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象征符号中的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分离出一个单词的纯粹语音现实，或分离出物质体态符号的任何其他的纯粹常规性特点，我们就会看出形式与功能的联结纯属人为。由于象征符号的本质不过是协调人类群体共同行为的常规动作的延伸，所以形式与功能的关系在此明显属于人为或约定俗成。符号是有条件的刺激，只能通过条件作用的过程与行为中的反应相连。但在实地调查的每一细节中，这个过程都应该是有效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文化过程的整体涉及着文化的物质底层，即人工制品；涉及着人类社会纽带，即标准化的行为方式；还涉及着象征性动作，即一个机体通过条件性的刺激反应对另一机体的影响。这是一个我们不能用离析出物质文化物体、纯粹社会学，或一个独立系统的语言的办法而加以割裂的整体。
一件物品的使用，作为由技术、法律或仪式决定的行为的一部分，导致了人类某种需求的满足。采集到的果实或根茎、捕到的鱼、狩猎或诱捕到的动物、挤出的牛奶或宰杀的牛，都是为了给人类的食品库提供原料。此外，这些原料经过调味、制作和烹饪以备上桌食用。这一切最终都归结于个人或群体的一餐饮食。营养需求控制着一个极为多样性的过程。
以人类居所为例。它是一个物理的物体，一座由圆木或树枝、动物皮革、雪或石头构成的建筑物。但是，它的形式、结构技术和内部分割，它的组成部分和家具，无不与家内的用途有关，而后者又与家户的组织、家庭群体及其依附者和仆人直接有关。这再次说明，在研究物体的各种技术构造状态及其结构要素时，必须把它的整合功能牢记在心。
实地调查经验的不断教诲，以及比较理论研究的任何细小片断，都确实使人类学家认识到，文化现象是相互关联的。物品与其使用者之间，技术---个人的和社会的---与法定所有权和生产经济学之间的纽带，人类居所与住在里面的家户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如此地明显以至于它们既没有被完全忽视过，也没有被完全看清过。
功能总是意味着某种需求的满足，从最简单的进食动作到领圣餐的圣礼操演都是如此。后者还关乎同永恒的上帝合一这种文化必要性所决定的整个信仰体系。
家庭的功能是为社区提供成员（citizens）。通过婚姻契约，家庭生育合法后代，抚养他，给他初步的教育，并在以后给他装备物质用品；还要给他合适的部落身份。道德上认可的同居结合不仅为了性方面，而且为了伴侣和亲子关系，加上继嗣的法则，即承载其全部社会和文化后果的制度。
首先，每种文化必须满足其生物的需求体系，不受危险动物或人的危害，必要时的放松，肌肉和神经系统在运动中的锻炼以及发育的调节等指定的要求。人工制品和象征符号使用的每一种文化成就，都是人体解剖学结构功用性的强化，并直接或间接地与某种身体需求的满足相关。如果从某种进化的考虑入手，我们就能表明，一旦人的解剖学结构得到一根木棍或一块石头、一团火或一件遮盖物的补充，那么这些人工制品、工具和物品就不但满足身体需求，同时也确立起诸多衍生的需求。通过采用永久或临时的住处，通过用火来防身或取暖，通过穿衣或盖被子，那个造成温度变化的动物机体，就开始依赖于环境中的那些事物，依赖于它们的熟巧生产及使用，依赖于在处理材料时可能必需的合作。
如果我们观察任一社区---无论它是原始的还是完全文明的---我们会发现，到处都存在着主要由人类新陈代谢的营养需求所决定的某种部落食品供给机制，而且它本身又确立了技术的、经济的、法律的，甚至巫术的、宗教的或道德的种种新的需求。从文化之初以来，借助于符号组成的抽象原理的文化传承就是一种必要。部分体现在手工技能里，但在有关物质技术过程的某些原理和定义中形成和积累的知识，也同样具有一种早期实用性的或功用性的因果关系。即使在最早的文化表现形式中，它也必然存在。功能地解释巫术和宗教是对纯理性和经验的思想和传统体系的必要补充。使用语言来省思过去，这是所有系统性思维的特点。为衔接人类知识中的断层，填补对定数和命运的理解中的巨大空白，人们转而求助于超自然力量。死后的生活可能是最早的神秘假说中的一种，它可能与机体的某些深层次生物渴求有关，但是它肯定有助于社会群体的稳定，并有助于使人类感到自己的努力并不像纯理性经验显示的那样有限。它能够把文化反应的各种类型---如经济的、法律的、教育的、科学的、巫术和宗教的---与各种需求的体系，如生物的、派生的和整合的需求体系联结起来。
功能理论宣称自己是实地调查和各种文化现象比较分析的前提条件。它能产生一种具体的、深入到制度及其各个层面的文化分析。如果我们设想一个实地调查者配备有这样一些导向图，我们就会相信它们既有助于他离析，也能帮助他连接各种观察到的现象。
相反，拉德克利夫布朗是结构主义的倡导者。这派认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超乎经验事实的系统的本质。
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都说明整体论的运用。一个完整的社会或完整的文化，都被当作一个工作系统，被描述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作为描绘生活方式的一种办法，这样做有利有弊。强调社会或文化的统一性常常意味着忽视多元性，强调连贯性意味着忽视改变。对于上述特征的强调有助于简化和突出基本面貌，但人类学家发现有必要加入其他手段以更好地处理多元性和改变。一个办法是个案研究法，来自于功能主义；另一个是象征分析，源于结构主义。
