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丁 汀被访谈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罗以澄初春时节，美丽的珞珈山笼罩在温和的阳光下。
一个午后，我访问了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罗以澄院长。先生治学严谨，为人正直，我早已知晓。令人惊讶的是，先生虽然年龄直追花甲，却思维敏捷，对新事物、新趋势甚为了解。
早年科班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多年的记者生涯，卓有成就的新闻学者……面对先生，这样的“采访”让我心中很是忐忑。访谈中，先生对于自己新闻从业经历的娓娓叙述，如同一幅长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也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学者执着的上下求索之路。
1961-1966：初识新闻
丁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从事新闻这一行业的？
罗以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在上海读中学时，出于好奇心，曾经给上海《青年报》、《新民晚报》等报刊投过稿，也发表过一些“豆腐块”的小文章。为此，让我兴奋不已。应该说，我对新闻的兴趣或者说是爱好，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至今我还深深感谢上海的媒体，是他们的提携、帮助才让我走上新闻之路，迷恋上新闻这一行业的。
丁汀：听说您当年高考时填报的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专业。您作为上海人，为什么要远赴千里去北京攻读新闻专业呢？
罗以澄：这也许与我身上“天生”具有的新闻人的“潜质”有关吧！（笑）干新闻，就是要“闯世界”，就是要以四海为家；不敢远离家门，恋家，怎么能干新闻呢？另一方面则是与我们那一代青年人的价值观有关，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是以到伟人毛主席身边学习、工作为荣的。因此，尽管当年报考人大新闻专业竞争异常激烈，据说录取率不足１／７，我仍然非常自信，把它作为首选。今天回想起来，我还会为当年的选择感到满意和兴奋。
因为在人大学习的５年，我不但在许多名师的教导下，学到了系统、扎实的新闻专业知识和本领，更重要的是，熔铸了我作为“新闻人”应有的思想和灵魂。是人大５年的新闻教育，让我与新闻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后来我有过很多次从事其他职业的机会，但都没有动摇我热爱新闻、一辈子献身新闻事业的信念。
丁汀：您在人民大学学习新闻期间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罗以澄：有。记得大二时，我利用课余时间去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实习。当时编辑部让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赵养廷）去首钢采访一位青年炼钢工人，这是我们第一次以“见习记者”的身份独立进行采访。人大和首钢相隔甚远，我们每天还要坚持上课，两处奔波，劳累程度可想而知，加之采访对象不善言谈，人们对我们这些“学生记者”又有着异样的态度，采访之难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但我们坚持下来了，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记得那篇３５００字的人物通讯在《支部生活》上面发表时，我们的高兴劲就别提了。这次采访让我第一次真正尝到了干新闻的艰辛和乐趣。我是终身难忘的。
丁汀：您认为您上学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的专业教学有什么特点？
罗以澄：当时人大有一种非常好的教学传统，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记得从大二开始起，我就在学校的安排下先后到《北京晚报》、《北京日报》、《支部生活》等媒体实习。严格地说，我在人民大学的５年中，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在教室中听课。其余３年多都在实习或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中度过。等到我快毕业的那一年在《山西日报》实习的时候，我已经对新闻业务十分熟悉，不仅独立采写、编发了许多稿件，甚至还受编辑部的委托，负责带领其他单位来报社的实习生外出采访了。
丁汀：您认为您在大学阶段的学习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这对您以后从事新闻业务和研究工作有什么好处？
罗以澄：第一个收获就是在不断地学习实践中，打下了坚实的新闻业务功底。这个方面的好处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对新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有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就是新闻学说到底是一门适应社会的训练学科。这个认知给了我们开拓视野的平台。我们班上也有一些同学后来没有从事新闻，而从事了一些别的行业，事实证明，他们也做得很好。可以说，就是这种认知在起作用。
1966-1983：无奈的17年
丁汀：从您的简历上看，您人民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了新闻业界。您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您在从学生到记者的转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罗以澄：我毕业后最初在《湖北日报》做记者，后来也做过编辑。在业务上，我当时所面临的转型没有什么困难。因为在人民大学的５年里，经过大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训练，我已经打下了较为坚实的业务基本功。转型的艰难主要来自于思想上的困惑和痛苦。我刚刚进入社会就感觉到了来自社会的排斥。你可能知道，那是一个非常扭曲的年代。知识不受重视，知识分子也被歧视。尤其是刚到地方的时候，甚至被看作是“异己分子”。求学多年，为的是服务社会，一旦被社会所不容，心里就没有了归属感，非常压抑。
