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财经报道一开始就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与人类最早的“新闻”几乎同时出现。16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地中海贸易中心威尼斯出现了手抄“新闻书”，有偿向订户提供商业信息和政治情况。可以说，这种手抄“新闻书”便是财经报道的雏形。
我国建国前，经济相对发达的上海很早便涌现出了一批商业性报纸，像《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商报》、《大众报》等等。这些传媒普遍重视财经报道，十分关注货币汇兑、股市行情、期货交易以及内外贸易等内容。1948年8月国统区“币制改革”，以《申报》、《新闻报》、《商报》等为代表的上海新闻舆论界纷纷秉笔直书，采写了一批颇有见地的报道；连一贯对国民党政府“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也本着“不党、不私、不卖、不偏”的态度客观报道了这一金融动态。这些都显示出当时我国财经报道队伍的专业、职业水准。
实际上，从上个世纪20年代末起，由于要躲避军阀统治时期险恶的政治环境和错综复杂的斗争，旧中国的一些资产阶级新闻传播业就采纳了西方客观主义新闻理念与运作方法，极力倡导新闻业的商业化道路。这便是当时商业性报纸盛行、财经报道受到传媒普遍重视的一大缘由。
二
1949年后我国大陆建立起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总体性社会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是：
1）国家对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新闻资源）直接垄断，也就是说，国家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而且也是生活资料的发放者、权力和威望的配置者；2）社会结构从横向看，是高度集中的、一致的，其间，意识形态是总体性的，政治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经济与其他社会生活则是高度政治化的；3）从纵向角度看，消灭了剥削阶级，社会结构由过去的三层联结“国家-民间精英-民众”变为二层联结“国家-民众”，国家直接面对民众。
在这样一个总体性社会中，新闻事业一直被视为一种单纯的社会意识形态。这样，新闻业便与经济基础相对应，呈相对稳态。这种理念反映在新闻实践中，表现为我们的新闻传播业对消息来源、新闻事实的超稳态处理。这样的新闻处理方法，当然顺应了我国社会生活的激励机制，也取得相当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是对于作为“历史记载”的新闻来说，要全面、客观地呈现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便显得难有作为。
从建国后财经报道的行进轨迹看，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束缚，加之“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文化遗存和思维定势的影响，财经意识先天不足，经济文化以社会政治为理论归宿，致使财经报道偏离“本位”，“政治化”、“社会化”，不以经济论经济，而囿于从“政治”、“社会”的视点审视经济现象。由此，财经报道一直没有受到社会的应有重视，其在传媒上的地位也一直抵不上工业报道、农业报道。应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无奈。
三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财经报道在我国受关注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年代。其原因，一方面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而“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①与其他报道相比，财经报道具有高度敏感性的特点，它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财经报道若在内容、时机掌握上稍有不慎，就可能对公众的信心和“预期”造成冲击，进而影响稳定大局。另一方面，当前我们正在积极建立并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主要的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各种资源配置最终都是要量化为资本，形成资本市场的。
不懂得资本市场，不了解财经的运作特点、方法和规律，便无法真正进入市场经济。财经报道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了。再一方面，从国际上看，西方发达国家，金融、财税、贸易等财经报道的三大支柱，早在媒体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事件时，其财经报道常常占据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新闻的头条位置。例如，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各大媒体的头版，几乎天天都有金融报道；在版面安排上，还常常压倒包括其国内领导人重要活动的其他新闻。1997年7月泰铢贬值，最初几天形势不太明朗，但西方媒体对这一动向非常敏感，反应迅速，像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均将这一消息放在了突出的位置。重视财经报道是当今国际新闻媒体一大潮流。我们现在经济领域里正在“走的路”，在一定层面上可以说，有许多是市场经济发达、成熟的国家“已经走过的路”。根据社会学方法论的观点，站在世界的角度，站在人类已经发生的阶段的角度，是我们进行目标假设的一条捷径。因此，西方国家有关财经报道的理念与方法，也是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的。
从近几年的财经报道看，应该说起步虽然晚了些，但进步却是十分迅速的。这不仅表现在报道面与量的纷繁丰富上，而且还呈现于报道内容、报道手法等的多样化与创新性上；一些优秀的“精品”报道甚至让人爱不释手。今天的财经报道在我国传媒的受众市场上，已经营造了一道人气旺盛的亮丽风景。
但是也毋庸置疑，在这一历史表象的背后，人们对财经报道的责言怨语还经常出现，如有些新闻媒体在报道财经领域的有关事件或问题时，只注重宣传内容，不讲究宣传艺术；有的只机械地传达“精神”，不进行理性思维；更有的不顾职业道德，传播小道消息或虚假信息，误导投资者，为自己获取利益等等。笔者认为，目前财经报道最突出，也是后果最为严重的现象，一是炒作，二是垄断和操纵舆论。这两个问题也许是当前国内外媒体的财经报道的共通性问题。
热点炒作是新闻界比较普遍的现象，在相对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里尤其如此。社会舆论和学术界对其不良影响及后果的认识也是共同的，但是如何根治，可以说至今并无良策。例如，1998年有关“知识经济”报道，整体上存在乱炒作之弊。有些记者甚至某些专家学者，连知识经济的基本文献都没认真阅读过，凭一知半解就任意发挥；有些媒体把知识经济炒得神乎其神，“言必称知识经济”成为一时的时髦，以至海外一些媒体对国内的某些报刊“爆炒”知识经济颇有微词，甚至说中国新闻界把知识经济“拔”得过高，云云。
