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不仅有着较多的外资企业，也有较多的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２００１年，广东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率先突破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然而，富于进取心的广东人却寻找前进中的问题。他们发现，广东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都比较高，受世界经济影响较大，世界经济每下降１％，广东经济增速就下降约０．６％，而且，近年来已经出现外资投资疲软的征兆。此外，广东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相对突出，珠江三角洲诸市县经济增长迅速，但北部地区、西部地区相对滞后。
省政府认为，大力发展私营企业已成为调整经济的重要内容。与近年ＧＤＰ、外贸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等增速均居全国第一的浙江相比，广东私营企业的户数和注册资本虽然居全国第一位，却是大而不强，在经济中的作用不够突出。从品牌指标看，温州私营企业先后获得５个中国驰名商标，一大批产品享誉全国，而广东民企只有２个驰名商标。为此，省政府提出应帮助私营企业积极提升自己的实力的方针。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学习“新温州模式”，发展广东的私营经济。
我国地域广大，广袤的空间中各区域近代化的进程极不均衡。近代来自国外的先进生产力，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登陆，再慢慢向中部和西部地区扩展。加之自然条件、工商业基础等方面的原因，东部沿海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一般说来高于中部和西部，而且越往西水平越低，除成都平原、重庆周围等少数区域，大致体现出经济发展水平自东向西逐渐递降的趋势。近二十年来，我国各地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样不均衡。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浦东等经济特区或开发区，珠江三角洲、苏南、温州等经济模式均出现在东部沿海。
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由沿海向内陆的梯度推移，使本来就有地缘优势和良好的经济文化基础的东部，经济发展速度显着加快，而中部和西部要缓慢得多，双方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私营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就是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的主要表现之一。
党的十五大以后，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努力宣传温州模式和温州的创业文化，让当地人民从中获得启示，改变旧的思想观念，迈开创业致富的步子。一位河南的官员说：温州人创造了温州模式，但温州模式不仅仅属于温州人。河南地处中国中部，许多地区的现状近似于当年的温州，人多地少，基础薄，条件差，有相当大的可比性，温州模式的过去和现在对河南经济今后的发展有许多重要的、现实的启示。温州人多地少，交通不便，资源缺乏，投资不多，外部环境也不宽松，其经济发展的奥秘是有最宝贵的资源——聪明而又能吃苦的温州人。搞活河南经济，搞活企业，关键是把生产力诸要素中起关键作用的人搞活。要把人搞活，首先要把人的思想搞活，把人从条条框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要像温州人那样不离开肚皮想问题，不抽象谈论事情的好坏，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去检验。思想活起来，还要树立风险意识，像温州人那样敢于创新；要树立市场意识，敢于像温州人那样“闯荡”市场；要树立竞争意识，敢于像温州人那样在国内、国际市场上与对手一争高低；要树立自立意识，敢于像温州人那样主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发展区域经济。
谈到温州创业文化对各地区的启示，需要着重谈谈我国的西部。
我国将开发西部作为２１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但实际上解放后对西部的大开发早就开始了。在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的２６年间，为改变生产力过分集中东部沿海的严重不均衡状况并考虑到战备的需要，我国对中西部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在连续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对这一地区的投资一般要占到全国的５６％-６９％。通过建设，西部的经济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变，建成一批大工业企业和先进的城市，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据８０年代的统计，陕西、四川、甘肃、贵州等省技术人才的数量，以及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均在全国居于前列。至少在几年前，西安、成都、兰州三城市的人才密度仍仅次于北京、上海，而陕西省的综合科技实力居全国第三。然而，西部农村的发展步伐远远落后于城市，乡镇企业极少，商品经济不发达。改革开放前，除了少数位于交通枢纽的县城有一定的规模，大多数的县城人口有限，只相当于南方的普通乡镇。此外，各省和各重要城市的工业部门，大多存在国营经济比重大、重工业比重大和军事工业比重大的特点，并因之产生种种弊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改变对西部的资金倾斜，西部经济发展缓慢，和东部的距离越拉越大，各省的经济总量、人均经济指标大多处于全国倒数的位置。
经济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西部经济的落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村经济落后、农民贫困，农村居民的收入大约只及城镇居民收入的１／３左右。１９９９年，西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约为１７３０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７８．３％，东部沿海１０省市平均水平的６４．８％。西部农民的贫困，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工商业不发达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城就业的比重低。因此，要改变西部面貌，必须把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大力支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并努力扩大农民的就业空间和收入来源。
