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贴标签可以被视作精神病的一种原因，那么这样做的社会后果是什么？一旦标记被使用，人们就开始对被标记的人和来自这个人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有两种。首先，这个人进入一种不正常状态，在这种不正常状态中，他要对自己的不正常负责，并被耻辱化。这意味着其他人与之交往的方式不同于他们与未耻辱化的人们的交往方式。这样的交往可能强化被耻辱化的人的孤立和排斥感。第二，我们倾向于发现作为耻辱标记的确认的后继行为，对被耻辱化的人来说，意味着陷入他们的标记。这样一来使标记准确性进一步得到证实并获得不正常身份。被标记的人获得任何社会认可的唯一行为，是与公众对有这种特殊标记的人的期待所一致的行为。
当然，公众不都真的相信所有被诊断为精神病的人行为不正常。然而，知道公众态度是怎么样的，又会如何影响被诊断为精神病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精神病治疗地点变为在社区，这意味着以前被“送走”
的人和如今出现心理障碍的人将生活在社区，因而不可避免地与公众产生互动。许多研究者担心一般大众会对精神病人有不现实的想法，这种错误信息和偏见会对社区为基地的病人和社区为基础的保健系统有负面影响。事实上，后来发现公众对有关精神病的基本事实掌握得相当好。例如，对于环境和生物学在精神病病因中的角色、治疗精神病的不同方法的有效性等方面，大众的一般知识与专业理解基本一致。但与此同时，公众对精神病患者的负性评价和精神病的消极、耻辱的成见同样存在。与关于“正常”人的特点的信念相比，公众对“精神病”人的信念包括愚蠢、无知、悲哀、被动、不真诚、不可预测、软弱、迟钝、冷酷、肮脏、危险、紧张、无价值、病态、坏。这是对耻辱的完美解说，是负面特征的包罗万象。可见，即使一般大众对精神病的原因和治疗有相当准确的信息，他们对于精神病标签的评价仍然是极为消极的。标签是一个导向耻辱的标记。光是得知一个人生精神病就足以扭曲人们的反应（Nunnally，1961）。
精神卫生工作者相当关注这些发现。他们知道由于向社区为基地的治疗模式转变，一般大众与精神病人的接触将会增加，他们希望用媒体启蒙公众。那么，能否求助于媒体作为信息的来源和改变不合理偏见的手段呢？答案令人吃惊，“也可也不可”。媒体的冲突集中在对事实和信息源的选择上，以什么样的倾向和立场向受众提供信息和观点。由于现代媒体的合法性，它们制造的是瞬间的公众情绪、瞬间的公众舆论和瞬间的公众压力。一方面，媒体可以十分成功地传达关于精神病人的真实信息；而另一方面，媒体的娱乐版利用公众的成见，戏剧性地描述精神病人特点。这些描绘一成不变地强调精神病的不可预测性、危险性和肮脏外表。虽然不能说是媒体诱导公众产生负性偏见，但这些媒体中的描绘确实加强了已存在的偏见。
曾有人认为，早期研究中发现的负性偏见已让位于对精神病更温和的看法（Rabkin，1980）。不过，最近的证据提示对精神病人的负性偏见增加了（Phelan和Steuve，1997）。一般大众获得了更多精神病的信息，但仍不能以看待躯体疾病同样的方式看待精神病。当有人患躯体疾病时，人们不会因他的病而责怪他，人们一般没有负性偏见，希望他得到应有的高质量医疗保健；而对于精神病，人们的成见包括：病人个人应对自身的精神问题负责；指责他们；对提供卫生保健服务半心半意或不愿意，因为他们不“应得”如此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医学化过程会有好处。我们越是相信精神和躯体疾病有同样的基础原因，就越是较少责怪病人，从而导致与精神病标签有关的耻辱减少。
然而，精神病人继续一成不变地被赋予三个特点：不可预测性，危险性，缺少个人责任心。林克（Link，1987）等证实，当坚信精神病人很危险的某人被告知另一个人是精神病人时，仅仅由于这标签病人就会更受排斥。即，人们对于精神病的一般态度（成见）影响他们对某个被标记精神病的特定个人的反应。
另一方面，对于观察者熟悉的某个特定个人，负面看法的程度是非常不同的。这种看法依照花在病人身上的时间多少、观察者与病人间的社会差距、观察者的教育而有相当变化。一般说，与精神病人接触的时间越多，就越能接受病人，越不会用消极评价描述病人。
在被标记的一方，他们很快会知道这些负面评价。当一个人被贴上精神病标签并预期会受排斥时，可导致意志消沉，工作表现下降，收入丧失，人际关系紧张，社交活动参与减少。当然，这些行为只能强化观察者对精神病人的期待，导致进一步排斥和孤立。被标记者通过藏匿标记（如多次搬家）或闭门不出来极力减少知道标记的人数，或试图教育知道标记的人。不幸的是，这些抵消或预防精神病标签的耻辱后果的尝试看来不是非常有效。