丁汀：在那样风雨如磐的时代，您还能坚持新闻写作吗？
罗以澄：尽管当时思想上苦恼迷茫，但我手中的笔却始终没有停下过。这大概是新闻已经融入我血液使然吧！因此，即使“****”中搞武斗，到处是枪林弹雨，我还是坚持写稿编稿；甚至后来我被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期间不是新闻记者了，我都没有停过，仍然采写新闻。那段时期累积下来我先后采写、发表在各级媒体上的报道、文章有四五百篇之多。用的笔名五花八门，有罗斌、郑理、郑文、向东等等。那些报道、文章，乃至笔名都有着那个年代的特殊痕迹。
丁汀：我们现在很少听您提起那段时间的经历，也很少看到您在那一个时期的文章，这是为什么？
罗以澄：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给我留下的只有“苦笑”。
那一段时间就是社会学角度里所谓的社会恶性运行时期，新闻缺乏一种健全的体制支持，作为监视环境的社会功能彻底消失；而国内当时对于新闻学的研究非常的肤浅，甚至干脆就把新闻等同于宣传来看待，新闻报道就是围绕着上面领导的意图打转，不敢越雷池半步。因此，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新闻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便可想而知。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从事新闻工作不久，经验不够，尽管也感觉到一些“不对味”的东西，但却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从理论上和具体的操作上都找不到出口。因此只好依照当时的宣传原则写了很多现在看来很没有价值的报道和文章，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所以那一时期的报道、文章，我从来都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曾经有很多次，我想把它付之一炬。当然，这是从实务界走出来以后才总结出来的。要是当时有这种认识就不会有现在的这种遗憾。
丁汀：那您在那一段时期里有没有什么收获呢？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什么？
罗以澄：收获是有的。离开《湖北日报》后，我被下派到农村劳动锻炼。在农村，我接触到了大量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和他们经常在一起，融入了他们的情感中。我想这就是我在那一个时期最大也是最有价值的收获。因为新闻是一门服务社会的学科。做实务如果脱离社会大众，新闻作品就没有源泉，就没有市场，而做研究如果不站在大众的立场和感情上也会迷失方向，同样不会有结果的。
丁汀：您在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８３年这段从事新闻实务工作期间，有没有您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
罗以澄：首先，应该纠正一下，在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８３年这１７年间，我并不是都在从事新闻实务工作。期间大约有４年的时间我是被下放劳动锻炼的。另外还有３年左右的时间我被安排在其他业务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因此，准确地说，我真正在地方媒体（报社、电台）干记者、编辑这些一线工作的时间只有１０年。
至于其间满意的作品，严格地说，没有。但是有一篇报道，我是情有独钟的。那是１９７２年我在潜江劳动锻炼的时候写的，是一篇有关当地熊口农场马长湖分场干部参加劳动的通讯。我当时已经不能算是一名职业新闻工作者，但当时那些分场干部们艰苦奋斗、乐于吃苦的作风确确实实感动了我。我还记得，那时无论我什么时候去采访他们，他们都在田间地头与民工一起劳作，以至于我感觉我在堤上或是田埂上对他们进行采访都非常有愧。所以，我采取了和他们一起劳动，边劳动边采访的办法，客观地、真实地记录下他们的言行，记录下他们的所思所虑。我当时没从事过什么重体力劳动，一天采访下来，手都被磨出了血泡。
晚上就在灯光下自己用针挑了血泡写稿子。后来，这篇文章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了；过了不久，《人民日报》也作了转载。
丁汀：您以您现在做学者的眼光看当时您做记者的那一段时光，您觉得您是一名优秀的记者吗？您认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罗以澄：不算。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样，我现在觉得，我那个时候缺乏一种做记者的“刚性”。应该说，我很爱新闻，也很有激情和能力做好我的工作。但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最主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刚”性，就是要敢于坚持真理，说真话，不说假话，也不说违心的话。在这一点上，我当时做得是不够好的。
这不能都推到社会环境迫使上面去。至于扎实的理论功底，较高的业务水平，我并不是说不重要。但是，这些都是可以提高的。我还记得我在《山西日报》实习的时候，被派到山西芮城写一篇县委干部如何学习焦裕禄的报道，其间不少材料就是按当时上面的宣传口径写的，和我采访到的实际情况并不一致。报道发表时，报社还专门配发了评论，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今天一想起这件事，我就非常遗憾，总觉得我当时没有说实话，至少我不应该那样写那篇报道的。
丁汀：您在那段“****”年代中最主要的感受是什么？
罗以澄：无奈。
