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作品作为时代的记录，不但要求写得合乎科学性，要真实、准确、生动地反映和再现时代的精神和特征，而且要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时代所接受。
当今，我国正处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展开，新闻传播业开始进入了一个兴旺昌盛的历史时期，新闻业务改革也出现了一个令人欣喜的好势头，并涌现出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拍案叫好的新闻作品。但是，在这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传统的新闻写作观念，陈旧的新闻写作模式，仍然紧紧地束缚着新闻写作者的头脑，致使不少新闻作品和时代的要求之间产生了让人遗憾的“断隙”。众多的新闻写作研究者和实践者也已为之感受了一种“沉甸甸的危机”。
新闻的理论色彩的提出，便是研究如何写好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闻作品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推动当前我国新闻业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开创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业新局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将影响我国新闻写作的发展趋向，促进新闻写作更新过时观念，破除旧框俗套，探索和创立一种适应当今时代需要的新型的新闻报道形式。
“客观性在事实的新闻中是神话而已”，新闻的理论色彩存在于新闻报道实践中所谓新闻的理论色彩，指的是新闻作品应具有的思想性、哲理性，能给受众以理性的认识，使之能从中悟出一定的道理。提出新闻的理论色彩，就是要求新闻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客观地叙述事实的现象和过程，还应当把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揭示出新闻事实的内在本质，指明其意义和发生、发展的规律，让受众从中受到启迪、加深理解。
长期以来，中外新闻写作中都有一条“金科玉律”，就是报道新闻一定要“客观”、“公正”，不允许记者在新闻中掺杂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倾向。１９７３年，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制定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准则》中，就明确规定“健全的新闻实践应该在新闻报道和意见表达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限。新闻报道应该完全摆脱意见或偏见。”①着名的美国新闻学家麦尔文·曼切尔对此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当新闻工作者讲到客观性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新闻应当不受记者本人观点的约束，而应当主要根据看到的事实。当一条新闻能够被某些原始记载加以对照证实，那么它是客观的。”②Ｈ·Ｌ·门肯甚至断言：“如果一个记者成了自由党人，或者共产党人、保守党人或共和党人，那么他就根本不成其为记者。”③我国已有的新闻写作着述中，“要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事实”的告诫也屡见不鲜。
新闻是新近发生、发现或变动的事实的报道。事实是新闻的源泉，没有事实便没有新闻；同时，新闻取信于受众的，也主要在于所报道的事实的真实、可靠。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写新闻要客观、公正，即尊重事物的客观存在，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它，而不能生造事实或歪曲事实的本来面目，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众所周知，事实是第一性的，报道是第二性的。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要求精神产品毫无“精神”色彩，只是纯“客观”地再现事实，便未免失之偏颇，在实践中也是做不到的。
下面两则新闻都是报道我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的越南一些地方的情况的。
新华社记者阎吾在《战后谅山》（１９７９年３月７日）中写道：
随着奇穷河南岸地区和谅山西南四一三高地守敌的覆灭，枪炮声渐渐平息下来。我边防部队指战员正从各个阵地上把缴获的坦克、装甲车、导弹、火箭筒、火炮和各种枪支弹药汇集在一起。一队队中国边防战士们，精神抖擞地跨过奇穷河大桥，开赴谅山以南各个阵地……滚滚浓烟罩着谅山的上空。南北市区到处是一堆堆废墟，街头巷尾到处堆放着越军丢下的武器弹药和各种食品，这些……大都是过去我国作为援助物资赠送给越南的……记者在谅山敌军的一些阵地上，看到所有的日历都没有翻到２月２８日的，有的翻到了２７日。可以想到，他们刚把日历翻过２６日那一页，就被我军打得丧魂落魄，再没有能往下翻了。
塔斯社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４日电讯中，是这样报道“老街失守”的：
市里实际上没有房子了。在每一堆砖瓦旁边倒着这里在２月１７日之前是工场、机关、商店的牌子。牌子依然存在，而城市却没有了。牌子就是不复存在的城市的记载。
在约离河内一百公里的道路两旁看到了许多窝棚和整座城镇……这里有小孩、妇女和老人。原来，他们这些人都来自丰汉国营农场。该国营农场以前种植菠萝，而现在不再存在了。
对同样的事件，两家通讯社的报道竟如此泾渭分明：前者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读后令人鼓舞，并由此产生“快感”；而后者俨然是在为失败者唱挽歌，读后则叫人沮丧，进而对这场正义之战产生“反感”。个中原因，便在于新闻的理论色彩在起作用。新闻报道要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但绝不是客观事实的“照相”式的再现（何况照相也得校准光圈，选择最佳角度以表现其对象）。客观事实与新闻报道之间有个中间媒介，即新闻主体（记者）。新闻报道是新闻主体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对客观事实进行筛选、提炼、加工的结果。在现实社会里，新闻主体是接受各种教育、社会环境影响等熏陶而形成有一定世界观的人；并且他们服务于代表着不同政党、集团、阶级利益的新闻媒介工具。新闻主体的立场、观点、认识，以及情感、情绪等，必定规定和制约着他对客观事实的挑选和反映。