媒体还常常利用权威性、公开性、时效性等自身优势，在一些重大财经问题上“制导”，操纵社会舆论。其主要做法是发表政府有关部门、专门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的报告、谈话，阐发倾向性非常明显的观点；对支持和反对什么，媒体往往流露出过分明显的立场和态度。严格地说，这样的财经报道是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套用一句话可以说，“一个没有五个W的新闻，可能什么都是，但唯独不是新闻”。这种财经报道的鲜明的倾向性，既背离了新闻的“重客观”、“重公正”的运作规律，也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其后果在这几年股市“风波”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暴露得十分充分。
可见，财经报道中出现的问题，除了传统的制度性因素之外，媒体自身新闻价值取向的失误也是不容忽视的。
四
无论如何，我国传媒拥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目前，就是要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服务。市场经济的成功机理在于它遵循人性规律，利用人的自利心理和自我奋斗的动力，建立起以竞争为基础，以供求调节为杠杆的始于自利、终于利他的经济运行机制，真正的市场文明是自由、公正、竞争、开放、理性的文明。当然，目前由于市场经济还在建设中，我国经济制度更多表现为一种“混合经济”。在这一制度中，相互存在着表现出计划经济要素的国家调节、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产权形式以及一部分高度紧张竞争的市场。因此可以说，我们今天还处在一个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之中。
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基本的理论命题：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稳定和合理的经济制度的根本性意义，在于它能帮助人们形成一个稳定和合理的“预期”，也就是，制度给予人们信心。
这是理性对于制度约束所做的反应。曾几何时，人们形象地把对计划经济制度缺乏“信心”的事实描述成“你假装支付我们工资，我们假装工作”。1999年底在南京召开的“国有企业与证券市场”研讨会上，《上海证券报》的一名记者提了一个问题，她说，我们内地股民大都知道我们的很多上市公司多是那些没有发展前途的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可是为什么他们还在拼命地买它们的股票，不断有人被“套牢”，也不断有人“解套”呢？她想象说，香港或纽约的股民肯定是不会选择这些股票的；相比之下，内地的股民显然缺少理性，他们在股市上“过度投机”。这位记者提的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些股民是对现行制度没有信心，他们的心态也可以形象描述成“你们假装上市，我们假装投资”。糟糕的是，在制度与公众之间，我们的一些媒体及财经报道记者却热衷于为隔阂、摩擦推波助澜。比如在财经报道中，我们偏重于从“政治”上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给人“信心”，而对涉及的敏感问题，如金融机构的破产、关闭等，尽可能少报道或仅作内参，重在“鼓劲”、“不添乱”。而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公众的知情权无缘无故被剥夺了，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机会。从长远来看，势必让公众越来越失去风险意识、失去理性。对于媒介的愿望与结果来说，这是一个悖论。
从传播学角度看，媒介是联系现实环境与受众的中介，记者在采访报道活动中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私我，他是代表公众去收集各方面的真实材料和情况。基于一种职业的、制度性权力，记者理应随时随地对社会内部进行内在的修正，协调各种矛盾。
这样说来，出于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从事财经报道的记者，为市场经济服务，为市场经济呐喊，就应该遵守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具有一种自由的眼光、公正的眼光、竞争的眼光、开放的眼光、理性的眼光，不能甘当机械的“传声筒”或“马后炮”。如果不能做到知识、眼光上的“同步”，就很难把握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的、准确的走势。这样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看，我们的财经报道在发展文化这一终极功能上，只能是徒劳无功。
所以，市场经济环境中财经报道的本位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和按新闻规律办事的有机结合，两者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化合在一起；就是要遵循新闻规律，真实全面地反映客观世界，体现经济现象的本质。立足本位，保持本色，办出特色，财经报道才真正具有不可取代性。
目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以及知识经济的出现，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WTO的进程，经济活动已不是一国孤立的经济，而是全球化的经济。将一个具体的财经事件置于国际大背景下比较，这种视角，也正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纵论世界市场风云所需要的“大眼光”。我们财经报道只有放眼全国、全球市场，才能拓展财经报道的思维空间，从封闭、僵化向开放、辩证，由单一、平面向立体、系统，由静态、保守向动态、创造，由后馈思维向前瞻思维转变。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得靠人的素质。财经报道合理的人才结构应建立在三个支点上：1）新闻采编人才，2）经营管理人才，3）既懂经济又懂新闻的研究人才。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点重，两点轻”。第一个支点相对而言较强，人数多一点（质量还有待提高）；第二个支点比较弱，正在加强过程中；第三个支点特别弱，在经济规律和新闻规律面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偏离了财经媒体的本位，影响了其质量。可见在报社、广播台、电视台的人才结构上，必须加强经济与新闻并重的研究人才。
我国金融等财经领域的改革刚刚起步，尤其是金融改革还处于摸索之中，加之金融监管水平较低，体制又不健全，多年来积累的经济与金融矛盾还很多。如果新闻媒体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地区性、系统性甚至全局性的金融混乱。为之，金融等财经报道既要注意大胆创新，“敢为人先”；又要强调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严肃认真地对待，从而最大限度地最有成效地发挥出财经报道的应有功能。
（200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