5．文化心理学。这派认为，文化决定每个人的心理构成，反对普遍精神或人类本质的概念。例如，R．本尼迪克特在美国西南部研究中发现，印第安人的思维或推理方式与其邻近人种完全不同，因此文化决定心理趋向。那么文化是什么呢？文化是风俗习惯的集合。它表现在家庭日常生活用品和博物馆展出的物质制品中。文化也是精神产品---信仰、价值、常模，相对恒定地保留下来，代代相传，只有当遇到某些外界力量时才能打破其完整性。
三
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实地参与观察法、全面考察法、比较法。
实地参与观察法：这是文化人类学最有特色的研究法。文化人类学家特别注重通过直接的观察收集第一手证据。那些研究现代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人类学家，深入到这些民族中间，通过参与他们的活动、与他们交谈和观察他们的活动来了解其社会和文化。实地参与观察法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的素材来自现实的广阔天地。这种研究法使得文化人类学家可以参与者的身份深入到一种文化的内部去观察这种文化和使用这种文化。实地观察可以使人类学家把目光集中在对其文化有意义的行为模式上，他会去寻找那些有规律的行为特征的先后次序，注意其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
全面考察法：采用这种方法，人们在选择研究一种人类行为时，必须全面考察与之相关联的问题。这样，一位研究某地区经济发展的人类学家会发现，要想对这一地区经济变化的过程进行全面的描述，就必须探讨礼仪的始末以及家庭关系的问题。
比较法：比较法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无时无刻不在使用。例如，当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在印度的某一村落中研究其社会结构时，他需要了解村民是怎样自己组织起来的，然后通过对比村落里各个不同的群体，来确认他们之间的异同。
西方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家进行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时，其主要方法就是实地调查研究，他们很少涉猎历史文献，甚至有人的学术生涯与历史文献完全无缘，这似乎已成了博厄斯和马林诺夫斯基以来的传统研究风格。这是因为他们所研究的民族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历史文献可供利用。文化人类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没有构成完整的学术理论体系。但是它的应用研究，即旨在为政府和其他组织提供指导意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例如关于社会变化的后果，关于传统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知识等等。
人类学在反映人类最深层和最迫切问题的努力中，应该享有一席之地。它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无论何种问题，人类学都和哲学及其他学科一起，促使我们检验自身的行为、价值观和生活，思考引导我们的前提和我们行动的后果。它使得我们尽可能深切、尖锐和广泛地探究这些事物。
四
文化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1．社会学。社会学几乎是与人类同时诞生的。1836年，法国学者孔德领导创立了社会学。然而，关于社会学的定义，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一般地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和社会问题的学科。因此，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全球化趋势，人类学的实地工作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国内，而实地工作的对象也逐渐和社会学趋同，但这不意味着两门学科会融合在一起。关于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区别，有些人类学家从对象和方法上来加以区分。在内容上，文化人类学倾向于研究其他民族的、海外的文化，并做比较研究；社会学一般研究本民族的、国内的东西。在方法上，社会学有一整套社会调查方法，而人类学研究的根本是实地调查。即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法与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存在着差异。
然而，仅从两方面来区分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未免太简单了。事实上，这两大学科群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文化与社会这两个概念的差异上。社会学研究更侧重于研究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文化人类学则侧重于研究人与群体的行为。当然，这两大学科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差别越来越小，现代社会学的发展日益重视文化问题的研究，而文化人类学则开始更多地研究社会问题。不言而喻，社会人类学同社会学的研究更加相近，以至于许多社会人类学家干脆称自己的理论是“比较社会学”。