不论精神障碍的最终原因是什么，他人和社会的反应对那些被标记精神病的人具有极其强大的影响。埃斯托夫（Estroff，1981）描述慢性精神病人的生活与“正常人”相比是孤独和消极的。他们不能为正常世界所接受，尽管治疗目标是恢复正常。慢性精神病人，即那些症状严重、明显和持续，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于精神科治疗的人们，表现出最明显症状，也是受到标签最明显影响者。而慢性精神病人只代表那些正式诊断为精神病的人的一小部分。很少有对标记如何影响那些被诊断为较轻形式的精神障碍者的研究。
看来他们不大会受到与慢性精神病人同等程度的排斥和敌意，但是他们十分可能由于害怕排斥而对透露自身疾病小心谨慎。
还不十分了解这些负性成见最初是如何建立的。尽管媒体起到一定作用，但与精神病相关的耻辱根子要深得多。人类对丧失的思维和行为的控制有着本能的恐惧。精神病偏见的一部分是所谓个人的行动完全丧失控制。对于那些自认为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人来说，这是骇人听闻的。当他人出现失控时把他们标记为精神病，具有把“他们”从“我们”中分离出去的功能。因为我们都愿意相信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具有某种控制。让那些会威胁这一信念的人远离我们是合乎心意的。公众的态度看来至少一部分植根于这种对失控的恐惧。
那么，专业工作者又是如何标记精神病的？专业人士和公众的态度与信念互相影响到何种程度？
精神病类型的标记不是存在于真空。它们至少在两方面受到社会的强烈影响。首先，精神科专业本身，通过定义、识别精神障碍的方式，反映出对于不正常行为的一般公众态度。第二，专业工作者的个人态度影响精神障碍的诊断、标记和治疗。至少精神病标记所产生的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反映与不正常行为的治疗和控制有关的社会过程，而不只是纯粹的科学标准。换言之，专业态度可以部分由公众态度解释。
这么说有两条令人信服的理由。首先，从定义上，精神障碍是情绪和行为的紊乱，我们只能通过与正常、不紊乱的情绪和行为比较来识别紊乱。正常等于社会可以接受。因此，精神病专业的存在直接反映公众对控制社会无法接受的行为的关注。这构成公众标准和精神科专业实践的直接联系。
第二，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是人，像其他人一样，在成长和体验世界中汲取有关个人行为的价值观念、态度和偏见，即文化。至少，在诊断决策中很难将这样的价值观和态度置之不顾。精神科专业工作者一般没有和公众对精神病一样严重和负性的偏见。但以前专业人员与病人采取侧面会谈，以便能安全地逃避病人的突发激越或攻击行为是一种标准做法。这样的标准做法反映出危险行为是精神病特点的偏见。虽然精神科专业工作者不大可能意识到这样的实践反映出一般社会偏见，但事实就是如此。换言之，社会和文化偏见可以有意无意地融入专业系统。
有人（Skultans，1979）指出，精神障碍之被诊断完全是因为行为紊乱，通过比较观察到的行为与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用来管理行为的价值观和规则作出这一判断（紊乱）。这意味着专业工作者用于诊断精神病的行为将随社会不同而不同，在一个特定社会里也随历史时期而变化。汤森（1978）比较美国和德国社会对精神病态度的差异，发现了两个重要事实：在每个国家，精神科专业人员和一般大众对精神病持有的态度一致；美国人和德国人的态度不同（包括专业人员和一般大众）。
四、精神疾病的诊断分类系统与价值的渗透
当然，精神紊乱不是在每个国家都完全不同的。有些形式的行为在任何社会都代表精神不正常，而且，观察到的不同国家诊断率的差异常常可归因于对于同一行为的解释差异（汤森，1978）。换言之，美国和德国精神科医师在诊断类别上出现分歧仅仅是因为每个国家的精神科医师侧重于不同的症状。即使使用标准分类系统，与病人会谈以获得一系列症状的过程也为解释留下了空间，可以说明非科学的偏见如何渗入诊断过程。
总的来说，分类系统对于科学地理解和建立有效处理分类项目的方法是极其有效的。例如，植物和动物的科学分类对理解物种起源和追溯环境对生命形式的影响极其有用。相似地，躯体疾病的科学分类对于理解它们的起源和建立适当的治疗是极其有效的。现代医学治疗的第一步是获得诊断，以便指定一种可能有效的治疗。当医生给我们的不适以一个听来很科学的标签时我们会觉得好过些。我们笃信诊断会导致有效的治疗。
