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指大陆，下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变革。其间，资本市场的被承认和逐步形成，无疑是经济领域里最深刻、最富生机和活力的一大变革。当前我们正在积极建立并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各种资源的配置，最终都要量化为资本并形成资本市场。资本的外化则是金融。因此可以说，不研究资本市场，不懂得金融，就不能算是真正懂得市场经济。由此可见，金融报道在今天我国新闻传播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市场经济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金融报道历来是经济类新闻的主要支柱之一，它在新闻传播业中的“强势”地位也早已确立。然而在我国，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加之传统的重生产、轻流通的文化理念及思维定势的影响，金融报道一直没能在传媒的经济类新闻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也没能得到社会大众的应有的重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在综合性传媒上，为数不多的金融报道仅仅是作为“边角”、“配料”而存在。这种状况直到１９９１年下半年才有了根本改观。当时，《人民日报》
连续报道了由银行发放启动资金清理“三角债”，以救活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举措及有关事件。报道所据版面、版位极为突出，标题也做得极为醒目；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在此之后，金融报道受到了我国传媒的普遍“关爱”。尤其是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人们对股票、期货交易等这些“资本主义东西”的疑忌得以释解，有关证券市场的报道随之活跃起来；次年还相继出现了以专门报道股市行情、上市公司动态以及国家金融政策为主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等一批专业性证券媒体。金融报道在我国经济类新闻中的主流地位从此得到了确认。这是我国新闻传播业进入市场经济“深处”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国的金融报道虽然起步很晚，但是伴随着社会改革的日益深化，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加之新闻传播界同仁的努力和受众的支持，其进步、成长却是极为迅速的。这不仅表现在报道面与量的纷繁丰富上，而且还呈现于报道内容、报道手法等的多样化与创新性上；一些优秀的精品报道甚至令受众爱不释手、难以忘怀。应该说，今天的金融报道在我国传媒的受众市场上，已经营造了一道十分亮丽的人气旺盛的独特风景。然而毋庸置疑，在这一历史表象的背后，人们对金融报道的责言怨语还经常出现，一些金融报道的权威性、科学性以及公信力都让人疑惑丛生。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笔者以为，除了制度性因素外，当前我国金融报道理念及其运作方法上的错位则是其关键所在。（限于篇幅，本文仅就证券类金融报道存在的问题作探讨。）
一、新闻价值取向上的“泛政治化”现象
新闻价值取向上的“泛政治化”现象，导致金融报道“本位”
的迷失并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新闻价值作为新闻采集者及媒介衡量、取舍新闻事实的一种尺度，显然是一种观念形式的东西。由于我们过去的新闻报道是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因此新闻采集者及媒介的新闻价值观便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计划经济的烙印。而计划经济所体现出的是一种低结构化程度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者高度重叠。意识形态是高度总体性的，政治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经济与其他社会生活则是高度政治化的。新闻事业被视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自然也呈现出高度的政治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活动实施由上而下的指令性安排，运用行政指令进行资源配置。这样，金融等各类经济报道的新闻价值取向定位自然囿于国家、上级等“上头”的指令的传递上；新闻报道的重心便是宣传、贯彻“上头”的指令、决策和计划；衡量、决定一件事、一个单位或部门值不值得报道，便是看其是否符合“上头”的精神，是否发挥了生产实体的功能，是否完成了“上头”规定的生产指标、产值、利润等。在这种“泛政治化”的新闻价值取向定位的影响下，我们的金融等各类经济报道的运作过程，一方面偏重于报道企业完成“上头”指令所取得的成就、经验等；另一方面则强调报道的“声势”，强调报道的“集中性”、“一致性”，以保证“上头”指令传递的及时、畅达。
从当前的新闻实践看，这种新闻价值取向上的“泛政治化”
的现象，在一些媒体及金融报道采写者的身上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一旦有关管理层或者某位高层人士倡导某一举措或者推出某一决策时，我们的报道便会一哄而上，齐唱“赞歌”。
至于这一举措或决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在实施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是否真正具有“生命力”等等，则很少有人去采集，去报道了。再如，不少金融报道习惯于从“政治”的视点或者社会文化的角度去审视金融现象，离开金融自身的规则、规律去报道有关金融事件或问题，从而使金融报道“政治化”、“社会化”。１９９７年由泰铢贬值进而取消其与美元的汇率引发了一场震惊全球的亚洲金融风暴，对此，我们的一些媒体先是无动于衷，后是淡化处理，再则欣喜这个风暴“与我擦肩而过”。其间，新闻报道的“政治倾向”显现无遗。
应该公正地说，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新闻报道，在反映、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上还是比较充分的，它顺应了我国社会生活的激励机制，产生了较为积极的社会效果。因此，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闻价值观和思维定势，我们不能轻易地一概否定。即使在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我国新闻传媒，注意发挥新闻报道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功能仍然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新闻报道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功能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充分尊重新闻报道的传播规律基础之上。