2．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文化史的研究，它追溯人类起源及其发展的整个历史，因此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主要区别可以概括为：
A．历史学的对象往往偏重特殊性；而文化人类学是关于全人类生活形式的比较研究，侧重于普遍性。
B．历史学注重事件和人物的记载，其研究有时极为详尽和具体；文化人类学注重文化范式研究，视野很少局限于某件事或某个人，比较抽象。
C．历史学涉及的领域极广，甚至细到某个显赫人物的浪漫史；而文化人类学则研究史前社会和当代文化，试图探寻社会间文化差异的根源。
然而，从研究内容上看，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相同点远多于不同点。而且从发展趋势上看，历史学正愈来愈从局部事件的研究向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及至更为综合的文化史方向发展。历史学的文化意识逐渐增强使之与文化人类学愈来愈接近。
因此，在近期内，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最显著的差异恐怕仍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学工作者研究历史，主要是靠历史记载和文献资料，他们对时间先后顺序问题非常重视。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则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家亲自到所研究的地方去观察、访问和直接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根据现有的活的事实、情况和情节，尽可能地记录、保存下来，然后再用各种方法和技术，进行分析、比较和研究，并得出理论评价。简言之，历史学是研究“文化化石”，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活的文化化石”。
3．考古学。考古学是研究人类过去物质遗存的学科，它关心古代的人工制品、遗迹及与人类有关的自然环境，试图复原人类历史文化的原貌。考古学中又分出史前考古学，专事研究无文字记载的文化，后又发展出考古人类学。考古学在遗址发掘及年代鉴定等方面均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手段。
4．语言学。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系统的性质、结构及发展规律的学科，人类学的语言学更将语言视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项目，从语义出发研究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人类学中语言学的发展是由于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人类学家发现语言研究可帮助确定文化间联系的程度，同时对从内部深入认识一种文化变迁极有裨益。人类学研究者到异文化中开展调查时常常要使用语言学中的语音记录技术。
医学人类学的出现与背景
一
19世纪中晚期，人们对疾病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兴趣达到顶点。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维尔霍（RudolphVirchow）因其对健康和疾病的整体观而获得广泛赞誉，他指出：“医学从骨子里就是一种社会科学。”20世纪早期，利沃斯（W．H．R．Rivers）提出，医学信念和实践不能与文化和社会组织的其他方面相割裂。克莱门斯（F．Clements）则总结了世界范围的疾病概念分布。阿可耐奇（E．Ackerknecht）专注于应用人类学，是进入公共卫生学院的第一个人类学家（哈佛大学）。保罗（BenjaminPaul）和波尔加（StevenPolgar）对医学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致力于其应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现代医学，包括精神病学尤其是社会精神病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极为密切，利沃斯的研究和临床工作足以证明这一点。利沃斯在19世纪末参加著名的Torres地峡探险（赴南太平洋的民族学探险），进而开创了英国社会人类学。他在该地区和南亚做了开拓性的民族志研究。利沃斯的医学训练给他对血缘关系和信仰治疗的民族志研究带来了更大活力和创见；反过来，他作为民族学学者建立的会谈技巧和对文化分类的相因而生的警觉，对信仰疗法的跨文化解释，使他对以后作为医生治疗反战诗人萨松（SiegfriedSassoon）和欧文（WilfredOwen）的神经衰弱---一种医学化以保护这些抗议的英国官员免于法庭审判和以叛逆罪被枪决---有所准备。利沃斯有关原发病灶（如，介导皮肤痛觉和极端温度）和精细觉（如，精细感觉区分）的理论不仅建立于他的神经病理学实验，也建立于他的人类学工作上。所以，这是一个有关人类学和精神病学关系的完美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