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2003年，世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患者人数达到4000万，艾滋病导致200万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两大挑战，即恐怖主义和艾滋病。时至今日，感染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继而发展成AIDS（艾滋病）的人，仍无法治愈。艾滋病被称为“世纪绝症”。
不久前，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在北京以《中国艾滋病：危险的泰坦尼克号》为题发布了2001年中国艾滋病形势的最新报告。报告警告说，中国正处在艾滋病灾难的边缘，一艘巨轮正在撞向冰山。
另外，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的声明说，按照目前的传染速度，在亚太地区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可能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有关结果是在联合国最新研究报告中披露的。在2002年5月16日至22日于曼谷召开的亚太经社会研讨会上，调查报告将提交给与会的各国部长们。
联合国机构引述报告的调查结果说，不仅一些东南亚国家，如柬埔寨、缅甸和泰国早就面对艾滋病高发生率的问题，预计其他国家的患者人数也会迅速增加。例如，印度一共有350万人感染艾滋病，是仅次于南非患者及带病毒者人数第二多的国家。
调查报告还说，目前该地区有700万艾滋病患者和带病毒者，但是如果中国不赶快采取预防措施，预计到2010年时仅这一个国家就会有1000万人感染这种疾病。调查还提到，中国卫生部的数字显示，与前一年同期相比，中国2001年头六个月的艾滋病感染人数上升了67．4％。
在泰国，有超过2％的成年人，即74万人感染艾滋病；在柬埔寨，有超过4％的成年人是艾滋病感染者。在亚洲，艾滋病主要是通过异性之间的性行为和静脉注射吸毒传染的。调查发现，年龄低于24岁的人群最容易受感染，占了新感染人数的50％以上。
2002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艾滋病防治政策”系列研讨活动，这是自2001年10月以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以“艾滋病防治政策”为中心议题的第二次系列研讨活动。300余位正在党校学习的地方大员参加了这两次研讨活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为一种疾病专门召开大规模的防治政策研讨会是史无前例的。这充分显示出，艾滋病已成为中国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甚至威胁到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尽最大努力制止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发展和演进。艾滋病自1985年传入我国，历经传入期、扩散期，目前已进入快速增长期，感染人数急剧增加。到2000年底，官方公布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数字已逾85万，其中83％是20至39岁的男子；而专业人士估计中国的艾滋病病毒实际感染人数已超过100万。据卫生部统计，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正以每年30％-40％的速度递增；2001年的头六个月中，实际发现的新病例比往年增加了67％，病毒感染人数估计较2000年增长了40％。在艾滋病防治上中国可谓屡战屡败。中国大陆报告感染者人数较多的省市包括云南、新疆、广西、广东、河南、四川、北京、安徽和上海，艾滋病病毒感染报告已经全面覆盖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形势极为严峻。其中西部是以吸毒共用注射针头感染为主，中部是非法采集血浆感染为主。有迹象表明，如果再不抓紧在吸毒、卖血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并采取有力的防治措施，那么由这两种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者，很可能通过无保护的性行为将病毒传染给自己的配偶，并通过商业性行为在流动人口中进一步扩大病毒的传播范围。根据艾滋病的传播规律，一旦进入增长期，会呈现加速度的感染增长趋势，如果仍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和全民参与的防治措施，就会迅速进入泛滥期。2001-2002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的增长幅度已经达到60％以上，进入了快速增长期，我们能够用于有效遏制艾滋病的时间和机遇已经进入倒计时！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曾毅院士预测，2010年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届时整个社会经济损失可达到或超过77000亿元或9000亿美元。到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甚至警告说，如果得不到有力控制，2010年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将达2000万。“在未来20年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将决定全球艾滋病的负担的大小。”（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德·皮奥特语）哈佛大学艾滋病疫苗专家吕亦晨教授则指出：中国每年艾滋病感染率的上升趋势、侵袭中国的艾滋病病毒种型均与非洲的博茨瓦纳相似，如若艾滋病防治措施得不到加强，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甚至可能会高达2-3亿人。
