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列举的篇目中，我们不难看到，这是一批着眼中国社会改革的宏观背景，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与时代宽广度的深度报道群体，它们以独有的深度、力度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向单一化、表面化的传统报道方式发起了挑战。透视这批构思宏大、思想深邃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深度报道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一）不回避矛盾，敢抓“热点”和“难点”
纵观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那些反映社会重大题材的深度报道无一不是忠实地记录了社会变革的躁动不安和矛盾冲突的过程。近两年涌现于中国新闻文坛的深度报道群体同样具有这一特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大地，改革已全方位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生活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新旧体制观念的摩擦、较量，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都成了广大群众议论纷纷又莫衷一是的话题，而这些话题都是社会舆论的“热点”和“难点”。这批深度报道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着眼于历史转折关头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不避矛盾，大胆地把笔触伸向人民群众普遍关注且又有争议的问题，对改革中所出现的重大社会现象及体制、文化、观念等方面给予深刻反映，尤其注重揭露旧体制、官僚主义对社会进步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阻碍作用，具有浓烈的批评色彩。如《关广梅现象》中关于租赁企业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公开讨论，实质上是对待９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性质如何认识的问题；《鲁布革冲击》提出的问题是要不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命运备忘录》揭露了中国现有干部人事制度的种种弊端，抨击了不合理的人才管理体制；《关于物价的通信》更是触动了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击中了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
（二）深入新闻事实的内部，挖掘新闻的深层价值
我国着名新闻记者黄远生认为：“作为新闻记者，必须做到：不满足于表面之事实，要深入内外里面之关系，寻求离合纵横之故，并律收所闻及所观察者解剖之。”①十分清楚，黄远生这里强调的对新闻事实的深入寻求和解剖，就是提醒我们记者，在新闻报道中既要报道新闻事实的表象，又要揭示新闻事实的本质。因为，新闻事实意义和价值的呈现，就在于新闻事实本质的揭示。在这批深度报道中，作者的笔没有停留在新闻事实表象的报道上，而是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透过种种表象去揭示问题的本质，来挖掘新闻的深层价值。《中国青年报》那组脍炙人口的“三色”报道便是这方面的典型。这组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不仅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火情变化和扑救过程，而且报道了灾害发生的更深层次的人为因素及其种种反思。报道里，作者通过对烈火中显现出来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探究，揭示了这场人间悲剧肇始于何时、蕃衍于何方的深刻原因，歌颂了在烈火中升华的灵魂、鞭挞了种种丑恶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人们从这里得到了大火以外更多的东西。
（三）让事实经过理性过滤，加深了报道的思辨色彩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界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缺乏对新闻事实深度的挖掘，“为事实而去记载事实”，因而，读者无法从报道中受到启迪，进行思考；二是习惯用传统的理论思维，以单纯的“政治审视”方式来教条地解释各种新闻事实，从而使各种报道千篇一律。而这批深度报道的记者，逆这两种倾向而行，他们面向有限事实外部的广阔世界，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的思维冷静地、科学地对新闻事实进行筛选和分析，将所获得的新闻事实（感觉材料）经过理性的过滤；使新闻报道的分析显示出一种内在的逻辑力量，充满了思辨色彩。《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改革阵痛中的觉悟》是两篇独特的政论型通讯，记者在采写如何认识中国改革这个宏大的题目时，他们既没有用人们已经明白的空洞道理去说教，也没有局限于用事实说话的报道宣传中，而是把我国理论工作者对改革的探索思考来同读者进行交流：既有理论的阐释，也有事实的剖析；既有创见，但也不是定论，供读者探索问题时参考。在如何认识改革的问题上，记者并没把读者的目光局限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现行体制弊端等人们已熟知的道理中，而是把读者推上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制高点上，纵览横观，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中国改革的必然性和改革方式选择的必要性。