（那个动荡的、扭曲的年代里所发生的种种，现在都已经随风而去了。也许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当时的无奈与困惑、痛苦与抉择等等，一切都是永远的刻骨铭心。而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切身经历的人而言，我们对那个特殊时代的理解始终都是苍白而有限的。有幸的是，无论如何，历史总是在前进的，也正是因为历史总在前进，人们才会为失望而忍耐，人们的生活，也才会为期待而延续。）
转型之美：从记者到学者
丁汀：从记者到学者，您又一次做出了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抉择，促使您这次转型的动因是什么？
罗以澄：就像前面所说的，我在新闻业界工作了许多年，也曾经遇到过很多操作上的困惑与难题。我当时就想到跳出实务工作的圈子，对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理论性的探索和研究，以便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对和我有同样无奈感触的新闻同行有实质性的帮助。这个就是我转行的动因。当然，这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结束后我在潜江广播电台担任领导期间，曾经因工作需要，对当时新闻工作应该如何开展作过一番冷静的思考，看了不少书，还曾写过一些有关新闻价值、新闻采访的行为规范等探讨性的文章。这都为我后来转行从事新闻教学、研究工作做了很好的准备。
丁汀：从职业选择的角度看，您经历了所有与新闻相关的职业，从专业科班出生，到做记者、编辑，到现在卓有成效的学者。
您认为做记者和做学者之间有什么要求上的不同？您更喜欢做记者还是做学者？
罗以澄：好的学者当然也需要讲立场，讲价值观；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勇于质疑、勇于创新的精神。必须要在学术上善于探索、讲究“不破不立”。学术研究上是没有禁区的；为了创新，为了“独树一帜”，必须在思想领域里自由驰骋。相对而言，记者这一社会公器的职业要求其受到立场、价值观的约束自然要更多一些，“自由”相对就会少一些。所以，就我的个性而言，我更喜欢做学者。
丁汀：从记者到学者这一次转型之初您遇到了什么困难没有？您是怎么克服的？
罗以澄：困难是有的，但不算太大。因为前面提过在粉碎“******”以后，我就开始了对新闻实务的研究。所以我在思想上是很有准备的。
问题主要有两个。首先是技术上的问题。当时是武大新闻系建立之初，在新闻传播方面的资料非常少，对新闻传播业务的研究还停留在国内经验的总结上。严格地说，基本上没有开展研究工作。而我是新闻科班出身，缺乏别的学科背景，在视野上还有待拓展。所以只好恶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其他学科知识。
当时，我看了很多社会学、哲学等方面的书，弥补了一些知识面上的欠缺。其次，在科学的研究上也遇到了一些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本来不必要的阻碍。当然，做学者应该摆正立场，但是有一些学术上的束缚是没有必要的。比如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将新闻和宣传的关系视为是同一的。在１９８４年的时候，我就对此提出了质疑，但因为害怕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不敢把自己的观点撰文发表。还是在着名学者何微教授的大力支持、指点下，我才恍然“醒悟”。次年，在何微教授的主持下，我和我系其他一些同志积极配合，专门召开了一个探讨这个问题的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议。我在会上大胆地发了言，并撰写了会议综述：《新闻、宣传、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发表在了１９８７年第１期的《新闻战线》上。应该说，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我们武汉大学的研究是超前的，有胆量的。当然，也有一些问题的研究，因受到类似的困惑，而被搁置了下来，这是非常遗憾的。
丁09耚C汀：您在１９８４年进入的武汉大学，当时正值武汉大学新闻系建立之初，作为开拓者，往往都是艰难的，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您遇到了什么困难？
罗以澄：困难太多了。当时虽然不能说是“三无”，至少也是“三缺”——缺人才、缺资金、缺教学资料和设备。我当时担任新闻系的系副主任，主管教学工作。但是当时连老师都不够，很多老师都是直接从老武汉大学其他专业转来的，缺乏新闻学背景。后来，我们从各高校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中招了一批教师，同时也派出一些老师出去学习，才慢慢解决了这个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当时学校非常支持我们；人大、复旦、北广等我国一些老牌新闻院系也向我们伸出了援手，为我们培训师资、提供教材等等；还有，中央和省、市一些媒体也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帮助。尤其是广电部，不仅时任部长吴冷西同意亲自出任我系名誉系主任，而且还与我们签订了联合办学的协议，在办学资金上也给了我们不少赞助。在各方的支持、关爱下，我们很快克服了困难，大踏步地向前发展。１９８６年我们获得了新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５年获得了传播学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９年，我们又获得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继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全国第五所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学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