我国艾滋病的防治药品不足，基本全依赖进口国外专利药品；缺乏有经验的医务人员，因为目前的艾滋病防治属于疾病控制中心（以前的卫生防疫系统）管辖，其他医院很少进行这方面的临床和研究工作，受过培训的医生不多，用药经验有限。目前只有北京地坛医院、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等少数几家传染病专科医院利用国外捐赠的抗艾滋病药，为患者进行治疗，而且这种治疗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摸索的性质。相关设备也不足，因为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定期接受药品疗效检测；抗艾滋病药品很容易产生耐药性，发达国家一般每月检测一次，而我国现在大部分病人三个月检测一次。即便如此，也只有寥寥无几的医院拥有此类设备。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项艾滋病医生培训计划。
艾滋病流行不仅是医疗卫生问题，它首先是社会政治问题，对社会发展有巨大影响。首先，从资源的消耗来看，以货币形式如医疗保健费用、病人损失的收入、政府部门的开支和非货币形式如其家属及其他社会成员所遭受的痛苦、行为改变的心理成本等表现出来的损失十分巨大。艾滋病使死亡人数急剧增加，劳动力短缺而影响经济发展，控制艾滋病将增加公安司法部门的工作及财政负担，艾滋病遗留下的孤寡老人将加大民政部门的负担。据《健康报》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四家单位，新近完成一项艾滋病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的调研与前瞻预测。调查发现，没有进行抗病毒治疗而仅对症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每人每年平均住院次数为1．2次，每年平均治疗费用为17518元。而接受抗病毒治疗，每人每年平均医药总花费为8．2万-10．4万元。调查表明，感染艾滋病病毒后有57％的人不再工作，其家庭年收入平均比感染前下降了近30％。以我国艾滋病人平均死亡年龄为35岁计算，以感染者发病后的存活时间平均为三个月至一年计算，一名艾滋病人平均损失工作年限为25年，对社会经济造成损失为13万元。有人甚至预测，当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达到60-100万时，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将达4600-7000亿。
其次，它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艾滋病病毒一经感染，终身带毒且无法治愈，患者多为20-49岁的成年人，大量感染者的死亡将危及国家的安全。艾滋病传播还会引起大范围的社会恐慌，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并对地区和国家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1992年泰国发生政治动乱，反对党就是利用艾滋病问题作为攻击政府的一项重要武器。2002年9月法新社引用泰国卫生部副部长苏拉蓬的话说，泰北的帕尧府、清迈府和清莱府，是泰国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三个府。北部帕尧府因许多人死于艾滋病，造成该府的死亡率已超过出生率。在帕尧府，人口增长率从1998年开始下降，并在2000年跌至负0．146％。“数字显示，由于艾滋病的关系，帕尧府死亡率高过出生率。”在法国，由于血液污染使许多无辜的人感染HIV，卫生部长被迫下台，政府内阁一度产生严重危机。2001年以来在北京、天津等省市先后报道的扎针事件，也是艾滋病导致社会恐慌及不安定的例证。艾滋病可能触发战争、屠杀和颠覆政府，艾滋病的流行将使贫困现象严重加剧，并产生一个巨大和贫困的孤儿群体，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可以应付数目如此庞大的孤儿和反社会青少年。
艾滋病的流行与社会文化
艾滋病的个体传播行为带有非常复杂的社会性，因此，艾滋病远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传染病，更是一种社会病，需要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和法律的共同参与和全社会的重视。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欧美人类学者对艾滋病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1992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艾滋病与怪罪：海地与受谴之地》（AIDSandAccusation；HaitiandtheGeographyofBlame），成为迄今最有影响的艾滋病民族志。作者保罗·法默（PaulFarmer）现为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1983-1990年，他在海地的一个农村医疗诊所参与医疗临床工作时，对该诊所服务的一个山村开展了参与观察的人类学实地研究。此书就是他基于这次实地研究，以及参阅大量有关海地的其他人类学民族志和历史著作而撰写出来的。此书的最突出之处就是将解释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志、历史、流行病学以及政治经济分析密切地结合起来。他将艾滋病得以在海地肆虐的原因，放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横向和纵向时空维度加以考察，向读者展示了海地艾滋病肆虐，以及相应的个人、家庭、社区和整个海地社会痛苦的临床和历史证据。