“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等同的，那就荒谬了”①。新闻报道不可能是客观事实的简单的重复，相反，它们都是有着一定的“理论色彩”的。不偏不倚、不带任何“意见”
的纯客观报道，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是不存在的。这一点，甚至连美国着名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家艾尔弗雷德·Ａ·克罗威尔也不得不承认。他曾武断地说过：“客观性在事实的新闻中是神话而已，是反动的，不存在的，得不到的。”
众所周知，写作新闻必须具有五要素或六要素，即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和怎么样。其中，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是构成新闻事实的最基本的要素；有了这几个要素，新闻事实的现象也就显现出来了。但是，新闻报道所反映的事实，应该是完整的事实；而完整的事实，应该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体。本质这种东西，人们虽然不能直接感受到，它需要经过理性的思维才能认识。然而，对本质的理性认识和本质的本身绝不是一回事。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它存在于客观事实之中，是事实的不可缺少的组成因素。在日常生活中，某一事物之所以呈现这一现象，之所以采取这种形式，之所以有着某种特定的发展过程，大都是同其本质密不可分的，且主要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客观事实是由现象所组成，但单纯的现象绝不就是事实。整体不等于部分的简单相加，事实不等于各种现象的罗列堆积。“脱离开本质单纯谈论现象，人们常常很难恰切地勾勒这个事实，甚至无法说它究竟是不是事实。”①新闻要素中所含的“为什么”和“怎么样”，便在于揭示事实的本质，说明事实的意义和价值。这两个要素，就体现着新闻的理论色彩。由此可见，新闻的理论色彩并不是记者人为地强加上去的，它也存在于新闻的要素之中，是一条完整的新闻作品所必备的。
在现代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政党、集团实际上都把新闻传播业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和舆论机关来对待，在报道种种新鲜事实的同时，借事实来“说话”，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反映并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这是社会环境之使然，也是新闻传播活动现实存在之必然。新闻的理论色彩，正是新闻传播媒介作为“宣传”工具、舆论工具的特点和力量所在。我们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我们的新闻功能，不仅在于通过事实传播信息，以满足人们及时了解外界新情况的需求，而且也在于借事实的报道，宣传党和政府的主张与意见，达到劝服、引导人们的目的。为此，我们决不应回避或者无视新闻理论色彩存在这一现实；相反，应该借助新闻理论色彩的力量，更有效地发挥新闻作品的作用，以取得更好的新闻传播效果。
新闻的理论色彩是当今受众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业所刻意追求的
马克思说过：“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①新闻传播媒介发布的新闻，是靠受众自愿接受而产生作用的。它不带有任何强制性，不能强迫人们去看，去听，去接受。人们在新闻传播媒介上出钱、花时间，归根结底是为了获得某种报偿或者服务；也就是说，是为了自己在某种需要上得到满足。满足受众需要，为受众服务，是新闻传播业主要的目的之一。
新闻作品要满足受众的需要，关键在于掌握受众需要的规律。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们的需要不仅是多方面的，具有广泛性的特点，而且总是由低到高、由浅入深地递进式的发展的，具有层次性的特点。新闻受众对新闻作品的需求同样如此。试以前不久举行的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同武宫正树对擂这一新闻事件为例。由于这场“对擂”关系到双方擂台赛的“命运”，因此，格外引起国人的注目。聂卫平是我方主帅，擂台的最后一名把关者，胜则可逼出日方主帅大竹决战，败则擂台赛桂冠便属日方。我国新闻受众首先、也是最迫切需要知道的，当然是关于这场“对擂”的最新信息：比赛结果如何，聂卫平是否取胜了。当获得“聂赢了”这一信息后，不少受众在欢欣之余，自然想知道，这场“对擂”是怎样进行的，聂卫平是如何战胜对手的，有些什么“内幕”、“花絮”等。这就不是一般的“动态新闻”
所能满足的了，它需要记者采写富有形象性的“视觉新闻”，把“对擂”的经过逼真地再现出来。然后，好奇心是常人所共有的心理状态，对这样涉及面广、影响大的新闻事件，且又有了“身临其境”之感，一些受众就尤其喜欢寻根究底，从而产生想进一步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需要。在以往的比赛中，聂卫平曾屡战屡败于武宫正树的手下；这次赛前，日方报纸又纷纷发表评论，说擂台赛将到此结束。然而，赛后结果却如此出人意料。聂卫平为什么能赢？背景情况如何？有些什么经验？整个擂台赛的发展趋势又是怎样？要满足受众的这进一层的需要，就只有深入报道才能胜任。
由此可见，受众的需要是按照其本身固有的心理规律逐步递进的。大体上是按照上述三个层次进行的，即信息需要——形象需要——理解需要。受众从新闻报道中获取信息，是最基本、最起码的需要；而形象性新闻能使受众“动之以情”，切身感受到新闻事件的“魅力”，并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希望对它加深理解的需要也就随之而萌发了。当然，受众的这三种需要在实际中并不是截然分割的，一般情况下是逐步发展的，有时则是相互渗透、同时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