殊荣。
诡道“察”经之十一：吃得眼前亏，可保百年身
“吃得眼前亏，可保百年身”！
替别人吹吹喇叭，抬抬轿子，其实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帮人即帮己，谁会奉献“无缘无故的爱”？
诡道方略之：功劳是领导的
作下级的，最忌讳自伐其功，自矜其能，凡是这种人，十有九个要遭到猜忌而没有好下场。当年刘邦曾经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带兵最多也不能超过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说：“我是多多益善。”这样的回答，刘邦怎么能不耿耿于怀！韩信的命运自然可想而知。
那么怎样做到既可得到建功立业所带来的好处，受到上司长期的宠爱，又避免因此而产生的危险呢？我们的拍马大师们想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有功归上”。
擅长阿谀的下级尽管卖力气卖命，然后将一切功劳、成绩、好名声都归之于领导，而将过错、骂名留给自己，用一句后来流行的话说，就是“干得好是由于上级领导的英明、伟大，干得不好是由于我们执行上级领导的决策不够得力，水平不高”。试问对于这样的属下，哪一个领导能不喜欢、宠信呢？
田叔是西汉初年人，曾经在刘邦的女婿张敖手下为官，后来张敖被牵扯到一桩谋杀皇帝的案子中去，刘邦大为震怒，将张敖逮捕进京，并颁下诏书说：“有敢随张敖同行的，就要诛灭他的三族！”
可田叔不计个人安危，剃光了头发，打扮成一个奴仆模样，随张敖到长安服侍。后来案情查清，与张敖无关，田叔由此以忠爱主上闻名。
汉武帝非常赏识田叔，便派他到藩国鲁国去出任相国。鲁王是景帝的儿子，自恃皇子的特殊身份，骄纵不法，掠取百姓财物不可胜数。田叔一到任，来告鲁王的多达百余人，田叔不问青红皂白，将带头告状的二十多人各打50大板，其余的各打20大板，并怒斥告状的百姓道：“鲁王难道不是你们的主子吗？你们怎么敢告自己的主子？”
鲁王听了很是惭愧，便将王府的钱财拿出来一些交付田叔，让他去偿还给被抢掠的老百姓。田叔却不受，说道：“大王夺取的东西而让老臣去还，这岂不是使大王受恶名而我受美名吗？还是大王自己去偿还吧！”
鲁王听了喜得美滋滋的，连连夸赞田叔聪明能干，办事周到。
唐朝李泌更谙“有功归上”之道。
李泌在唐代中后期政坛上，是一位颇有点名气的人物。他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皇帝，在朝野中外很有影响。
唐德宗时，他担任宰相，西北的少数民族回纥族出于对他的信任，要求与唐朝讲和，结为婚姻，这可给李泌出了个难题，从安定国家的大局考虑，李泌是主张同回纥恢复友好关系的；可德宗皇帝因早年在回纥人那里受过羞辱，对回纥怀有深仇大恨，坚决拒绝。事情僵在那里，正巧在这时，驻守西北边防的将领向朝廷发来告急文书，要求给边防军补充军马，此时的大唐王朝已经空虚得没有这个力量了，唐德宗一筹莫展。
李泌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便对德宗说：“陛下如果采用我的主张，几年之后，马的价钱会比现在低十倍！”
德宗忙问什么主张，他不直接回答，先卖了个关子，说：“只有陛下出以至公无私之心，为了江山社稷，屈已从人，我才敢说。”
德宗说：“你怎么对我还不放心！有什么主张就快快说吧！”
李泌这才说：“臣请陛下与回纥讲和。”
这果然遭到了德宗的拒绝：“你别的什么主张我都能接受，只有回纥这事，你再也别提，只要我活着，我决不会同他们讲和，我死了之后，子孙后代怎么处理，那就是他们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