海地是中美洲乃至世界上艾滋病肆虐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著名医学人类学家法默发现，使艾滋病流行于海地农村的有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包括贫穷、男性至上主义、传统和新出现的性团体、性病的流行、性病患者无法得到治疗、政府公共卫生部门对艾滋病的流行未能及时采取行动、缺少与当地文化相适应的防治手段以及政治动乱，而贫困是与其他文化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最为重要的因素（Farmer，1992；1995）。在长期的实地调查中，他发现因为贫困，许多农村妇女为使自己或家人、子女的生活有所保障而常常与有较稳定收入的男子结为性伴侣，这些人包括长途运输车司机、军人等。而北美游客是海地城市性服务行业的重要消费群体。于是，从北美游客（包括同性、双性恋者）到海地城市，通过货车司机和军人到海地农村妇女，构成了一条艾滋病流行的传播链。艾滋病病毒是从美国，主要通过旅游业，传入这些国家的。加勒比海地区各国旅游业的发展，以及旅游业收入在各国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加大，进一步表明他们对北美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依赖。同时它也突显西大西洋体系下富裕的中心与贫困的边缘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
在世界各国，艾滋病是与社会结构性贫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贫困而卖血、因贫困而卖淫、因贫困而吸毒等等。泰国的性产业“举世闻名”，尤其在越战时期，泰国因成为美军的后勤和休假之地而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越战结束后又成为当地旅游业的重要内容。在艾滋病传入泰国后，性产业自然而然地成为加速艾滋病传播的重要途径。在性行业的从业人员中，不少是来自泰国北部山区少数民族的妇女，由于国家禁止鸦片种植，以及政府和大企业集团大规模开发北部山区，造成这些山区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山地民族（哈尼、苗、傈僳）的传统经济、社会道德和文化习俗受到了极大冲击；加上因贫困和战乱从邻国涌入的大量难民，使得许多山地民族的经济生活日益困难，不少年轻女性被迫或自愿下山到城市里加入性服务行业以获取经济收入，从而开启了艾滋病从城市传到边远山区的传播途径。
艾滋病还与社会性别歧视密切相关。在父权文化观念下，女性在性生活上被严格要求遵守单一配偶制，而男性追求多重性关系则很少或根本没有限制；女性必须证实她们的忠贞和生育力，在性生活中要求使用安全套是与乱交的“坏”女人联系在一起的，此外，是否使用安全套也被赋予了关系亲疏的意义表达，致使女性（即使是职业性工作者）在与丈夫或男友发生性关系时，往往不愿提出要求对方使用安全套以免被认为是疏远、不信任，甚至是侮辱。在乌干达或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父权制和艾滋病流行的背景下，处女因被视为没有染上艾滋病而成为男性，尤其是当地有权势的年长男子和外国旅游寻芳客寻求的配偶或性服务提供者。在乌干达，男子认为与年轻妇女或少女结婚是预防患艾滋病的“解决之道”；在泰国，“雏妓”被认为无艾滋病而成为寻芳客最热门的性商品，从而使拉皮条者前往更偏远的山区招纳诱骗更多的山村少女到大城市中从事性服务工作。
艾滋病又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它的传播不分国界、民族、种族和社会体制，不分年龄、性别、阶层和价值观念，它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常常是最需要社会关爱和救助的人。无论这个人是由于何种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从人道主义出发，社会都应将他（她）看作受害者。必须让全社会的人知道，只有排除歧视和偏见，尊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人权，使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在公众之中，才能有效遏制艾滋病在中国大规模蔓延。
广东省由于出口加工业发达，因此吸引了许多内陆省市的外来民工到当地的工厂工作。目前估计全省有1400万外来工，其中女工就占了60％以上。一些非官方组织指出，不少外来女工白天在工厂工作，夜间兼职卖淫。美国国家卫生院和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在《外交事务》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出口重镇东莞的女性“性”工作者，估计有3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