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教育部在普通高校设置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三个国家级新闻传播学研究基地。2002年，武汉大学设置了跨区域、跨行业的媒介发展研究中心。一些高校还设置了国际广告研究所、品牌研究所、网络传播研究所、现代广告研究所等不同层次的传播学科研机构。由此，传播学的研究建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经过教育部批准或备案，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四所高校正式设立了传播学本科专业（专业代码是050305W）。至此，大陆的传播学教育形成了本、硕、博层次递进的完整的体系。
二、大陆传播学教育的特色与问题
经过发轫——突破——高速发展几个阶段之后，现今的大陆传播教育已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纵观大陆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有这样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大陆传播学教育体系建构过程的“外启-倒置”型。
1978年以来，伴随着大陆对外开放范围的扩大和社会生活国际化的进程，传播学在大陆的发展，经历了先由学术思想的引进、扩散，再到学科的建设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是大陆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开放的目标模型的关键年代，正是在这一年代的后期，国家才明确承认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并且形成传播学教育的第一批博士点和硕士点。尽管属于“三级学科”的传播学分支学科广告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本科专业，在此以前已有很大的发展，但直接以“传播学”为名称的本科专业，却是在2002年才得以正式建立。因此，在引进、消化国外传播学的过程中建构的大陆传播学教育，在学科建设上，经历的是“由高而低”的“倒置”式的建设顺序：博→硕→本。
第二，开始形成传播学对传统新闻学的整合趋势，并初步建成传播学的学科群。在我国传统新闻学需要重新选择研究理念和学术话语时，正是一批有胆识的新闻学者冲破重重压力，把传播学引进中国，并且加以研究。传播学的引进，不仅拓宽了我国新闻学科的研究视野，带来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变革（例如，定量研究的理念和方法的引进，导致媒体内容分析、受众研究、视听率调查成为重要研究领域），而且为新闻学研究观念的转型和学科整合提供了重要参照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我国新闻理论的研究理念，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大体上经历了“党报”本位、“新闻事业”本位、“新闻”本位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基础理论分别是党报理论、报纸学说、传播学。20世纪90年代“新闻”本位理念的建构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是因为把新闻传播现象置放于传播学的视野里进行解释和多维透视。由此，也导致了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主题的多元化，“现在中国新闻学科名下的全部理论中，或为引进新的理论，或为应对实践需要，已包含多个研究主题：传播学、受众调查、广告学、媒介经济学、媒介经营和管理学、广播电视学、媒介文化研究、媒介法律法规研究、传播新技术研究、跨文化及国际传播研究，等等”①。
与此同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伴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新闻传媒产业的发展，传播学教育也在面向新闻传媒产业实际，即在面向报纸、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出版社、杂志社、互联网等媒介的过程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最近十几年，大陆传播媒介的社会角色定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应新闻传媒产业的发展，在各大学的新闻与传播院系里，形成了新闻传播、广告学、广播电视、国际新闻传播、报业或媒介经营、传播学、网络传播等专业，使传播学教育成为日趋分化而又相互联系的学科群，传统的新闻学专业只成了该学科群教育链中的一环。
第三，传播学专业教育呈现出数量上扩张性发展的态势。
这几年，我国的传播学专业设置点得到了急剧扩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本科层次的广告学专业达到110多个；广播电视专业达到90多个；网络传播专业（或专业方向）达到30多个；编辑出版专业达到20多个。同时，设有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专业50多个；在社会学、法学、文学硕士专业设有大众传播类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20多个。设有传播学专业博士点3个。
第四，设立传播学专业的高校呈现出层次与类型的多元化。
传统的新闻学专业主要设置在综合性大学内，而现今的传播学类专业设置情况比较复杂。从高校的层次上看，函授大学、电视大学、专科学校、教学型高校、研究型高校，以及市属、省属、教育部或其他部委直属管理的高校均设有传播学类专业。从高校的类别看，除了综合性大学之外，师范类高校、理工类高校、农林类高校、地矿类高校、医科类高校，以及艺术院校、民族院校、出版印刷院校等传统意义上的单科性高校也设置了传播学类专业。
办学层次和类型的多元化，一方面反映出传播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为探索传播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特色化，以及传播学研究的细化提供了重要基础。例如，在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设置广告学、传播学等专业，有关传播与农村发展方面的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空白便有望得到填补。
当前，大陆传播学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重实用技能培训，轻学科素养培养。一些高校由于教育理念上的“错位”，或者受经济效益的驱动，片面地强化实用功利的高教价值观，单纯追求“高校教育与产业对接”，其结果造成了传播技能、技巧的训练在传播学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中占据绝对优势。例如，一些高校的广告学专业，在教学方案的设置上只重视开设设计基础、广告设计、广告策划、广告媒介和广告制作等技能课程，而轻视开设心理学、文学、传播学、社会学、广告史等学科基础的课程；一些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开设的也多为电视新闻摄影、电视采访、电视编辑、电视音乐音响、电视评论、电视栏目设置与编排等技术性强的课程，很少开设文学、传播学、艺术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学理性较强的课程。
其次，重实用研究，轻学术学理建构。目前，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主要针对传播实践特别是新闻传播实践中的紧迫问题而展开，旨在为实际运作提供可操作的对策、思路及理论。这方面比较重要的研究课题包括媒介策划、媒介经济、受众调查、广告营销、媒介集团、国际传播、网络传播，以及备受关注的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应对方略等等。这些课题，事关中国传播业的生存与发展，也事关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与大局，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针对性和实用性，必须予以积极的关注，深入地开展研究。但是，对于中国大陆传播学来说，仅有这些实用层面的研究是不够的，如果缺乏传播学学理层面的研究，缺乏对于传播学及其学科群体的核心知识的建构，是难以真正理解和把握传播学的真谛的。
而理论的“缺失”或“失控”，实用研究便谈不上会取得真正的成效。
第三，重引进、吸收式研究，轻消化、创新式研究。在肯定现实传播环境合理性的大背景下，大陆传播学教育与研究的内容一开始就倾向于美国的经验学派，热衷移植或套用美国已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一些高校甚至连传播学的课程设置和安排也是参照美国大学的课程计划安排。从整体上看，国人自着的着作，大多局限于解释、介绍或说明、罗列、堆砌美国学派的研究成果、方法和实验数据，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仍在进行，而学术探索上自主创新的东西则很少。就是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研究，也大多为国外成果或传播实践的简单的回应，严重地滞后于美洲和欧洲的研究及其实践进程。可以说，由于研究的粗浅、迟缓，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范式”至今还没有形成，因此真正权威性的、能产生国际影响的、由中国大陆学者创立的传播学经典着作或教材体系尚在“难产”之中。
第四，重大众传播教育，轻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教育。目前所形成的传播学的学科群及专业方向，主要是以大众传播为“根据地”而展开的有关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传播内容与信息（如广告学、国际传播等）、传播控制（如媒介经济、媒介经营与管理等）、传播受众、传播效果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