否则，违背传播的特定规律，新闻报道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那种单纯地从政治指导性和工作规定性上取舍新闻事实，单纯强调新闻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功能的金融报道观念及其新闻价值取向，不仅背离了金融报道“按照新闻规则，真实、及时地反映客观世界，以揭示金融现象的本质与规律”的本位，背离了金融报道的传播规律，而且也有违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区别于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在运行机制上它以价值规律为轴心，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或个人不是“奉命生产”的生产实体，而是在商品的生产、交换中，自主决定经济行为并承担相应风险和后果的独立的经营实体了。因此，市场经济体现出的是一种结构分化程度相当高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是相对独立的，具有一定的分离性。国家和政府对各种经济活动的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法律的、经济的手段而不再靠行政手段来实施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企业或个人的经济行为、决策的得当与否，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解决好各种各类信息的收集、传播、反馈与运用。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的新闻报道仍然“奉命”行事，热衷传递“上头的声音”，或者单纯地从“政治”上着眼选择、评判新闻事实，其结果势必造成信息传递的不充分、不完整，给受众的经济行为的决策带来误导。何况，我们今天面对的市场经济是不成熟的；由于经验的缺乏等原因，“上头”的精神、决策等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对此，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简单地当“传声筒”、盲目“跟风”的作法应该摒除。比如，１９９９年１１月，某地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上市公司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其间颇具“创新”意义的是第六条规定：“对控股股东向受让方实施‘净壳’出让的，优先予以政策倾斜”。这里所谓的“净壳”，就是指上市公司把自己原有的所有资产（包括债权、债务）统统剥离出去，而仅仅剩下“上市公司”这一“外壳”。
从金融理论与规律上讲，这种“外壳”是毫无价值可言的；然而，由于我国股票发行上市至今还带有沉重的计划经济的痕迹，企业（公司）上市欲望十分强烈，从而形成了上市需求与上市指标间的极不协调的供求关系，这样便使得上市公司的“壳”不仅有了价值，而且奇货可居。地方政府提倡这种“净壳”出让方式，其用意就在于通过对股市的干预，为地方政府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对此，我们的报道如果盲目“跟进”，竭力“颂扬”，便可能给整个股市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再如，１９９９年下半年，证监管理层曾经发布过一则《关于进一步完善股票发行方式的通知》，其中第五款第一条规定：“在对一般法人配售和对一般投资者上网发行前，战略投资者应与发行公司订立配售协议，约定其持股时间不得少于六个月”。在我国证券法规中首次引入了“战略投资者”概念。从新闻价值上看，这当然也是很有新意的提法和举措。但是，根据该《通知》的规定，能如愿以偿地形成真正的战略投资者的机制吗？一般的投资常识告诉我们，在六个月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一项战略投资的；何况股额配售数量上该《通知》又有着５％的持股上限规定，这样，投资者更不可能对所投资的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构成大的影响。因此，按照该《通知》的规定，实际上就为所谓的“战略投资者”以投机思维参与法人配售提供了便利条件。试想一下，如果热衷“宣传”这一举措，其结果会如何呢？随着法人配售的增多，《通知》精神的深入和执行时间的延长，在一定时候便可能出现法人配售股的集中抛售，那样必定给股市市场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中小投资者必将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更小的获利空间。好在该《通知》
的有关条例内容很快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纠正，这种状况才得以避免。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传媒，本质上应归属于一种专业化的信息载体，金融报道的新闻价值，就是取决于报道的事实给受众提供信息量是否全面、充分，是否客观、公正。力求摆脱“泛政治化”的思维定势，使金融报道尽快回归本位，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的新闻传媒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出自己的应有作用。
二、新闻舆论引导上的“急功近利”
新闻舆论引导上的“急功近利”，导致金融报道服务功能的异化。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任何媒介都是联系现实环境与受众的中介；失去受众，媒介也就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牢固树立“受众意识”，千方百计地为受众服务好，更是今天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媒介求生存、求发展的一大法宝。
在现今我国社会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普通百姓的金融意识开始觉醒，懂得“算计”钱，想方设法多挣钱用好钱已经成了众多百姓经济生活中一项不可或缺的“自觉”行为。因此，引导百姓建立投资意识，帮助他们拓宽投资渠道，更好地理财生钱，自然是我国传媒及其金融报道的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正是金融报道张扬其独特的服务功能的用武之地。
纵观现阶段众多新闻传媒及其金融报道，应该说，其为受众投资理财的服务功能的确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的急速变迁和公众心态的浮躁，使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呈现出一种迷茫和情绪化的状态，从而在舆论引导上出现了明显的“急功近利”的倾向。这在金融报道中则表现为一味满足投资者“一夜暴富”的不切实际的心理和“钱立刻生出钱”的求富心态。例如，一些媒体的证券节目和证券版面中充斥着国外股市中早已淘汰的技术分析内容，而鲜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股市并不成熟的实际出发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技术分析方法和技术分析理论。由于报道中所出现的技术分析侧重于分析证券价格的短期行情，因而更适合于谋取价差收入的短期投机行为，这样便无形中助长了市场的投机气氛。而短线炒作越频繁、收益越低的事实，一旦成为由股民用血汗钱买来的教训，股民入市时的获利梦想化为乌有时，无疑会使股民对“庄股”画出的美妙的上升通道顿生憎恶之情，进而加剧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怀疑。显然这不仅不能有效地实现证券报道的服务功能，而且还会对我国正在积极建设中的投资为主、投机为辅的证券市场造成负面影响。也正是由于当前一些金融传媒及其报道营造的这样的舆论氛围，结果导致我国股市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现象：一方面股市不成熟、不规范；另一方面股评却异常发达，股评家汗牛充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