（四）突破传统的格局，追求新的报道形式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传递呈辐射状，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在向多元化发展。显然，一些旧的新闻形式难以容纳涵量丰富的报道内容。因此，需要大胆突破传统的格局，勇于创新，不断追求新的形式。其具体表现，有如下几点：
第一，这批深度报道注重表现新闻事件的背景、发展过程和趋势，以促进读者对社会状况形成完整而深刻的认识，这样就大大拓宽了报道领域。在信息传播极为迅速的今天，受众不满足于“单纯地记述事实”、“总结式”、“完成式”的新闻报道，他们不仅要求了解未知、应知的事情，还渴望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前景预告。要满足受众这一要求，仅靠事实本身是极不够用的，因此，必须注重对新闻事件发展“过程中”的报道。哲学家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出现的，事物的矛盾以及存在和提出的问题，事物所蕴涵的思想和闪烁着的某种精神都体现在“过程中”。因此，对事件过程的报道是深度报道的重要表现手法。如《四川日报》“长漂”系列报道，记者亲自参加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壮举，历时半年，贯穿始终，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自始至终地追踪报道，辛勤地记录下了“科考队”勇士们探险的足迹，歌颂了祖国江山的自然美和中华健儿征服自然的伟大壮举。这组系列报道前后发稿一百几十篇，十多万字，真实地将“科考队”历经艰辛，首次完成漂流长江全程的经过展现在人们眼前。由于这组报道“传播及时，纪实性强，信息量大，有头有尾”，结果一举夺得了１９８６年全国好新闻“深度报道”一等奖。
第二，全方位的思维、多元化的报道方式，使新闻报道具有动态感和立体感。首先，这批深度报道的记者，是站在高处广角地看问题，他们既从横的方面展示事物各方面的联系，又从纵的方面追随事态发展过程，逐步揭示新闻事件的全貌及内部联系。如《人民日报》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改革阵痛中的觉悟》，这两篇政论型通讯，不拘于一人一事一地，而纵观古今、横比中外，从历史的高度来论述改革的必然性和迫切性。又如获１９８６年全国好新闻深度报道类一等奖的《谁是她的爹和娘》（羊城晚报），通过对女婴事件历时５个月的连续报道，将新闻事件的全貌告知读者。透过这一事件，人们可以感受到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复兴。
三
毋庸置疑，在新闻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深度报道这粒早就置身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种子，已经找到了适宜的气候，它破土而出，开始茁壮成长。这与我国新闻竞争环境的形成，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记者素质的提高无不紧密相连。
尽管如此，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近两年深度报道在我国新闻文坛虽然发展很快，但就其内容和形式来看，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如有的报道主观色彩过重，往往是以自身的情感代替冷静的分析；还有的报道虽然在思想上有一定深度，但其语言文字表述的凝练程度不高。此外，深度报道在如何体现报道“深、广、高”的巧妙结合方面，也还显得欠缺。因此，深度报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创新的过程。
笔者认为，搞好深度报道首先要在“深”字上做好文章。如何写得“深”呢？关键在于“看”得深。这就要求记者要深入调查研究，因为，深度报道涉及的范围、地域广，材料往往要挖到事物的内部以及事件的历史和现状，如果没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是驾驭不了有广度、有分量的题材的。行家们常说：笔力不足在于眼力不深。便是这个道理。
当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只是一种获得感性材料的方式，而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如何抓住一些问题，捕捉到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或提出一个有启发的思想，还得依赖于记者思维方式的变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记者，思维方式应该由“单维”向“多维”发展，观察社会、看人看事都应该是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只有这样，我们的作品才能由表象、概念，进入综合、概括和分析，同时在反映事物的深度上，在所含信息量的程度上，都可能超过一人一事，并且具有动态感和立体感。
其次，应提倡深度报道方式的多样性。近两年涌现出的深度报道群体，多数是通过连续报道、系列报道和组合报道的形式来表现，结果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只要一提深度报道，人们往往认为只有长篇大论的连续式、系列式和组合式报道才能达到深的境界。其实不然，笔者认为，只要所报道的事件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且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那么，报道的深浅就不能以篇幅的长短而论了。
最后，笔者认为，写好深度报道与作者的思想素质、理论水平和知识结构是有密切关系的。成功的、有影响的深度报道要靠记者的政治远见、洞察社会的深邃目光和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的能力。因此，一个合格的记者首先应当是政治家，有了敏锐的政治眼光，才能了解人民的心声，按住时代的脉搏，抓住社会所关心的问题。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