然而，精神障碍的分类很不同于躯体障碍的分类。尽管弗洛伊德说精神分析不应由临床医生做，历史的意外把精神病学放进了医学序列，这样放置的一个后果是精神科医师成为某种二等公民，这部分是由于类似于躯体障碍分类系统的精神障碍分类（诊断）系统的缺如。因此，美国精神科医生建立了《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这样一个系统。然而，这一系统的问题在于它是基于精神科医师的累积经验，而不是经科学证明的观察。没有任何一个精神疾病是通过实验室指标诊断的，即使脑成像技术今天业已发现部分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大脑有异常，却仍然不能用来诊断哪怕是严重病例。换言之，该系统依赖于（大部分是）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精神科医生的非科学观察。实践证明，精神障碍的症状不能被归入排他性类别。即，分类系统不能客观地把体征和症状归入相一致的诊断类别。当两个内科医生见到同一套躯体症状时可预期作出同样的诊断，而精神病诊断却不能这样说。这是为什么精神疾病诊断常常在法庭案例上受到质疑，而躯体疾病诊断通常不会的缘故。要充分认识到精神科医师对诊断可以存在深刻分歧。
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是一本奇特而极有影响的书，代表美国精神病学的诊断“圣经”。书中列出了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用于做出各种诊断的标准，从“轻度精神发育迟滞”（第一项）到“未在他处列明的人格障碍”（最后一项），多达350个以上。这些诊断能让法院藉此把你关进精神病院，或是让学校把你的孩子放到“特殊教育”班。DSM标记可变成一种耻辱。
美国精神病学会正在修订DSM，约有1000名专业人员参与这项工作，预计新版即DSMV将在2010年前后出版。1952年第一版以及以后版本的动机，是规范化、标准化精神病的专业标记。手册反映官方（美国精神病学会）对精神病的专业态度。DSM定义精神病为“……出现在个人身上，与当前痛苦有关的临床显著的行为或心理症状群或方式……此外，这一症状群或方式不应仅仅是对特定事件的可预期的反应……不论原因如何，它必须目前是被考虑为个人行为、心理或生物学功能紊乱。主要在个体和社会间的，无论是不正常行为如政治、宗教或性还是冲突都不是精神病，除非不正常或冲突是个人功能障碍的一个症状”。
在第一版DSM前，存在一系列互相竞争的分类系统，每个都基于一套不同的精神病病因假说。通过把有名的精神科医师召集到一起，要求他们列出一个他们同意存在的精神病的清单，然后要求他们描述有关症状和体征群，DSM分类系统应运而生。DSM现已是第四版，每一版的作者都声称分类系统变得更科学、客观和有效；然而与此同时，系统以描述性、非理论性和非排他性为特点。由于意识到有许多解释病态行为的方法，DSM的创造者们着眼于描述症状和体征群而不是障碍如何产生的。希望不同学派的医生都能使用这个分类系统，因为它只是描述症状，不论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尽管我们希望知道一个人的疼痛是细菌感染还是外伤引起的，精神科的方法是只描述症状为“疼痛”，DSM系统不准备解释所观察到的障碍的根源。最后，DSM系统不是排他性的，这意味着个体可以共有症状，但被诊断为不同疾病。这也意味着障碍的分类（诊断）易受偏见和解释影响。如果症状能在几种障碍中共有，决定生何病依赖于专业人员对其他鉴别症状的判断。相当一部分人说，围坐在一起嚼舌嚼出来的DSM不是真正的科学，对其声称的科学准确性、有效性和客观性嗤之以鼻。批评者认为诊断系统是以未经证实的假设作为原因（尤其是关于遗传和生物化学过程的作用和脑结构的假设）。事实上，DSM中的许多条目有时是疾病的症状，有时却是完全正常行为的表现。一名“经常顶撞父母”的少年可以是“对立违抗性障碍”患者，但更可能是青春发育期的正常现象。有些极端的批评者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有没有精神病这东西？”换言之，精神障碍是否与躯体疾病意义相同？
所有这一切提出了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真正参与到“定义”疾病的过程中？DSM是进入美国人心灵的一扇窗户，因此值得认真审视，了解“客观”诊断过程的建构，以发现一些“主观”价值进入评定过程的途径。这些主观价值反映了公众的感受和态度。有很多外在于科学的力量，包括政治、时尚和传统在塑造、改变这一过程。为什么咖啡因成瘾被列为一种病而性成瘾不是？为什么病理性赌博是病态而冲动性购物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