温州在改革开放以前可以说是沿海地区的“西部”，人均耕地少，工业基础差，国家投入不多，缺乏大城市的辐射，交通条件又不好。温州人没有等待国家的投资，不依赖外资，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发展了区域经济。由于这样的原因，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温州模式对西部大开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今天西部发展私营经济的外部条件远远好于创业初期的温州，国家不但不禁止，而且予以多方的鼓励和扶持。然而，温州的事例说明，私营经济能否发展，关键在于人民心中是否有创业致富的强烈欲望和冲天热情，换言之，是否存在着有利于私营经济兴起和发展的创业文化。如果没有这种创业文化，私营经济的发展就只是政府部门的一厢情愿。而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创业行动，只是政府的行为，甚至市场经济的建立都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有的地方投资几百万乃至数千万，建起了一个个档次很高的市场，但是他们却没有像温州人那样去建立商品流通关系，结果这些市场只是有场无市的空壳市场。不少人认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即我们所说的创业文化，已成为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围绕着这一问题，西部的一些人以温州的创业文化为参照，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西安市一位从事工商管理的干部说：我们陕西人是大钱不会赚，小钱不想赚，现在开始学习温州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仿效温州人灵活经营作风了，可以说是温州人推动我们西安人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贵州罗店县一位在温州打工的原宣传干部说：“贵阳有句话，‘虽然我饿着，但是还坐着’。这种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不改变，西部开发恐怕难有作为。”他认为，温州过去不通飞机、不通火车、交通闭塞，能够快速发展起来，首先因为当地人有发展的意识，有不怕失败、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
昆明市一位领导干部说：温州人在昆明几个行业的发展，填补了昆明市场的空白，使昆明中心城市的功能得到了强化，这是了不起的。温州人在昆明干成事业，我们昆明人能不能干？在昆明的四川人能不能干？这说明温州人具有超前的发现力和极强的适应能力。
一位酒泉人说：什么是发展，什么是致富？自己捧上铁饭碗就算是发展了吗？要说体制落后，整个西部地区的体制都差不多，同样的落后体制，同样的恶劣环境，为什么仍然有很多先富起来的人？大多数人都只是等待着自己被政府发展，而不是主动地去发展自己。思想不能解放，观念不能更新，谈何发展？我们始终要明白，机遇总是属于勤奋而且善于思考的人，我们应该主动去学习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学习他们的思考方法，多从自己的思想上找差距。
一位西部人比较温州和西部在观念上的差异，他说：“温州人思想观念和市场观念同我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在：第一，温州人勤，凡是我们不愿意干的活他们都干，而我们懒，放不开手脚，不愿意创新。第二，温州人快，我们慢。温州人快，表现在他们在政策上的灵活性。我们慢，表现在观念“慢”。当温州人已经灵活运用国家政策的时候，我们还在认真学习，就如何贯彻还在下大力气布置。温州人是站起来就干，我们是坐下来就学；温州人是边干边学，我们是就学而学，转化不成生产力。等人家已经干出了模样，我们已被甩出一大截。第三，温州人讲效益，我们讲经验。
温州人不为总结经验而干，他们为发展而干。我们习惯于做出一点成绩，摸索出一些经验而停顿一下，拿经验当成绩。
１９９６年，重庆市朝天门市场的一些开发商到温州招商，当地的许多商户担心让精明的温州人登门无异于“引狼入室”。有人甚至指责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在培育、支持本地经营户上下功夫，却要拉温州人来与我们竞争，这纯粹是自家人砸自家人的饭碗。”然而四年来，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的本地人学到了东部人的先进经营理念，虽然东部人一批批到来，本地人非但没有丢掉饭碗，反而生意越做越大。市场管委会领导深有感触地说，东部人西进不仅带来了信息流、技术流，更激活了西部人的市场经济观念，如今重庆商户已从当初的抵制竞争转向参与竞争，在“碰撞”中实现了东部客商和西部客商的双赢。
我最近读到云南省统计局发表的该省２００２年第一季度私营经济发展的公报，受到很大的鼓舞。公报称：全省个体私营经济户数达７３万户，同比增长１０．４％；从业人员达１５０．４万人，增长１４．３％；注册资金达４２７．８亿元，增长６７．７％；个私经济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７６．０７亿元，增长１６．４％；上缴税金６．６亿元，增长１６．４％。
一个个枯燥的数字，反映了云南私营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情况。云南如此，西部的其他省市自治区当也如此。
各地经济迅速发展的状况，表明温州人能够创业致富，其他地区的人当然也能够创业致富。
因此，我们不应该为自己和自己地区暂时的落后而气馁，而是怀着一定能够改变落后面貌的必胜信心，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创业致富之路。
３．“上帝”让全国人民一起发财
提要：温州经济模式之所以保持活力，是因为温州人总能提前得到“上帝”的真经。“上帝”已经让有着强烈致富欲望的温州人走上了创业致富的康庄大道，它也一定会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大众依靠自己的辛勤创业，走上共同富裕的幸福大道。
温州和各地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文化是经济的发动机，创业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建立在过好日子的强烈欲望这一人类本性基础之上的创业文化，各地都有存在，尽管有着强弱之分，并具有自己的特色。观念的改变是生活改变的必要的前提，宣传、壮大、弘扬创业文化，理应成为各地区创业致富的先决条件，实现思想解放的主要内容。温州的事实还证明，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创业致富的冲天热情一旦释放出来，地区经济就会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因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市场而产生的种种困难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我国各地在民营经济获得不同程度增长的同时，创业文化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人们自主择业的热情开始增长。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曾对不同文化、不同职业的５００余位１５岁至５４岁的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在面对“你想当老板吗”这一问题时，８４．４％的被调查者表示“想”，其中高中和大学学历的较想自己创业，而１５岁至２４岁的居民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想当老板。当然，想当老板和着手创业仍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更不等于创业成功，但这足以表明城市中的创业文化已得到较大的提高，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摒弃求稳怕输、安于现状、不敢创业等传统观念。在创业者队伍不断扩大的同时，私营经济的禁区越来越少，活动空间越来越大，包括航空、水务、医疗、旅游、电讯在内的许多部门都开始对私营企业开放，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的私营经济必将进入新的大发展的时期。
有一篇文章，曾用精练的语言，总结温州模式成功的原因。它说：“温州经济模式之所以能保持活力，是因为温州人总能提前得到‘上帝’的真经。
温州之所以能跨越政治生死线，是因为遵循了客观存在的社会发展规律。”这里所说的“上帝”，指的是市场经济，它完全建立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依靠社会力量运行，并以市场的主人顾客的意志为转移。“上帝”已经让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并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温州人发了财，“上帝”也会让全国各地的人民一起发财。